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贵族和缙绅地主及其佃户，清律通过一些特殊条款，严定了尊卑之分，维护了等级制，从根本上重申了主佃名份。贵族和缙绅地主与佃户，仍然是等级森严。一方为特权阶级，一方为平民百姓，两者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都地位悬殊，在法律上当然无从平等。
第一，清律与唐明律一样揭“十恶”、“八议”于律首，以为总纲，对皇亲国戚和特等官绅，则以所谓“亲”、“故”、“功”、“贤”、“能”、“勤”、“贵”、“宾”等名义，在讯问和定刑时予以减、缓、免、赎等特殊照顾，这就为许多皇亲国戚等权贵地主的无法无天开了方便之门。
第二，“凡下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者，官员照违制律议处，余罪收赎。衿监革去衣顶，杖八十，亦照例准其收赎至有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杖八十，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
第三，清律还通过“文武官犯公罪”、“文武官犯私罪”等条，规定官员犯罪至杖刑的，一律不须执刑，可以采用罚俸、降级、调职、革退等法轻议。
这一系列律文揭示了立法者的一种深心：官绅犯法，不能与庶民同科。至于社会上主佃名分的存在，则比清律上所反映的还要广泛得多。有的地主并非贵族官僚，但对佃户也仍然死守着名分关系，当然，缙绅地主这样作的更多，这样的状况直至嘉道年间甚至更晚仍未改变。
清代自雍正乾隆间允许旗地自由买卖和宣布大量家奴、壮丁“出旗为民”以后，贵族已基本转成了地主。但仍有少数贵族以贵族兼地主的身分残存着，山东曲阜孔府便是这样残存势力的一个典型。这些权贵与佃户的名分关系在社会上还有着牢固的和广泛的基础。
其一，主尊佃卑、主贵佃贱和人身隶属关系的存在。这种现象在顺治康熙年间还相当多和普遍，这不仅是因为当时北方的东北和京畿出现了数以万计的庄奴、壮丁，徽州、宁国等地的“伴当、世仆”全未解放，而且因为江南许多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亦莫不如此。康熙初年，有人谓：“佃户例称佃仆，江南各属皆然。”又称：“内地（指苏州、太仓）佃户，与仆无异。”有的地方甚至“将佃户随田转卖勒令服役”。因此，至康熙二十年，户部奉旨通令全国，禁止绅衿大户将佃户“欺压为奴”，或将其“随田转卖，勒令服役”。“如有将佃户穷民欺压为奴等情，各该督抚，即行参劾”。乾隆及其以后，残存的旧习仍所在皆有。曲阜孔府是保留下来的大贵族地主，其佃户例系朝廷钦拨，必须“轮流膺差，世世服役，不准出户”。这是乾隆十七年的事。
徽州等地的世仆早于雍正初年即已“开豁为良”，但迟至道光时，还有似世仆非世仆，似良民非良民的所谓“细民”，“不下数千余户”。直隶沧州，“绅士田产，率皆佃户分种佃户见田主，略如主仆礼仪”。山东新城，“官旗居半，皆称谓大户”，其余甲首等平民百姓，则称“细民细户”，“其甲首之视大户，不啻奴仆之于家主，需索不便，鞭挞随之”。湖南长沙，地处交通要道，又属鱼米之乡，商品经济活跃，但“以强欺弱”的地主竟“擅将佃户为仆”，佃户已故，至“卖嫁其妻若子，并收其家资”。这样的佃户，实际上完全成了地主的奴隶，不仅佃户本人无独立人格与私有经济，连同佃户的妻室子女全成了地主的私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