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实际上有多少篇,《诗经》现存多少篇

说起《诗经》，几乎每个中国人都能说上几句。比如，《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305篇（实际上共311篇，其中6篇被称为笙诗，只有标题，没有内容）。又比如，风雅颂，赋比兴什么的。了解得再多一点的人，还能随口就背出《关雎》《蒹葭》《硕鼠》等等著名的篇目。

《诗经》也是出版界的热门题材，每年都有不少关于《诗经》的出版物面世，但是质量良莠不齐。最近，看了李山教授所著的《大邦之风》，我才发现，原来我对于《诗经》的认识大部分是不准确的。而家里有关《诗经》的几本书，应该马上丢进垃圾桶去，还是有害垃圾那一个桶。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主讲央视《百家讲坛》，系中国诗经学会常务理事，致力于《诗经》研究三十余年，出版有多部《诗经》相关著作，《大邦之风》是其于2019年由中华书局再版的著作。

李山教授

据考证，《诗经》中所收集的诗歌，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跨度500年，距今已有2600-3100年时间。而且，与一般的诗“每个字都认识，但放在一起不知道什么意思”不同，《诗经》里很多字我们直接就不认识。

这样一部年代久远且多生僻字的诗集，跟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吗？答案是有关系，不但有，而且关系大了。

抛开《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头不讲，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词语，其实都来自于《诗经》。比如我们表白时常说的“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出自《邶风·击鼓》，“信誓旦旦”出自《卫风·氓》，“鹊巢鸠占”出自《召南·鹊巢》，“忧心忡忡”出自《召南·草虫》，“如日方中”出自《邶风·简兮》，“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出自《王风·采葛》，“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出自《王风·黍离》，等等。

此外，《诗经》也是中国人取名的重要来源。唐朝宰相杜如晦的名字出自《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北宋词人周邦彦出自《郑风·羔裘》“彼其之子，邦之彦矣。”大军阀阎锡山的名字出自《大雅·江汉》“锡山土田。”我国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的名字来自《小雅·鹿鸣》中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长在笑点上的白凯南，出自《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心。”连郭敬明都是出自《鲁颂·泮水》“穆穆鲁侯，敬明其德。”我有个朋友的孩子叫周岂衣，出自《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你们常逛的宜家，则出自《周南·桃夭》“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屠呦呦

所以，《诗经》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你随口说的某句话，你身边的某个朋友，都很可能出自《诗经》。

我们都知道，《诗经》分成风、雅、颂，其中雅又有大雅、小雅之分；而《诗经》的写作手法，主要有赋、比、兴三种。风、雅、颂、赋、比、兴，被统称为“诗经六义”。

一般认为，“风”是指地方乐调。“十五国风”，就是这十五个邦国的民歌。这个说法最为流行，也是最受赞同的。十五国风总共160首，数量最多，被认为是《诗经》中的精华，反映了古代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

这种说法无疑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并不全面。周代专门设有采诗之官，每年春天，这些采诗官就摇着木铎（一种响器），深入民间去收集歌谣。他们是从事文化工作吗？显然不是的。在当时的社会发展状态下，统治者最关注的的显然是政治，而不是文化。

木铎

其实，采诗官的真正任务是体察民情，因为这些民间歌谣，反映的是民间疾苦，是老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采诗官把这些作品采集整理后，交给乐官谱曲，再演唱给周天子听，作为施政参考。民间当然也希望他们的心声能够传到天子那里去，所以会很积极地在诗歌里突出这一部分内容。古时候“风”也通假“讽”，委婉劝谏的意思，比如《邹忌讽齐王纳谏》。

而对统治者来说，“风”是“风化、风教”，希望用好的“风化”教导民众，最终目的当然是为了巩固统治。

“雅”相对简单一些。《雅》共105篇，其中《大雅》31篇，《小雅》74篇。《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是宫廷宴会或朝会时的乐歌。

我们现在说“典雅”“高雅”“文雅”，但《诗经》里的“雅”是什么意思呢？《毛诗序》说：“雅者，正也。”“正”，也就是“标准”的意思。我国最早的一部辞书叫作《尔雅》，“尔”通“迩”，近来的意思；“雅”就是“正”，雅言的意思，跟《诗经》是一样的。

由此可见，“雅言”就是标准语、普通话。西周是从陕西起家的，定都镐京（现属西安），所以西周的普通话就是陕西话，秦腔就是国乐。放到西周，风情万种的同福客栈老板娘佟湘玉所说的“额滴神呐”，那就是妥妥的普通话啊。

佟湘玉

《论语·述而第七》中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孔夫子是山东人，但是他的三千弟子来自四面八方，所以他老人家在一些正式场合以及上课时，不说山东话，而是说普通话。只不过这时候已经是东周，首都已经迁到河南洛阳了，普通话也就变成河南话了。孔夫子在上课时，突然冒出一句“咦……弄啥嘞”，也不是不可能的。

“颂”就更简单了，是歌颂祖先功业的宗庙祭祀之乐。《颂》诗共40篇，其中《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朱熹《诗集传》说：“颂”与“容”古字通用。阮元《揅经室集．释颂》解释，“容”的意思是舞容，就是赞美“盛德”的舞蹈动作。所以，“颂”不仅仅是唱的，还需要有伴舞。

现代人拜祭先人，鞭炮也不能放了，到墓前填点土，拔拔草，擦一下墓碑，放束花，再鞠个躬就完事了。讲究一点的可能还洒一杯酒。但古代人祭祀先人，特别是王室祭祖，那可是大事。唱歌跳舞奏乐，一个都不能少。既要歌颂祖先的功德，也要汇报子孙的业绩，表明自己没有辱没先人。因为，干得不好，死后是不能进祖庙的。

至于赋比兴，则是《诗经》的三种主要表现手法。“赋”就是叙事，直接铺陈。比如，“给你买最大的房子，最酷的汽车，走遍世界每个角落”（TFBOYS《宠爱》），现在的孩子就是这么直接。“比”就是比喻。比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儿，怎么爱你都不嫌多”（筷子兄弟《小苹果》），老男人则喜欢装嫩。“兴”就是托物起兴，在说真正想说的内容之前，先说点其他的，然后借以联想，顺理成章说出。比如，“入夜渐微凉，繁花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张碧晨&杨宗纬《凉凉》），前面一大段都是为了引出后面的“相思”。

作为我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按风、雅、颂先后顺序编排；但从成诗年代来看，正好反过来，先有《颂》，后有《雅》，最后才有《风》；而文学性，则是越后面出现的越高。也就是说，这五百年间，诗歌终于从宗庙祭祀的歌唱，变成了表达思想艺术的文学作品。

所以，《诗经》是我国文学艺术的起源，是中华文化的家底，是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诗经》的文化价值显然不止于文学一端，其历史、民俗与礼乐价值等，也是相当可观的。另外，《诗经》还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诗经》中大量出现的“鸟兽草木之名”，说明当时的中国人在动植物分类学方面已经有很深的造诣了。难怪前苏联汉学家费德林称赞：“《诗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独具一格的百科全书。”

但《诗经》的价值绝不止于此。前文说过，当时的统治者，是不会为了文化目的去采诗的；而孔子也不会仅仅为了文化目的去编订这么一本书，更看重的应该是它的社会功用价值。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一句话说明白了《诗经》的社会功用：可以激发个人志气，可以观察社会与自然，可以使人懂得结交朋友，可以使人懂得讽谏上级。

孔子还有一句话：“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熟读《诗经》三百篇，交给他政事，却办不通；派他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即使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处呢？可见，在孔夫子看来，熟读《诗经》，不但可以有助于处理政事，还有助于处理外交事务呢。

所以，《诗经》其实是通过它的文学价值，来达到社会功用的目的。这么一说是不是觉得很熟悉了？“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诗经》就是我国古代“五个一工程”的优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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