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黑马北京（孔网店铺：黑马北京的书摊）
来源 | 孔夫子旧书网App动态
《长满书的大树》是我1990年翻译的，送给过朋友们的孩子。昨天结婚的90年出生的新郎还对我说他读过这本书呢这棵树真有人气和人缘，因为它强劲的根系伸展在各个国家，扎根在世界儿童的心里。
作为劳伦斯专门译者，我几乎没有时间顾及翻译其他的书。可我却潜心翻译了这本书，是出自特殊的机缘，是儿童文学对我的特别恩赐，也是我对这个恩赐的回报。
话说1985年，我刚刚研究生毕业进入中国青年出版社做翻译和编辑，突然听说要派我去澳大利亚开会，那个年代刚毕业就能坐飞机出国，这消息简直如同天上掉金子。领导对我说明原由：文化部图书馆局委托中青社派员参加将要在西澳大利亚佩斯召开的“国际青年图书局”的一次会议，用英语做一场题为《中国的青年文学》演讲。这对改革开放时期向世界介绍中国青年作家和作品无疑意义重大。本来是要派一位负责文学的领导前往，由我当翻译。但会议主办方只同意付一个人的旅费，翻译的费用须自理。
1985年，我们都没有那种叫“外汇”的钱，越洋去澳大利亚的盘缠实在很贵，向国家申请要层层报批，公文旅行在时间上来不及。而且据说那时出国要提前一年报计划做预算，这种基层小单位临时出国的“用汇”全无可能。
可敬的单位领导毅然决定放弃那个宝贵的出国机会，让我单独出国发表英文演讲并答疑。我拿到了文化部通知，看到上面的那个“国际青年图书局”的英文名称是IBBY（International Board on Books for Young People），猜想这个“局”定是联合国哪个“部”下属的机关。那个时代没有因特网，无从查起，时间紧迫，连忙大量阅读当时的文学评论和时下走红的文学作品，据此总结出1980年代中国青年文学创作的几大特色，写出中文稿获得通过，然后骑着自行车去团中央联络部驮来一架沉重的打字机打出英文稿，由单位领导请著名文化老人冯亦代先生定夺然后又请新华社的英文专家润色。我还记得那时冯亦代先生对我这趟美差赞不绝口，说我赶上了好时代，25岁小小年纪就能代表国家出去讲文学。我更觉得任重道远，拿着英文稿在集体宿舍同屋的人不在时一再高声诵读，直到几乎能背诵下来为止。
待我到达佩斯与主办人交流之后，我才明白那个“国际青年读书局”里的“青年”即young people的含义其实指的是少年与儿童，甚至更偏向儿童。大多数发言人的讲稿里都直接谈论的是“儿童文学”，名单里出现的全是世界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出版商。却原来我们的“青年文学”沿袭的是苏联传统，把“青年”定义为特殊的成年群体，青年文学其实属于成年文学，只不过是“青年写，写青年”的那部分成年文学，按照我们的标准，四十岁以下的作家都叫“青年作家”。而西方的“young people”绝非我们的“年轻人”这类社会主流，也没有“青年作家”这个专门的称呼，作家就是作家，只有“功成名就的作家”（established writer）和普通的“出过书的作者”（published author）之分，如果你很年轻，可以说你是个年轻的作家（young writer），但无论如何到四十岁是不能叫青年作家的；如果细分，还能分出一类“为儿童写作的作家”（writer for children），即我们的所谓儿童文学作家。
这意味着我精心准备的演讲文不对题！我那场演讲的主持人是莫多克大学的华裔教授梁先生，他对我的焦虑备加同情，主动向大会主席提出探讨了联合国宪章中关于“青年”的定义，那个定义确认25岁以下的人都归入青年行列。于是我的讲演中提到的那些“年轻的作家”写的青年题材小说特别是“知青文学”还是符合联合国宪章中对“青年”这个名词界定的，因此我的讲演题目“Literature for Youth in China”即“中国的青年文学”还是符合这次大会的宗旨的。事实证明，我的讲演结束后，与会者都自然地认可了“知青文学”与国际上的所谓“半成年人文学”（literature for young adults）大致可以“接轨”。但我心里明白，人们期待的还是《中国的儿童文学》这样的演讲。那个“国际青年读书局”更确切的翻译应该是“国际儿童读物理事会”，它与中国接轨的组织应该是儿童出版社和“少儿读物委员会”之类。即使把半成年人纳入视野，也应该翻译成“国际青少年儿童读物理事会”才贴切(后来被官方翻译为“青少年图书联盟”)。
因了这次阴差阳错的接轨，我们与IBBY有了切实的联系，随之IBBY给当时中国的总理写信（其中一份抄件寄给了我，我上交给了国家出版局）向中国发出了加盟的邀请。1986年严文井和陈伯吹两位儿童文学名家同时赴日本东京出席第２０届IBBY大会（严是受组委会邀请的基调发言人，陈是中国代表团团长），出版局派我以翻译身份随团，亦负责照顾两位老先生的起居。在那次会议上，中国正式加入这个组织。要对得起历史，我就把历年的图书节献词都翻译出版了 至今五版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