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高中时是“文革”后期，陈老师是我的语文老师。
陈老师骨架大，身子高，毕业于师范大学中文系，当时给高中三个班讲语文课，在学生中有很高的威信。
他性格耿直，面貌威严，平时不苟言笑，对学生要求很严，批评不顾情面，同学们都有点怕他。
可能是我的作文写得还算可以吧，我的大多数作文他都打分甲A或甲B,并批注全班同学“可传阅”。
据同学们讲，陈老师在有的场合讲，我的作文写得如何如何好，“文革”前的高中学生，也就这么个水平。
但他从来没有在我当面表扬过我，见了我也是很严肃的样子。整个高中上学期间，都是这样。
当时高考还没有恢复，高中毕业后大家都成了“回乡知识青年”，其实就是回家当了农民。
初到农村，实际上还不如没上过学，从小就在生产队劳动的的同龄人，体力跟不上，农活不会干，倍受煎熬。
出乎意料的是，陈老师见到我们班的副班长，让他去找我谈一下，不要放弃学习，不论什么时候，知识是有用的。
那位副班长的家距离我家很远，他就给我写了一封信，告知陈老师的意思。
我大为感动，写信和陈老师联系。他很快回信，除了鼓励我学习外，还要我到学校来一次。
我步行40多里路，到学校见到陈老师。陈老师再次鼓励我，要克服困难，坚持学习，同时给我找了一些学习资料，还要求我继续练笔写作文，然后寄给他，他给我批改。
天色已晚，他安排我住在他的办公室。
此后，在劳动之余，我抽空写作文，然后寄给陈老师，他认真批改后再通过邮局寄给我。这样，一来一往，坚持了好长一段时间。
我参加工作后，和陈老师保持书信来往。后来，国家恢复高考。当时农村的学校没有条件开设英语课，我的两个弟弟都是陈老师帮忙转到城里读书的，后来得以考上大学。
多年以来，我隔三差五地专程去看望陈老师，他显得很高兴。他说：“时间长了，想见见你”。
我在工作中的每一个进步，陈老师都很在意，他常对周围的人夸我。有人说，没有嫉妒心理的只有父母和老师，这话不假。
我临近退休这两年，年龄大了，腿也懒了，很少去看望陈老师。前年和一个多年未见面的高中同学加了微信，聊天中他说：“每次见到陈老师，他都要说起你。最近在马路上见到陈老师在散步，没说几句话，他又念叨你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愧疚，次日坐班车去看望他。
听说我要来，上午他没有出门，在家等我。他近期搬了家，到县城后我给他打电话询问具体地址，他便早早出门，在路口迎接我。
陈老师已经83岁，虽然做过两次小手术，但思维敏捷，身体还算硬朗。见到我这个年过花甲的学生，他不再以老师的口吻和我说话，而是以探讨的语气谈古论今，闲话桑麻。
他安排儿媳妇给我做饭，还说要让孙子开车送我回去，我都一一婉言谢绝。告别之时，他送我到路口。
望着他那满头白发和步履蹒跚的样子，我的心头顿时袭来一阵沧桑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