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物喜，以己悲，人之常情。如春和景明，则心旷神怡，宠辱偕忘。若阴风怒号，则满目萧然，感极而悲。外在的物质基础、人生境遇、周围人的态度、语气常常能够影响人自身的心态。这是很自然的，也是很初级的阶段。
然而范仲淹提出“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种洞察世事后的豁达与超脱，一种经历岁月打磨后的沉着，一种能够不被当前暂时环境所困扰的明智选择。与自然而然的初级阶段不同的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开始用经验和练达来为现实生活提供安全感。
我想起歌手朴树唱的《平凡之路》中的歌词:“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我想这首歌与上文的境界相近相似。但是转念一想，全篇的感受好像都离不开主语说“我”或者说“自己”。
范文正的文章没有停留在原地，他用犀利的文笔接了一句“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是一种较高境界的换位思考:当人能身处高位，享种种便利时却不忘国之根本，心系基层群众之困难；当某些人到了饥寒交迫，穷困潦倒的境遇时候却能来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些来自不同时代的声音能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应该就是:推已及人。与前两个境界不同的是，在或喜或悲的自我感受境遇后，身为思想主体的人想到了与自己不同的个体或者集体，并且争取有所贡献。
《岳阳楼记》闻名天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意思自然不用多讲，然而“忧乐天下”的水平与推己及人、换位思考相比，有些更深的层次境界在里面:一个人如果能够不计较暂时的荣辱得失，不计个人情感好恶，不单谋个人利益而决然投身于自身所信仰的事业和所服务的集体，那么这个人的境界格局一定是很高的。
就具体历史而言，那就是大渡桥横铁索寒，红军指战员迎刃而上时，滚滚的激流江水和迎面而来的强大炮火，不能使其失去对中国革命坚决到底的坚定信念；那就是八千里路云和月，以钱学森、郭永怀为代表的爱国科学家集体，放弃豪车别墅、优渥生活与学术前途，毅然冲破层层阻碍，回到历经百年沉沦尚且一穷二白的故国土地，与黄沙作伴，于荒漠探索，十年终破千秋梦；那就是遍地英雄下夕烟，全国数百万计的驻村扶贫干部，沉下身子去基层一线做实事，让百姓群众感受到最真切的政策执行。时至今日，全国超过1800名干部牺牲在脱贫攻坚一线，只为一个执政党对人民群众的一句承诺。他们又何尝不是自己父母的好儿女，又何尝不是千千万万个小家的顶梁柱。
青山忠骨在，马革裹尸还。
我的领导长辈曾对我说:“如果哪天你遇到了心酸委屈，甚至是冷眼、鄙夷、嘲讽、排挤、辱骂时，你都能够面不改色，不急不躁将工作做好，那你就真正地成熟了。”愚笨的我一直以为这是关于个人情绪修养的鞭策。
在细雨薄雾中，在云湖远山中，在双脚并行中，我突然顿悟到：原来这其实是仅仅关于个人格局大小，而非个人情绪修养高低的目标修炼。如果能够为有益于整体的事业而坚持付出，不计暂时得失，不计虚名好恶等等，那么一个人也就能全心全意做好一件事了。一瞬间鲁迅先生那些力透纸背的话在脑子中浮现，原来这就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历史上范仲淹写作时并没有来过岳阳楼，鲁迅先生也从没有看到百姓苍生的今天，但伟大的思想家总是相通的，伟大的事业总是从“自我”走向“小我”，再达到“无我”，方能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不畏浮云遮望眼，不计得失荣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愚公移山精卫填海，日以继夜日拱一卒，终能铁杵成针，水滴石穿。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微斯人,吾谁与归？作于辛丑年三月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