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演通论》作者：王东岳先生
引子：广义与狭义谈到哲学，有广义与狭义之分。
广义的哲学，借用《易经》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可用于涵盖任何达到“形而上”的思维。
所谓“形而下”，就是直观看到的事物；所谓“形而上”，就是超出直观的思维。举个例子，在生活中，我们能见到各种具象的马：黄马、白马、胖马、小马、母马等；而在头脑中，当马的视觉形象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立即得出马的观念，这个观念就是形而上的最初级的抽象。
从这个意义来讲，广义的哲学，基本上等同于人们日常生活中所用的哲学一词，涵盖了任意抽象的思考。
狭义的哲学，基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研究，仅见于古希腊。钱钟书先生曾在《围城》一书中，以开玩笑的口吻说到：“中国只有哲学家学家，而从来没有哲学家。”
所谓“哲学家学家”，即研究某一个哲学家的学者，比如尼采专家、康德专家等。真正的哲学家，研究的是狭义哲学，即在通常人思维够不到的那个深点上进行讨论的学问。
我们还是通过哲学家们自己的话语，来看看到底什么是狭义哲学吧。
德国哲学家，亚瑟·叔本华，这样指出哲学探讨的起点：
对一个人而言，假如他看见的众人和万物，都不曾时时看上去仅仅是幻象或幻影的话，他就不会是一个拥有哲学才能的人。
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这样评价智慧：
究竟有没有智慧这样一种东西，还是看来仿佛是智慧的东西，仅仅是极精炼的愚蠢。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这样介绍哲学家的精神状态：
对自然万物，任何事物始终保持惊异和追问感，才是哲学的起点。
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这样说明哲学家的事业：
哲学家的事业，正在于追究所谓自明的东西。
英国作家阿道司·赫胥黎，这样描述西方哲学家和科学家的主流知识观念：
不可知论，是唯一可靠的哲学。
由这几位的观点，容易看出，狭义哲学和我们日常理解相去甚远。
接下来，让我们仍然从古希腊说起。
古希腊的追问三种用智方式
谈到古希腊，首要的问题是，为什么狭义哲学，仅见于此地呢？
这需要从人类的三种用智方式谈起。
第一种方式，叫信主。其基本思路，是在宗教信仰下整理文化。
自远古迄今，人类的主体部分，都有着信主文化。也就是说，世界是由造物主缔造的。只要确信这一点，一切问题都得到化解，因此用不着探究。
信主文化，会对人类的智慧运用产生明显的遮蔽和压抑。当神学将世界的终极归咎到造物主那里之后，随后的哲学追问，只能是造物主是如何操纵世界的。因此，早年的哲学，变成了神学的婢女。
有趣的是，这种对神学展开哲学追问的现象，仅见于古希腊。而在世界其他地方，神学本身停留在追问终结状态，也就是神已经把所有问题回答了。
古希腊人，信的是众神。但古希腊的神，非常接地气，拥有着与人类一样的*与弱点。实际上可以说，古希腊的众神，是人格在天空舞台上的另一重展现。因此，古希腊的神学，不构成思想压抑的状态。
不仅如此，古希腊的神学，反而成为古希腊哲学家智慧调动的一个启动点。
对此，苏格拉底曾经就古希腊哲学与神学的奇特关系，做过精辟的总结：
当人用智慧调动到极端，追问到神那里，仍然不肯罢休，而要搞清神的能力所在的时候，就是哲学探讨问题的开端。
第二种方式，叫重德。
中国古代，作为最典型的农业文明，见证了单位土地所能够承载的人口数量，成百倍的增长。人口暴涨，而土地资源却是有限的，于是带来强烈的人际关系和资源关系的过度紧张。
这就导致中国先秦时代的先贤们，把自己的全部精力，集中在人伦问题和社会问题的探讨之上。他们的思想，表达为人际关系的整顿，因这一脉学问的重点在于道德讨论，因而称为重德。
重德文化，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色和基础，进而堵塞了其他智力调动的通道。产生的结果就是，自先秦时代，一直到1840年鸦片战争，中国学者很少有过对自然学的整体追问。
重德文化，对中国思绪的明显遮蔽，体现在孔子的一句名言之中：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伦理道德之外的思绪，被孔子称为异端，并号召大家对其进行攻击，从而消除异端思想所可能带来的危害。由此可见，在重德时代对思想压抑的程度，何其之重。
第三种方式，叫爱智。
爱智，就是哲学一词在希腊文中的本义。在日常生活中，智慧的调用主要是在实用层面，所以称为学以致用。然而，古希腊哲人认为，但凡能够应用的学问，它就是学问的完成态，不再构成学者应该继续追究的课题。
这种只研究不能用的东西，纯粹的无用之学，才叫哲学。在这一点上，它和中国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思路，刚好相反。
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会这样说的原因：
我听过许多人谈话，在这些人中间没有一个人，认识到所有的人都离智慧很远。
因而，爱智是一种智能运动的非常规特殊调动方式。
人类的智力，和其他身体器官一样，是有功能储备的。我们所有人在正常情况下，是做不了这种功能储备调用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智就是对智力功能储备部分加以调动。
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狭义哲学的爱智，指的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调用的寻常智慧，而是调动深层的智慧潜能。
作为“物理学之后”的古希腊哲学，与中国古代的“形而上学”这个词，从字面层面看起来几乎完全一致。然而，两者的内涵却有很大不同。
中国的形而上学，不做智慧储备的极端调动，仅表达为意识对直观的初级整理。而“物理学之后”的哲学，指的是对直观物理现象之后的智慧形态进行精密琢磨。
因此，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曾经说过：
哲学，需要有自己的专用符号系统。
这说明，哲学的思境不在日常思境之中，以至于哲学的表述，用日常语言都不足以进行。
为何是古希腊
了解了三种用智方式之后，很自然地会问：为什么爱智成为古希腊的首选方式呢？
古希腊地图
简单来说，答案是：由古希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
首先，古希腊地貌多山石、土壤贫瘠，同时雨季在冬天、旱季在夏天，共同导致农业文明难以展开。而地中海，作为欧亚非三大陆包围的内湖，具有极为便利的经商交通条件，这就导致半农业、半工商业文明得以展开。
其次，工商业文明的发展，与农业文明相比，需要更高程度的智力调动。同时，腓尼基人在环地中海地区广泛的贸易交流中，缔造了拼音文字。而拼音文字，是造成语法逻辑思维结构的前提 。
再次，古希腊的地理结构是碎片化的，由诸多半岛和岛屿组成。因此，它形成了独特的、无法完成政治一统的生存结构。古希腊文明，因而成为典型的城邦文明。
综上，碎片化的地理结构，不利于农业、但有利于工商业发展的经济基础，以及非统一性的城邦政治格局，共同缔造了古希腊思维的开放，和思维多样化的交流。
在各个不同城邦和不同地域，可以发生不同的思绪，然后在便利的交通条件下，不同的思想不断地发生碰撞与交流，激发起智慧潜能的充分调动。
这一切，共同为古希腊哲学的诞生与茁壮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客观基础和外部条件。
因而，哲学在古希腊的发生，不是由少数人设计的，而是由特殊的生存结构所决定的。
哲学与逻辑假设与证明
西方文化，基本的展开形式，叫假设与证明。
所谓假设，即我不承认我所看见的是实在，它只是假象或者现象。既然我看到的都是假象或现象，那么实在和真存是什么？
于是，我就只能假设。有了假设，自然就需要证明。而且，既然是假设，眼见为实的证明，当然无效。因为眼见的东西都是假象，所以不足以作为证明。
因此，假设之后的证明，就绝不是常规状态下的思境和见识的总和。
实际上，假设才是人类智慧深度调动的关键点。试想，今天我们所熟知的文明成果，哪一样不是假设的产物。
而正是对假设进行证明的需求，引发了逻辑学的开端。
经典的哲学与科学巨著，比如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及王东岳先生的《物演通论》，整本书的核心内容都是证明。
由于证明是纯逻辑环节，是一环套一环、不能有任何缺环的过程，所以读起来特别费劲。由此引发，一切学问与知识，实际上是假设和证明的产物。
概括来讲，纯逻辑的假设，加上纯逻辑的证明，共同构成哲学和科学追问的开端。
逻辑的规则
既然假设的证明，不能依赖于感观，而是依赖于逻辑，这就要求逻辑的运行必须要有严谨的规则。因而，假设与证明，所使用的逻辑，也被称为精密逻辑。
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门逻辑学，就是亚里士多德创造的形式逻辑。这里的形式，不是指事物的外形，而是指思想的形式，或者说感知的形式。
在人的思想形式里，2 2=4 永远成立。而这个给定的逻辑形式，决定了世界万物的假象，其实是被规定死的。从而，才能解释万物假象因何而流变，这是形式逻辑的内涵。
亚里士多德，给予逻辑的定义是，必然的导出。当素材给定的时候，你在逻辑上推演，结论是给定的。也就是说，结论被逻辑形式给定，所以逻辑形式才是核心与关键。
所谓形式逻辑，就是抽掉对象的具体要素，看逻辑形式怎样运行。对此，亚里士多德总结了三条定律：
- 同一律：即A=A；
- 排中律：即A是B，或者A不是B；
- 矛盾律：即A不是非A。
以后，由德国近代古典哲学家沃尔夫和莱布尼兹追加上第四律：充足理由律，就是当你做A、B等判断的时候，你的判断得有延续性的根据。
形式逻辑的四律，还可以从知性的角度，加以深入解读。所谓知性，是指生物体在识辨跟它生存相关的依存条件时，所不得不发生的判断行为。
知性是与感性相对的概念。对多个对象判别求断，谓之知性；如果判断的对象单一化，谓之感性。
从知性的角度，同一律表达的是，最原始的只能看见跟它生存相关的依存条件；排中律表达的是，同一律A=A不能保持，被复多对象B、C、D等所干扰的情形；矛盾律表达的是，A已经在排中律那里发生了动摇，需要在复多对象中识辨确定，识辨完成之后还得再度确认，识辨错误没有发生的情形。
当判断的对象进一步增多，甚至达到无穷之多的程度，我们已经无法在实体反应上面对无穷多的对象，产生推导反应和A=A的识别确认，于是我们必须把对象归类为概念，然后在概念上，而非实在对象上处理模型推演，然后再回归实物反应，这个时候理性就登场了。
也就是说，理性是把对象抽象和归类简化为概念，然后做软性推理反应，其目的仍然是对复多对象加以判断。只不过，这个时候硬态实物判断已经无从进行，必须在软态逻辑概念沙盘上运行，这叫理性。
更进一步，理性逻辑的高端状态，叫做理想逻辑。所谓理想，指的是纯粹推理之想，它纯粹在概念层面运行，而脱离了实物对象。比如，数字3，可以代表任何物体，但也不指任何东西，在实物对象上永远没有3，它只不过是一个纯粹的概念符号，它后面已经没有实物要素来支撑。
作为对比，当我们说杯子的时候，尽管也是概念，但其背后仍然有实物要素做支撑，也就是杯子这个概念并没有完全排除感性素材。因而，基于杯子的概念推理，仍然掺杂感性要素，并不像数字3那样，是完全纯粹的推理。
与亚里士多德的知性逻辑相仿，在理想逻辑层面，也有着类似的推理定律：
- 简一律：对应于同一律，即A系=A理；所谓A系，即达成A的一整个系列，比如哺乳动物，包含了猫、狗、虎、豹等；比如物理概念力，其动量形态可以表达为F=ma。
- 排序律：对应于排中律，即不再做排中，而是做排序，也就是把A和所有非A之间的关系理清；比如，达尔文用自然选择这一个原理，把所有生物排序为一个进化层级。于是，万物呈现为清楚的链条序列。
- 消矛盾律：对应于矛盾律，即A只为A，正在于它源自非A或导致非A，从而消除A和非A之间的断裂和矛盾；比如，达尔文谈进化，是从一个点导出另一个点，或者还原了一个点；比如脊椎爬行动物，往前可以归类为水生脊索动物，往后可以归类为两栖爬行动物。
- 追本溯源律：对应于充足理由律，即为避免多因素分析所可能带来的思维混乱，必须追本溯源到一个终极点上；追本溯源所达成的结果，实际上是对简一律的回归。
看到这里，我们就能够清楚地分辨出，人类高端理性逻辑，实际上是动物知性逻辑的顺势延展。人类的逻辑进展，是在知性逻辑、理性逻辑和理想逻辑一脉上的不断纵深和顺延发展。它的内涵，实质上是处理信息增量的差别。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类对逻辑的使用，主要有三大方式：
- 纯逻辑：比如，数学与几何学。问题在于，不知道纯逻辑与对象的关系，究竟是什么。比如，大量的数学模型在逻辑上成立，却找不到与外部世界的对应关系。
- 归纳法：比如，根据亚洲、欧洲、美洲与非洲的天鹅都是白色的，归纳出“凡天鹅皆为白色”的结论。问题在于无法穷尽所有的天鹅，因而只能证伪，不能证明。比如，澳洲就有黑色的天鹅，一经发现立即导致原先的结论崩塌。
- 演绎法：是归纳法的后续应用。比如，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所有人都会死（大前提），亚里士多德是人（小前提），所以亚里士多德也会死（结论）。问题在于，演绎法的前提由归纳法得来的，因而只能证明，不能证伪。和归纳法刚好相反。
看到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人类使用逻辑的全部三类方法，都存在着缺陷。因而，不能因为证明使用了逻辑，且逻辑推导过程没有错误，就认为结论是真理。
实际上，先天思维格律的规定性，导致感观素材基础上的逻辑推理结果，一定是在原来感观扭曲的基础上，进一步扭曲的思想性结论。
这样的一个用思维来考察感知序列，以及思想序列的反思过程，就是认识论的展现。
哲学与科学一脉相承
科学的诞生，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生活的时代。
在当时，所谓科学，实际上是博物学或者自然哲学分科化的产物。我们把这个分科之学，简称为科学。
亚里士多德，从实体论的角度详细探讨了分科之学。他把当时的知识，分为物理学、形而上学、生物学、政治学、伦理学等等，总数达19门之多。所以，亚里士多德可以说是科学的开端。
为什么自然哲学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必然引出科学的诞生呢？
这是因为，所谓科学，本质上就是哲学思想模型的大信息量、分科处理状态。比如，我们今天讲的数学与几何学，就是由毕达哥拉斯与欧几里得这一批古希腊哲学家缔造的。
当初，他们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创造科学应用工具，而是为了寻求世界存在的终极原因。因而，数学与几何学，从一开始就是纯粹的哲学产物，是形式因追究的终极结论。到了今天，它们成为整个科学工具最基本的思维方式。
再比如，原子论是当年古希腊哲人质料因追究的一个终极结论，也是纯逻辑推演的产物。到了19世纪，卢瑟福把它做成行星系模型，刻画成电子围绕原子核在空中运转的形态。直到今天，粒子物理学的前沿研究，仍然还在努力回答2500年前由留基伯和德谟克里特提出的问题。
罗素晚年，针对哲学和科学的一脉相承，在《哲学问题》中指出：
所谓哲学，就是对科学问题的前瞻性、非确定性讨论。
也就是说，这种提前对问题加以讨论，却不能达成精确而确定的讨论结果的状态，叫做哲学。换句话说，哲学问题，是科学问题的提前探讨，是信息量不足情况下的预讨论准备。
因此，哲学带有科学问题的前导和引领作用，构成科学后继展开的前驱角色。反过来，凡是不产生狭义哲学的地方，都不会产生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系统文化。
哲学与科学的深度融合，还体现在历史上的哲学大家，或者本身就是科学大家，或者对自然科学十分熟悉。
同时，在西方真正懂科学的人，他一定有基本的哲学思维在前面，进而导出科学的高深进展。
不仅如此，神学与哲学和科学，同样是一脉的思路。
神学与哲学的一致性，体现在对终极原因的探讨之上。古希腊哲人对于神是如何运作世界的好奇，直到导致了哲学思脉的蓬勃发展。
而区别之处体现在工具使用上，神学借助的是信仰，而哲学和科学则共同使用理性。同时，科学探讨的是具体的问题，从而与神学和哲学有所区别。
当今时代，人们之所以对哲学和科学内在一致性的体悟，不再如古人那般深刻，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对科学实用性的强调，以及实用科学教育的普及，导致人们的日常思维与哲科终极思维之间产生了显著的距离。
而只有通过历史的回溯，我们才能真正看清楚这一点。
逻辑变革
古希腊哲学家高尔吉亚，是宛如先知一般的存在。他曾经提出著名的三命题：
- 第一：无物存在；
- 第二：即使有物存在，也无可认知；
- 第三：即使有所认知，也无从言表。
惊人之处在于，这三点恰好说明了西方哲学在发展历史上，所经历的三次重大转向。
第一，与古希腊时期的本体论相对应，回答诸如到底存在是什么，有没有存在之类的问题。第二，与近代古典哲学时期的认识论相对应，即使有存在，也无法认识。第三，与现代哲学的语义论转向相对应，既然我们认识世界的方式是一个主观感知逻辑体系，那么这个逻辑体系的体现是以语言结构系统表达的，而语言结构系统有自己的内在规定性，这就导致语言的运行会超脱逻辑的羁绊，而走向自己独立的运行状态，从而导致对逻辑体系的扰动。
这样的一个演化历程，表达出哲学越来越脱离终极本源追问的深度。从追问世界的本源，逐步飘离到追问感知的状态，并再次飘离到追问语言的状态。这个状态，导致了西方哲学走向的逐步浅薄化的总发展趋势。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哲学家海德格尔提出要返回古希腊、重新追问存在的原因。
西方哲学的演化历史，清晰地表明我们所有的知识，都不是客观世界的直接反映，而是主观感知模型和主观逻辑模型。因而，任何宇宙观和世界观，都是一个主观逻辑模型体系而已。人类文明，不是铺垫在客观世界之中的，而是铺垫在思想家的思想通道之中的。
在这个过程中，康德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第一次明确指出，人类所谓的知识，绝不是外物的单纯反应，是外部信息和主观给定的感知规定性（先验规定格律）组合出来的一个系统。
如果没有感知系统、思想系统、逻辑系统的调动和训练，接受的不叫知识，只叫信息。如果先验感知系统，或者先验逻辑系统是有漏洞的，用它们来整理信息，就必然会带来知识的漏洞。因而，知识的本质，实际上就是信息的先验整理模型。
我们来看，爱因斯坦就宇宙运行，所给出的例子：
宇宙就像一个打不开外壳的钟表，永远不知道实际是怎样运行的。
我们一切做科学的人，只不过站在表外，不断地模拟宇宙之表运行的方式。
在这个例子中，宇宙的运行提供了信息的来源，而人类的知识，是借助先验的逻辑模型，对宇宙信息整顿的结果。
回溯宇宙论的发展历史，我们大概经历了五次重大的逻辑变革：
- 盖天说：天圆地方，远古时期人类基于直观提出的原始模型；
- 地心说：托勒密提出，符合人类的日常经验；
- 日心说：哥白尼提出，颠覆了人类的日常经验；
- 机械论：牛顿提出，由万有引力和三大定律组成，绝对时空观；
- 相对论：爱因斯坦提出，相对时空观念，颠覆了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
由这个例子，我们得出科学绝不是客观真理。宇宙之表是打不开外壳的，我们看着宇宙运行，只不过做了一个逻辑模型，然后去揭示它运行的可能方式。
既然知识就是逻辑模型，那每一次的认知升级，实际上就表述为逻辑模型的更迭，即所谓的逻辑变革。
而逻辑变革的主要推动力，来自于新的宇宙信息的发现，从而对现有逻辑模型构成挑战。这就使得哲学家与科学家，需要在信息增量的基础上，构建出更具包容性的新的逻辑模型，来加以解释。
值得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哲科学者所提出的逻辑系统，需要和客观本真达成融洽。我们将在下一节，做进一步阐发。
真理与正确
我们知道，西方主流的知识观念是不可知论。不可知论成立的前提，是默认了我们能够获得真知。由于我们的知识，受到主观规定的约束和扭曲，而不能得到真知，因此认为不可知。
然而，“知”如果不是为求真而设定的呢？
在这一点上，王东岳先生提出了重大的创见：
知不是为求真设定，而是为求存设定的。
在递弱代偿理论中，万物的演化进程，就是感应属性的增益进程。比如，在基本粒子层面，负电荷的电子，与正电荷的质子之间相互感应。分子层面，酸根与碱基相互感应。在细胞层面，细胞膜的跨膜电位差异所引发的生物电冲动，发展出神经细胞的感知。从基本粒子、分子、无机物到有机物的演化过程，感应属性越发丰富。
在感应的过程中，实际上并不能发生真感。比如，电子与质子感应之后，变成了电中性。酸根与碱基感应之后，变成了盐。人类的视觉，将可见光的能量感应成明度，将可见光的波长感应成颜色。人类的听觉，将机械波的振动感应成声音。人类的嗅觉和味觉，将特定分子感应成为香臭等气味与酸甜等味道。
换句话说，在感应的一瞬间，主观的感知属性，一定是对客体可感对应属性的耦合扭曲。而且，感应反应，并不求全知。比如，电子除了感应正电荷，用不着知道质子的质量与形状等其他属性要素。
有机体的演化历程，从5亿年前扁形动物出现视觉开始，神经网、神经节、下中枢、上中枢、高级皮层依次出现，构成从感应开始，到扁形动物的感性，到脊椎动物的中枢性知性，到人类额叶前皮层的理性。
这就使得，从最基本点上注定了人类的感知本身，不是求真，而是求得有效依存结构反应。
由此，求真变成了妄谈，于是不可知论的问题，就化解掉了。
在递弱代偿原理中，感应属性的增益，本质上表达为存在度下降的代偿。这就意味着，知的程度受限于在的程度，能知是能在状态的属性表达。然后，能知状态和能知规定性，决定了所知形态和所知内涵。也就是说，
我们的知识，不是一个随意进取量，而是一个自然规定量。
不仅如此，人类提出的理性模型，是一个不断变构的不稳定状态。也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在感知属性代偿层面上，表达为越底层越稳定、越高层越动荡的特征。
比如，粒子和分子层面的感应，不受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影响。感性层面的视觉色彩，不受知性和理性的影响，即使今天我们已经知道人类在进化到猴子之前就是如此，也不会改变人类对色彩的感知。进入知性，比如在一片绿树叶中寻找一个青苹果的时候，判断的过程就表现为一个非常动荡的状态。
到了理性状态，当我们探讨为什么植物会发生、为什么植物会进化的时候，就几乎没有稳定性可言。古代我们说这是神的缔造，中世纪西方提出活素说，接着被植物学家做分类，此后被达尔文说成进化论的产物，再后来被孟德尔说成是遗传基因的规定。也就是在理性模型上，呈现为不断变构的不稳定状态。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底层感知，比如激情，它实际上是知性的一种表达。它左右着我们的理性，而不是我们的理性左右着知性。
因而，康德总结道：
纯粹理性的高度发扬，会带出二律背反的不恰当绝对理念。
理性，只不过是激情的奴仆而已。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新的问题：不真的感知，为什么会有效？
先来看一个概念：广义逻辑自洽，就是从理性、知性、感性各层面上，在逻辑内部结构上，不发生冲突，这就是问题得到确认的状态。
反之，当信息量进一步增大，原有的广义逻辑不能维系自洽状态而发生失恰，就称为广义逻辑失恰。一旦思维模型发生广义逻辑失恰，就必然带来逻辑变革。
而广义逻辑自洽，是一个理论达成当时稳定正确被接受的基本条件。当新的信息增量，导致原有理论模型发生失恰的时候，原有的理论模型立即发生破溃。
如果说，广义逻辑自洽说明了模型为何有效，再进一步，何为正确，或者说，何为恰当？
这包括两个方面：
- 他恰：即对不能否证的其他学说，不能与之发生矛盾。比如，相对论的出现，并不能否证牛顿学说在宏观领域的匹配和正确。
- 续恰：即对新出现的信息增量，原有的逻辑模型要能够容纳。比如，牛顿学说成功了解释了宏观领域的力学现象，却无法处理十九世纪以后出现的微观世界运动，导致理论破溃。
所以，理论的正确，即非真理论模型的适当，表现为符合逻辑三恰，即在理论内涵上自洽、在理论外延上他恰、在现实层面上续恰。
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正确，不是求真，只不过是生存形式的匹配；正确和适当，只不过是生存形式的恰当代偿增量的满足。这就是感知的生存匹配维护关系。
由此，我们可以做个总结：
宇宙万物的发展过程，就是信息增量不断产生的过程。
新的信息增量，通过挑战原有思想模型的广义逻辑自洽，而带来逻辑变革。
由此产生新的思想模型，涵盖新的信息增量，达成新的广义逻辑自洽。
正是在广义逻辑自洽和失恰的不断运行中，在逻辑变革随着自然信息量的增大而发生的过程中，我们才能理解人类知识增益和知识翻新的含义。
后记：哲学的意义一个多月前，一位师兄得知我正在学习西哲，给出了他的看法：
哲学是过时的东西，今天已经是科学的时代。
这句话，引起了我的深思，也成为这段后记的缘起。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开启了全面学习西方文化的洋务运动，祈盼“师夷长技以制夷”，因而学习的重点放在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尤其侧重于西方科技的具体应用。
1916年的新文化运动，胡适为中国引入西方哲学，由于其在美国获得哲学博士，因而引入的是美国本土产生的实用主义哲学。这一脉思路，跟中国自古“学而致用”的思想，十分接近。然而，却距离西方真正的哲学深层，相去甚远。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误导了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深究。
时至今日，科学精神已经深入人心，各级教育已经全面科学化，甚至国策也叫科学发展观。然而，就我的个人经历来说，却全然不知：
科学的基础是哲学，科学是哲学思脉的分科化、大信息量延展模型。
王东岳先生认为，如果我们不知道哲学是什么，就从根本上不能理解科学是什么。
今天对科学的态度，已经接近一种信仰。如果说某事是科学的，基本上大家就不再深究。我们认为科学就是客观规律，就是真理，可是什么叫客观规律，什么叫真理，什么叫感知，什么叫知识，我们并没有做过充分的探讨。
由于科学的底蕴，它的思脉运行，不在科学应用层面上流淌，这就导致如果我们不对西方哲学思脉有深刻的钻研，我们根本就不知道科学是什么，甚至会对科学产生重大误解。
甚至可以说，对科学基层的思脉缺乏必要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限制了我们对科学做出重大贡献的能力。
现代文明，也叫做工商业文明，其对应的基本文化和思维方式，叫做哲科思维。今天的中国，已经全面的科学化，其背后的根本原因是，我们主动加入了工商业文明的行列。
所以，这一轮的东方思想与西方哲学的学习，于我来说，是一次系统的补课。
因而，我以王东岳先生的《西方哲学基础综述》作为这个小系列的收官依托，以表达对先生的景仰与感激之情。
最后，用先生的几句话，来为这个小系列落下帷幕：
中国传统文化早已衰落，却是下一期新文化再造的重要参考系统；
西方哲科文化并不代表未来，却是下一期新文化形成的持续通道。
而在新一期文化的再造之中，哲学依然会扮演引领与先导的角色。
我们，后会有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