这是现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的汉代悬泉龙凤画木牍。新华社记者 多蕾摄“跨时空传播”的古书
何谓“简牍”？中国古代在纸张普遍使用之前，简牍是主要书写载体。就考古发现所见，简牍主要流行在战国、秦汉以至魏晋时期。大致上承甲骨文和金文，下启纸质的写本和刻本文献，在中华文明发展、传承的脉络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独特的学术价值。简牍文献大致分为文书与典籍两类。就撰作意图和当时的流转情形而言，前者是在特定的范围或路径移送阅处，时效有限；后者属于追求“跨时空传播”。“值得注意的是，文书如果流传到后世，则会褪去其即时、实用的色彩，转化成历史资料和文化资源，从而蜕变为典籍。”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简帛研究中心主任、“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专家委员会委员陈伟说，出土的战国、秦汉、魏晋时期的简牍文书，是记录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珍稀文献，应与思想文化典籍一样，纳入当今古籍的范畴。大致比较细长的竹木薄片为简，相对宽厚的竹木板为牍。由于材料容易获取，制作、书写简便，可以用绳线编连成册，从而承载长篇文献，还可通过刻齿、剖符、封缄附加防伪、保密等机能。因而，在纸张通行之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惟殷先人有册有典。”由于“册”字形似简册，学者多相信商代已使用简牍。《诗经·出车》咏叹远征的军人“岂不怀归，畏此简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记崔杼之乱时，“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均可看作西周、春秋时使用竹简的可靠记载。
这是3月6日拍摄的荆门市博物馆新馆内仓库存放的楚简原件。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胡竞文摄目前发现的最早实物是战国中晚期的楚简，其后的秦汉魏晋简牍均有大量出土。西汉纸已有多次发现，居延、敦煌、放马滩等地所见还带有文字或地图，明显用于书写。有专家推测，在东晋末年纸张成为官定书写载体之前，简牍还在大量应用。而“简”与“牍”之间也有较为鲜明的特征和功能区别。我国南方盛产竹子，所以目前发现的多为竹简，而西北地区气候干燥，竹子较少，多为木质简。两行比简稍宽，一般约2厘米，宽度是单行简的2倍，又因每简书写两行文字，称为“两行”简，既可以编连，也可以单独使用。牍是比“两行”简还要宽，有的可宽至6厘米，长度多与普通简相同，多为木制，用来写信、契约或抄录医方、历谱等，墓中发现的牍大多用来记录随葬的物品目录。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介绍，为了更好地防范泄密，写好的简牍要用绳结捆扎、泥封钤印。尤其是公文书写完毕后，为防止在传送过程中被私自拆阅，要在写有公文的简牍上面盖一块被称为“检”的木板，然后用绳子将检和公文简牍捆扎在一起，在检上放封泥，再在封泥上盖上负责官吏的印章封检的过程，也是成语“三缄其口”的由来。此外，由简牍书写的古书都是先卷起来的，阅读书籍，就要打开卷册，这就叫“开卷有益”。在甲骨文中，汉字“册”好似用绳将一枚一枚的简札编连起来的样子。为了在编连时将竹简固定住，竹简的侧面刻一个三角形的契口。按照简的长短，又有二道编、三道编，以至四道以上的编连形式。孔子因为喜欢读《易》这本书，把串联简册的编绳磨断多次，后人就用“韦编三绝”这个成语形容读书刻苦勤奋。时至今日，一些书籍的书写格式及写作方法，依然承袭了简牍时期形成的传统，许多因简牍而形成的成语典故也流传至今。如“册”“篇”“编”“连篇累牍”“韦编三绝”等，都与简牍的形制有关；“*青”“汗青”“罄竹难书”等则与简牍的制作和用材有关；“删改”“刀笔吏”等则与简牍时代的文具书刀有关；“合同”“尺牍”“封缄”等则与简牍时代的文书制度有关。
这是在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简牍，目前收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资料图片）。新华社发“断章”“片言”里的中国智慧
战国秦汉时期处于我国历史嬗变的重大节点。“协和万邦”的商周王朝，经春秋争战、战国兼并，走向实行郡县制的秦汉统一帝国。私学勃兴，著述蜂起，其时创造的典章制度和经籍文化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简牍作为这一历史进程的原始记录和直接遗存，具有传世文献无可比拟的特别价值。调查显示，湖北共出土战国楚简、秦汉至六朝简牍共82批、25000余枚，估算超过50万字。其中发现于湖北的包山楚简、郭店楚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等，都是震惊国内外学界的重大发现。以郭店楚简为首的文化典籍、张家山汉简《算数书》等科学技术文献、睡虎地秦简等法律文献，均是仅见于本省出土的珍稀孤本，对于探讨儒家及诸子经典的早期形态及其演进、传播，具有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在海昏侯墓出土的5200余枚竹简中，占比最大的一部分是儒家经典及其训传，其中不乏几种失传版本或较早版本，对于研究儒家学说及其经典的传布、演变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北京大学出土文献研究所所长朱凤瀚说，如《诗经》1200余枚，为人们提供了现今所见存字最多的《诗经》古本。又如《论语》500余枚，保存有“智道”篇题和一些不见于今本的简文。还有《春秋》100余枚，是考古发现的春秋经传的最早实物，为了解这段历史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智慧浪漫的楚国人热爱音乐，几十年来楚地考古发现大量钟、鼓、罄、琴、瑟等乐器，以及描绘乐舞场景的纹饰图案，但是一直未见乐谱。2021年，考古工作者在荆州王家嘴的楚墓中发现3200余枚战国简牍，其中160枚包含音乐符号的简牍被暂命名为《乐谱》。其简文主要由天干和一部分简洁符号组成，推测为一串丰富的节奏韵律，它们的出土使后世有望“聆听”到2000多年前的音乐。
这是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简展厅内的一景（3月6日摄）。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胡竞文摄陈伟指出，早前因为出土数量不足，且大多支离破碎，简牍在学术研究中的意义一般只说是证史、补史，处于辅助、补充的地位。现在由于资料的积累，尤其是有像睡虎地秦简、里耶秦简、张家山汉简、胡家草场汉简那样数量多、保存也比较好的大宗材料出土，通过适当整理和互勘合校，简牍文献已经在边防制度、文书制度、律令体系等研究领域成为主要的史料依据，甚至是唯一的资料来源。在“简牍大省”湖南，考古发掘出土简牍20多批、20多万枚，占据了全国简牍出土总量的三分之二。里耶秦简揭示了秦朝基层社会的真实面貌；马王堆汉简、走马楼西汉简、五一广场东汉简等记录了汉朝时期的社会风俗、社会政治制度等；走马楼三国吴简展现了三国时期长沙人的生活图景。同时，这些秦汉简书体样式丰富，字迹优美、气韵生动，是研究中国文字演变和书法艺术的重要材料。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简牍整理工作人员杨先云说，传世文献主要记录了中央、王侯将相的故事，但很少能够看到当时市县、乡里普通民众的生活，关于“小人物”的只言片语往往只见于史籍里的零星介绍。但是湖南出土简牍中记载了大量普通“小人物”的信息，生动展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杨先云举例介绍，里耶秦简中有12枚秦代追债文书，记录了12名士兵因罪罚等缘故欠了官府钱，但因家中贫困无法偿还的故事。因为秦代异地驻守的政策，这些士兵们驻守服役在迁陵县，原籍所在的官府发文书追讨到迁陵县府，要求迁陵县官员按照律法继续向士兵们追讨欠款。沅陵虎溪山汉简《计簿》中，则记载了汉初沅陵侯国有1612户、6481人，其中包括924名未成年人。侯国一年收缴算赋，即成年人的人头税，共有52万6483钱。“湖南出土简牍贵在详述了‘小人物’的生活故事，以小窥大，从地方看全国，是对当时法律、经济、思想史的一种对照，弥补了传世文献记载的空白。”杨先云说。2000年前，古丝绸之路上有哪些动人的故事？考古发现的简牍，令这些清晰记录在中国汉代档案文书中的“交流密码”得以重现。20世纪90年代初，考古人员在甘肃省敦煌市发现西汉敦煌郡所设的悬泉置遗址，出土大量的汉简，其内容涉及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邮驿、交通等方方面面，真实记录了古丝绸之路使者往来经贸交流，弥足珍贵。2014年申请“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世界文化遗产时，相关简文内容补充了申遗材料。悬泉汉简中有一册被学者命名为《康居王使者册》的汉简极为珍贵。这枚简册由7枚简编连成册293字，记录了公元前39年康居王使者等一行人前来向西汉朝廷献贡骆驼时遇到不公后反映问题，朝廷受理解决的经过。“简牍所记载的两汉时期和西域诸国交往交流交融的细节，没有经过史官编纂修改，是最真实的内容。在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新时代，是阐释中国文化、中国精神的最佳史料。”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说。海昏侯墓出土170余版木牍中，整理出一份珍贵的“除国诏书”，记录了刘贺去世后海昏侯国被除国的全过程。这也是迄今发掘出土的首份西汉国除诏书实物。“木牍中的信息透露了海昏侯国被除国前召开了二千石及以上高官出席的公卿会议进行讨论，不仅经过群臣奏议，还要百官列名。”据整理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杨博介绍，汉代郡国并行，诸侯国众多，它们都是当时的社会单元，值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