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哲人说过，世界上有两种生活，一种是悲惨的生活，另一种是非常悲惨的生活。
史铁生一生，都在和病魔斗争，二十岁上下，他瘫痪在床，30岁不到，又罹患肾病，身上多*一根排尿管，还常年不断的一身尿*味。
这还不算，随后，肾病变为尿毒症，每三天就要透析一次，他躺在病床上，看全身的血液从身体里流出来，流经透析器又流回身体。
所以他说，“我的职业是生病，业余写点东西”。
他说的可真没有错，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给我们留下了无数宝贵的精神财富，单一篇《我与地坛》，就慰藉了无数被苦难折磨着的人。
哲学家邓晓芒评论说：
“史铁生在中国作家中是对以上哲学问题思考得最全面、最深入的一个，也是以他的文学天赋表现得最生动、最具震撼力的一个。但是他是不容易读懂的，但是从未来看，我认为他的作品必将逐渐呈现出思想的前所未有的深度和超前性。”
1990年，史铁生生病之余，写完了《我与地坛》这篇散文。
稿子完成之后，他将稿子寄给《上海文学》。
编辑姚育明看了，大受感动，只觉得写得太好了。
于是，姚育明迫不及待地拿着这篇稿子，冲到副编辑周介人的办公室，周介人看了，二话不说，发，赶紧发。
那时候，下一期的文章都已定稿，但为了《我与地坛》，硬生生将一篇原本准备发的文章推迟。
《我与地坛》是散文，可是周介人告诉姚育明：
这期的小说分量都不够，缺少重点稿，你去给史铁生说一声，这篇稿作为小说发吧，它内涵很丰富，结构不单一，跟小说一样的。
在周介人看来，散文分量比不上小说，把《我与地坛》按小说发，对史铁生来说并不亏，然而，史铁生得知后，坚决地说：
就是散文，不能作为小说发；如果《上海文学》有难处，不发也行。
《上海文学》当然舍不得这样优秀的文章，最终打了一个擦边球，既没说是散文，也没说是小说，就发了《我与地坛》。
这篇散文发表后，感动了无数人，很多人来信说，文章慰藉了他们苦难的生活，滋养了他们在尘世无助的灵魂，还有许多被疾病折磨的人说，这篇文章让他们看到了生之力量。
作家韩少功评论说：
我以为1991年的小说即使只有他一篇《我与地坛》，也完全可以说是丰年。
有激进的读者甚至说：
1991年整个中国文坛没有文章，只有《我与地坛》立着。
这话当然是有问题的，但可见读者对《我与地坛》的喜爱。
直至今日，很多人去北京，可以不去天坛，可以不去长城，但一定要去地坛看看。
那么，《我与地坛》到底讲了什么呢？
在《我与地坛》里，史铁生探讨了生死、命运、苦难、意义，也讲了救赎，当然，他也讲了怎样活着。
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将人生的大问题看透了，也就不会被人生的小问题所困扰。
有句话说，世间事，除了生死，都是小事。
确实如此，人生在世，所有努力都是为了活着，也都是为了选择用什么方式去走向死，每一天都是向死而生。
史铁生少年学霸，还是运动健将，梦想着当一个田径运动员，然而，二十岁的时候，上天却跟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上天拿走了他行走的能力，让他瘫痪在床。
他悲观，绝望，甚至痛苦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他将药片大把大把地吞下，疼得在地上打滚。
双腿彻底失去恢复的希望，史铁生甚至不想见人，他决定除了在家看书，哪儿也不去。
可是看着外面的阳光，史铁生的乐观劲又出来了，他也想好好活着。
他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出路，最终他找到了地坛，他摇着轮椅，进了地坛，整日整日都在思考死的事情，也以同样的方式思考为什么要出生。
这一想，想了好几年，史铁生明白了：
一个人，出生了，这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辩论的问题，而只是上帝交给他的一个事实；上帝在交给我们这件事实的时候，已经顺便保证了它的结果，所以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史铁生这样一想，眼前的一切都不再那么可怕了。
因为人生再难，也会有一个终点。
关于人生，海德格尔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向死而生”。
我们活着的每一天，都在以一种不可避免的姿态走向死亡，或快或慢，若按照人生一百年来算，我们活一天，就少一天。
这么一想，人总是要死的，而且还要死很久很久，于是，活着，生死之间这短短的一百年，尽可以瞎折腾，去看看人生的各种可能。
想清楚了死的问题，剩下的就是怎么生的问题。
一个人不想着怎么死，而是想着怎么活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种能量。
因为当我们将关注点聚焦在怎么活上面的时候，就会想着为自己安排一种更好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