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英雄：共产党人，永远年轻”系列报道①
李大钊：青春无尽，自我无尽
文/本刊记者 刘善伟
1949年3月的一天，*率领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从西柏坡出发赶往北京。望见古都城垣时，*感慨地说：“30年了！30年前……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可惜呀，他已经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在哪里呢！”
*提到的，正是年轻的李大钊同志。
李大钊1889年出生于河北乐亭县大黑坨村。1907年，李大钊考入位于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李大钊仍感自己学识之不足。１９１３年冬，李大钊获资助前往日本留学，学习日语和英语。１９１４年９月，李大钊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学部。留学期间，他开始接触社会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学说。１９１５年１月，李大钊针对日本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 起草了通电《警告全国父老书》，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抗议斗争，他也因此成为著名的爱国志士。由于参加革命活动，他的学业耽误了，1916年，李大钊不得不中止学习返回祖国。
李大钊
1916年回国后，27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上发表了《青春》一文，表达改变国家、社会的决心，体现了慷慨悲壮的气魄。文中写道：“以宇宙之生涯为自我之生涯，以宇宙之青春为自我之青春。宇宙无尽，即青春无尽，即自我无尽。”“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李大钊的文章《青春》 愉泓 摄
1918年1月，经章士钊向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推荐，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
李大钊对中国的不朽贡献在于，他将马克思主义思想引入中国。1918年10月，29岁的李大钊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发表了《Bolshevlsm的胜利》《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这些文章较早地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干货满满，今天读来，仍能感受到他的远见卓识。
在文中，李大钊写道：“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是人道主义的胜利，是平和思想的胜利，是公理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Bolshevism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二十世纪新潮流的胜利……是马克思（Marx）的功业……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罢了。Bolshevism这个字，虽为俄人所创造，但是他的精神，可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精神。所以Bolshevism的胜利，就是二十世纪世界人类人人心中共同觉悟的新精神的胜利！”这些判断虽然尚未真切而普遍地在这个星球完全实现，但无疑已被后来世界各国探索形形色色社会主义、福利社会的进程所证实。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下，《新青年》革命色彩更为明显。1919至1921年上半年﹐《新青年》发表有关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和工人运动的论文和翻译文章达130余篇。李大钊负责编辑的第六卷第五号﹐办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专号”。这期专刊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简明透彻地介绍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也充分见证了李大钊对现代文明经典著作的阅读视野。
《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发表李大钊的文章《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愉泓 摄
1910年前后，在中华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大背景下，李大钊充分阅读了世界范围内探寻国富民强的经典著作，这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中充分体现出来。他这样评价亚丹·斯密的《原富》（也被翻译为《国富论》）：“个人主义经济学……《原富》的亚丹·斯密(AdamSmith)是这一系的鼻祖。亚丹·斯密以下，若马查士(Malthus)、李嘉图(Ricardo)、杰慕士·穆勒(JamesMill)等，都属于这一系。把这一系的经济学发挥光大，就成了正系的经济学，普通称为正统学派。从生产一面讲，各人为自己的利益，自由以营经济的活动，自然努力以致自己的利益于最大的程度。其结果：社会全体的利益不期增而自增。”
够简明扼要吧？几百字就把西方古典经济学派说得清清楚楚。不是广泛阅读且具备顶尖学术分析能力者是做不到的。
分析完了西方古典经济学派，李大钊进入主题：“ 以后的经济学，要以劳动为本位，以劳动者为本位了。这正是个人主义向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过渡的时代。”
社会化大生产无疑是人类社会正在破解的难题，当下兴起的信息经济，莫不以解决社会问题、人民幸福的痛点问题为突破口。而这些，李大钊在一百年前就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分析出来了。
李大钊接下来的论述更为精彩：“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有二要点……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我们可以称这些精神的构造为表面构造……其二是说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社会组织即生产关系，也是与布帛菽粟一样，是人类依生产力产出的产物。”是不是很熟悉？没错，就是当下人人皆知的“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当时，李大钊便能在浩如烟海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直拣真金，一语中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见解之深可见一斑。
李大钊作为《新青年》的编辑，更深入且直接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的结合，李大钊与*革命友谊坚固，他深刻地影响了*，成为一代伟人成长的思想领路人。
1919年底，*第二次来北京，李大钊向*介绍了许多共产主义文献和关于俄国革命的书籍，并介绍*加入了“少年中国学会”，还把*引荐给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些发起人如邓中夏、高君宇、罗章龙等。*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1920年3月，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秋，他领导建立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和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积极推动建立全国范围的共产党组织。
1921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李大钊同志为建党所作的重大贡献，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会议上，李大钊对“不能党中有党”的说法毫不退让，真诚地解释了共产党的做法；*则趁机要求停止讨论，即付表决，反对国共合作的提案被成功否决。
中国革命后来能够胜利，一个重要原因是选择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李大钊在1919年2月发表的《青年与农村》一文中便分析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业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李大钊在1925年发表的《土地与农民》一文，更提出了“耕地农有”的主张，*把其编入《农民问题丛刊》，作为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