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我的新家在南昌的一个教师小区，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是一名护士，我还有一个比我小7岁的弟弟。一回到家，我就恢复了我原来的名字：施雨欣。
从与父母的交流中，关于我的片断渐渐被拼凑得完整：3岁那年，母亲带着我出门买菜，一眨眼我就走失在人流中。母亲急得发疯，找了很久没有结果，只好报了案。
两年后，在公安局一次失踪儿童调查中，民警了解到我有可能流落到了衡阳，并告知了我的父母。
他们不辞辛苦地在衡阳的每一个县市寻找，终于听说文村有人收养了一个与我十分相像的小女孩。
可当他们赶到文村时，就被蒋家奶奶发觉了，她认为养父花了钱收养我，孩子就该归他，于是便通风报信，养父和养母带着我落荒而逃。
虽然没能找到我，但父亲却把自己的联系方式塞进了养父的老屋里，从此后就再也没有换过电话。从东莞回到文村后，养父发现了父亲留下的字条和电话，便把它们藏了起来。
2010年3月的一天，父亲居然接到了养父打来的电话，于是，我们一家终于得以团圆。
得知是养父主动给父亲打了电话，我感到有些意外。
我想，或许是看到我的叛逆，他意识到自己再也无法留住我了？或许他希望亲生父母能给我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无暇揣测养父真实的意图，只顾贪婪地享受着错失了15年的亲情。
母亲给我买了各式各样的新衣服，我生平第一次穿上了粉红色的睡裙，还拥有了安静整洁的小卧室。
我把从养父那里穿来的寒碜衣服统统扔进了垃圾箱，同时把对文村，对养父的记忆努力删除。
我回家没多久，就收到来自衡阳的一个包裹，里面是晒*枇杷核。我从小患有支气管炎，一到换季就咳嗽，养父带我找过很多医生都没有治好。
后来一个老中医用野生枇杷核晒干后煮水给我喝，非常有效，于是每年养父都会到处寻找野生枇杷。
我拎起那包枇杷核就扔进了垃圾箱，因为我已经有了母亲从医院开回来的进口止咳药，不再需要这黑乎乎的枇杷核了。
父亲把我安排在南昌最好的中学插班读高三，我优异的成绩让他们大跌眼镜。得知文村的女孩从没有一个能初中毕业时，母亲感慨地对父亲说：“欣欣在这一点上还很幸运的，她的养父没耽误她。”
父亲摸着我的头，若有所思地说：“难怪他反复叮嘱我，要把欣欣安排到最好的学校读书。”
2010年9月，我以620分的成绩顺利考入某重点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
2014年，我从大学毕业，并申请到了美国伯克利大学相同专业的全额奖学金。
当飞机冲上蓝天时，我知道，自己崭新的人生篇章就此掀开……
我很快适应了伯克利大学的生活。在图书馆查资料、在实验室写报告、周末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学乘“灰狗”长途汽车四处旅行，日子紧张而充实。
2015年4月，我还收获了自己的初恋，男友是与我同一个课题组的英国男孩史蒂芬。
2016年6月，我与史蒂芬同时拿到了伯克利大学的硕士毕业证书，我们的爱情也瓜熟蒂落。参加完毕业典礼，我带着史蒂芬回到南昌。
得知我带回个“洋女婿”，而且俩人都是名校硕士，四邻八舍都涌往我家，在一片祝贺和艳羡声中，我有种扬眉吐气、脱胎换骨之感，父亲和母亲热情地招待着来客，眉眼之间洋溢着骄傲和舒心。
就在这种无比欢快的气氛中，我听到了关于养父的噩耗。
04
养父的噩耗来自我的老同学肖远平，他是文村唯一与我一同读到高中的同学，现在南昌工作。
听我和史蒂芬聊完了我们在海外的见闻以及工作和学习情况后，肖远平突然说起：“你父亲……呃，你养父听说病得不轻，好像是皮肤癌。”肖远平的话在我心上落下一记重锤。
养父，这是一个被我抗拒和禁锢了多少年的词。
我顿时想起，在沥青厂打工的养父身上那刺鼻的气味，分拣医疗垃圾的他，手指经常被刺破，红肿溃烂，很久都不能愈合。
他患上皮肤癌，很难说与这些没有关系。肖远平说，自从我走后，养父一直孤零零地生活，他每天最爱做的事，就是把家里最好的花生一粒粒拣出来，最甜的红薯干一片片挑出来，或是四处寻找野生枇杷。
现在的野生枇杷越来越少，有一次采枇杷时，他失足从山崖上坠落，摔坏了腰椎，本来就弯的腰现在更弯了……
一种深深的负罪感涌上心头：养父挣来的血汗钱几乎都用于给我上学、买书，可我对他却没有一天好脸色；他拼了命给我摘来的枇杷核，却被我扔进了垃圾桶……我心里难过极了，突然觉得自己很可耻。
那天我像发了疯一样，喝下了一大瓶白酒，史蒂芬和肖远平半拖半抱地把我弄回了家。
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晚上做了很多梦，在文村与养父生活的一幕幕像放电影一般进入我的梦境。原来我刻意封存这些记忆，一刻也不曾离开我的脑海。
不知睡了多久，我终于从梦中醒来。眼光触及之处，竟是卧室柜顶上，父亲给我码放得整整齐齐的包裹。我不在家这些年，养父仍然坚持不懈给我寄东西，每个包裹上都有他笨拙而工整的字迹。
在他的想像中，我一直在享用着他精心挑选的花生和红薯干，而且按时喝枇杷水。想像着养父寄出这些包裹时欣喜而期待的心情，我的心发抖了！
如果他知道，这些凝聚着他血汗的珍贵礼物，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我的柜顶发芽、长霉，他该有多么伤心！
我这才发现，这么多年，我竟然误读和忽略了养父多少真切朴实的爱：纵然他擅自收养我是违法的，纵然他带着我逃离我父母的追寻是自私的，但这么多年来他给我的父爱卑微深沉，丝毫不比我的亲生父亲逊色！
面对拿自己的一切来爱我的养父，我对他的怨恨是多么无知而冷漠！想到这里，我放声大哭……
第二天，我便把养父患病的事告诉了父母，并提出希望回文村去看看他。父母感到十分震惊，连忙答应了我的请求。
我与史蒂芬一起踏上了开往衡阳的火车。在路上，我第一次把自己的特殊经历讲给史蒂芬听，他握着我的手感动地说：“我美丽的中国姑娘，没想到你有这样曲折的经历，我很佩服你的养父，让我们一起为他做点什么吧！”我点点头，心已经飞往久违的文村……
6年过去，养父的土坯房更加破败了。养父坐在门前矮凳上打盹，他饱经风霜的脸上刻满皱纹，精神萎靡不振。当我轻轻唤了他一声，他睁大眼，不敢相信似地：“慧慧？我没有做梦吧？”我向他介绍了史蒂芬，养父手忙脚乱地给他拿凳子、倒茶，然后拉着我的双臂，上上下下地打量着，好像生怕他一松手，我就会再次消失。
我发现他露出的手臂上，有大片突起的黑色痣块，边缘已经红肿溃烂。我心痛极了，要捋起养父的袖子仔细查看他的病情。
可他却急忙把手缩进袖子里，不安地说：“慧慧，吓着你了吧？你放心，医生说这不传染的。”
在我的面前，养父总是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低到了尘埃里，可他的爱却在尘埃里开出花来，是那样鲜艳、夺目。
我鼻子一酸，紧紧抱住养父，哽咽着说：“爸，对不起！”
05
我当晚给父亲打去电话，想将养父带到江西治病。父亲沉默良久，缓缓说：
“孩子，我和*妈也曾经怨恨过你的养父，毕竟他让我们苦苦多找了你12年。
但这些年，我们在你身上渐渐看到了很多让我们惊讶的优秀特质，也意识到你能遇到这样的养父是不幸中的大幸。我们也看出你对养父有怨恨之情，希望你能原谅他，但这需要你自己的努力。我们很高兴，你终于懂得了感恩。
所以，爸爸妈妈郑重表示：支持你的决定！”
父亲的一番话让我放下了全部顾虑，我第二天就带着养父踏上了火车。
在第一人民医院的复查结果更不乐观——恶性黑色素瘤，已经发展到中晚期，局部扩散，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快手术。我不敢有半点怠慢，把自己在美国读书时节省下来的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5万元积蓄全部取了出来。
7月13日，养父进行了手术，切除了病灶部位，但为了彻底清除体内癌细胞，养父还有漫长的化疗过程。
进行了2期化疗后，养父体内的癌细胞得到了控制，但他的身体也变得更虚弱，一丝冷风都能使他再次发烧、昏迷。
医生惋惜地表示：目前抗癌药物都不能实现靶向治疗，在*死癌细胞的同时，也会*死人体自身的健康细胞。对于复发程度非常高的恶性黑色素瘤，手术的预后并不理想。我失声问道：“最长能有多长时间？”医生遗憾地回答我：“五年。”
养父安静地躺在病床上，看见我后，他努力地笑笑，哑着嗓子说：“闺女，托你的福，我有生之年能住在这么漂亮的房间里。”我强忍眼泪，握住养父干枯的手，恨自己读了这么多年书，却对他的病无能为力。
暑期就要结束，导师催促我和史蒂芬回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此时高昂的医药费和药物的副作用也让养父对治病失去了信心，他收拾了衣物，想回文村老家了此一生。
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
06
看到我左右为难，我的父母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他们打算把养父接到家里，负担他的医药费，并照顾他的生活。
养父握着父亲的手，惭愧、感激得说不出话来。父亲却诚挚地说：“我们还要谢谢你，帮我们培养了一个如此优秀的女儿。”多年来的隔阂终于冰释，浓浓的亲情包围了每一个人。
回到美国后，我和史蒂芬一起，在课余不懈地寻找治疗皮肤癌的方法。我了解到，旧金山大学医学中心曾用自身病毒制成的疫苗进行皮下注射，效果并不明显；而德国一家医院采用干扰素治疗，其副作用几乎与放疗化疗相同。
2016年9月，我终于发现一条让人振奋的消息：日本东京大学工学部sakai研究室正在进行一项关于抗癌药的研究，希望找到一种高分子材料包裹住抗癌药，实现药物全程监控和定向释放。
一旦找到这种材料，就能很好解决药物无法直达患处的难题，大大减少抗癌药的副作用。研究报告特别指出：这种研究成果的最大受益者就是皮肤癌患者。
我不正是高分子材料的研究者吗？如果我能亲自参与这项研究，不就有更大的希望拯救养父吗？这一想法让我热血沸腾。
但史蒂芬却提醒我：sakai研究室拥有全世界最先进的研究仪器，积聚着来自医学、器械、材料、化学等各学科顶尖人才，他们能否接受我的申请，还很难说。即便sakai研究室接受了我，在这个领域做出成绩也非常难，拿到博士学位说不定要花费五年、八年、甚至十年。
史蒂芬说得没错，选择去日本，就意味着放弃我在美国的学术坦途。而面对不可预测的未来，我和史蒂芬的爱情也面临考验。两条路摆在我面前，我必须作出选择。
经过三天三夜痛苦的挣扎，我最终决定铤而走险。因为我和史蒂芬还年轻，未来还有许多选择，而对养父来说，这也许是我为他的生命作出的最后一博。
我找到导师，把自己面临的困境讲给他听，并为不能继续读他的博士而表示歉意。没想到，导师听了我的话后，不但愿意放我走，还破天荒地为我写了一封推荐信！有了这封份量很重的推荐信，我加入sakai研究室的申请顺利获批。
收到邀请函的那一天，我兴奋地给养父打了越洋电话，我知道他根本听不懂我的专业术语，但他肯定听懂了，这个曾经叛逆的女儿要救他。他哽咽地说：“闺女，谢谢你……爸有你，真是福气。”
有了养父的病作为动力，我到sakai研究室报到后，就准备大干一场。但困难却来了：这个综合研究团队根本没有导师指导，所谓研究，就是各个专业的精英自行组合，研究成果经过整合后定期公布在网上，共同推动项目的推进。
整个项目的公共资源就是一整套全世界最先进的实验设备，和一群专门做小白鼠手术的实验员。作为新人，我根本不会使用这些仪器，也没有固定合作的实验员。
养父的时间不多，我只能靠自己。凭着一本日文辞典，我苦苦研究这堆陌生的仪器。好在我足够努力，两个月后，就掌握了设备使用方法。
于是，我开始尝试寻找一些能发光的材料来包裹药物,这样药物就能在进入体内后做到全程监控，定向释放，减少对身体的副作用。这种设想其实早就有人实验过，但每次小白鼠试验做出来的数据总是不稳定。
我通过反复研究和论证，坚信发光体材料一定能行，只是我需要一名技术娴熟的实验员来配合我。为此，我找到了苏珊，她是实验室最棒的小白鼠手术专家，无数顶尖成果的白鼠实验都是出自她之手。
一听要做发光体材料实验，苏珊就表示了反对。她说：“研究室的许多人都尝试过这种材料，他们都没有成功，我不愿意浪费宝贵的实验资源。我想你应该挑选一种新材料，即使不成功，你也可以写一篇不错的学术论文。
”我告诉苏珊，我来研究室，不是为了一纸博士文凭，更不是为了发表光彩照人的学术论文，而是为了万里之外一个病床上的老人——我的养父。
听我讲了我与养父的故事后，苏珊把手按在胸口，感动地说：“施，你是个好姑娘，我们开始吧！”
令我感动又意外的是，史蒂芬在这个时候也申请加入了sakai研究室，并成为了我的助手！史蒂芬的加入，无疑对我是极大的鼓励和帮助。
2016年12月，寻找发光体材料的庞大实验工程启动了。我和史蒂芬先后试验了一千多种材料，除了吃饭和睡觉，我们几乎没有离开过实验室。
我不时给养父打个电话，告诉他我干得不错，他说他身体也好多了。母亲私下告诉我，养父的身体情况其实并不好，只是为了怕给我增加压力才强颜欢笑。
原来我和养父是在互相安慰，我想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陡然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或许上天也在眷顾我多灾多难的养父，2017年，一种能发光的高分子纳米粒子在小白鼠身上实验成功了！
在显微镜下，我们用高分子材料把抗癌药包裹成直径仅有几十纳米的颗粒，注射到小白鼠体内。我们从仪器中清晰地看到，这种能发光的高分子微胞进入血液后，药物运行到癌变部位时就从血管渗出，滞留在癌细胞附近，连续发挥药力。
24小时后，癌细胞有了明显减少，而其他具有免疫功能的细胞没有明显变化。为了保险起见，同样的实验又在不同的200组小白鼠个体上，进行多轮循环实验，效果仍然十分理想。
这意味着：一种极具临床意义的新的抗癌方法即将产生！我与史蒂芬紧紧拥抱，泪流满面，我知道：养父有救了！我迫不及待地脱下无菌服，跑出去打电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