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的发展离不开老师的参与。回望历史，有太多的大师留在了我们的心中，而在我们的现实社会中，也有许许多多的老师，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生活在我们周围，值得我们去景仰和传诵。
“教授的教授”陈寅恪：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陈寅恪一生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历时33年。他上课时，连清华的教授们如朱自清、冯友兰、吴宓等也常来听。有人称他为“活字典”，也有人称他是“教授的教授”“太老师”。当时，冯友兰是大学者，名气比陈寅恪响亮得多，但冯友兰在陈寅恪面前也是毕恭毕敬、以学生自居。季羡林也曾撰文回忆说，对自己一生影响最大的老师就是陈寅恪。
注重启发
陈寅恪是研究历史的，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以诗证史，史诗互证，正是他的高明之处，其治学方法，影响了几代人。
陈寅恪讲学注意自然启发，着重新的发现。对学生只指导研究，从不点名，从无小考，就是大考也只是依照学校的规章举行，没有不及格的。他常说：问答式的笔试，不是观察学生学问的最好办法，因此每次他都要求学生写短篇论文代替大考。但陈寅恪又强调：做论文如果资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则做论文也没有什么益处。
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先生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陈寅恪对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上课“四不讲”
陈寅恪每次给新生上课往往开宗明义地讲：“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其“四不讲”，成了其上课标志性的口头语。
每逢上课，陈寅恪总是抱着很多书，吃力地走进教室。他讲课旁征博引，只要是从国学院毕业的学生，都成了后来的大家。其中有语言学家王力、敦煌学家姜亮夫、历史学家谢国桢、考古学家徐中舒、文献学家蒋天枢等等。
“大师的大师”叶企孙：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
他是著名的物理学家，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建者，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他是著名的教育家，和蔡元培、梅贻琦鼎足而立，为新中国培养出许多重量级的科学家，钱伟长、赵九章、钱三强、邓稼先、王大珩、李政道、杨振宁、王淦昌、朱光亚都出自他的门下。他就是从事教育工作长达52年、被誉为“大师的大师”的叶企孙。
尽“好老师”职责，做“好国民”
叶企孙在清华上学时就清晰地认识到：“学生当注重科学之理解，以探天地之奥窍，以谋人群之幸福。庶几国家日进于富强，而种族得免于淘汰矣”，事实上就已经奠定了他作为好国民的认知基础。
1926年3月，北京学生抗议游行示威遭军警开枪射*，发生震惊中外的“三一八”惨案。当晚，后来成为中国核武器研制主要奠基人的王淦昌与几名清华同学到老师叶企孙家中讲述了白天的血案，叶企孙神色激动地盯着王淦昌，一字一顿、低沉有力地对他说：“你们明白自己的使命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为什么会挨打？如果我们的国家强盛了，这个世界上有谁敢欺侮我们？科学，只有科学才能拯救我们的民族……”说罢泪下如雨。叶企孙的激情与卓识感染了王淦昌，成为其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并决定了他毕生的道路。
叶企孙千方百计延揽良师，不问回报。他曾谦虚地对学生说：“我教书不好，对不住你们。可是有一点对得住你们的，就是我请来教你们的先生个个都比我强。”这话展示了叶企孙的自谦与君子坦荡荡的人格魅力。
言传身教，表里如一
叶企孙对学生和青年教师的培养方法，一贯是身教和言传并举，善于启发和培养学生对学习或研究内容的积极性。
叶企孙所居住的清华北院7号，经常聚集着年轻的师生，大家在这里交流信息，聆听其教诲和指导，甚至还能解青年教师一时住房之困。如钱三强、彭桓武、钱学森、熊大缜都在这里借住过，“北院七号饭团”成为声名远播的一道特殊风景。叶师专门有一个本子，记录相关信息，对每个人进行深入的了解，指导他们学习成长。王淦昌回忆说：“原本一年级学的是化学，是叶师为我选择核物理铺了路，是叶师的为人品格，他对学生的厚爱，他的教学，像磁石那样把我吸引到物理事业中去。”
叶企孙既是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熟知中国文化和科技历史的学者，又是受到现代西方科学教育的科学家。他学贯中西，在教书育人的一生中，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又注重应用西方的科学发展和教学理念，如实验和理论、教学和研究并重。他还以个人的高尚道德品质，对学生进行言传身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勿道人之短，勿说己之长。
陶行知：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
他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是中国进步知识分子的典范，毕生致力于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他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民主事业的胜利，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被宋庆龄誉为“万世师表”的陶行知。
倡导生活教育理论
陶行知1891年出生于教师之家，自幼热爱教育。大学毕业论文《共和精义》的一句话更是点明他投身教育、报效祖国的思想和志向：“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毕业后，陶行知赴美留学，修读杜威、克伯屈、孟禄等人教育哲学和教育史等课程，攻读教育学博士学位。离美回国时，在船上与人谈及回国志向，他说：“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
陶行知一生从事教育事业，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主张“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是重视大众的实践，主张“教学做合一”是他的教学法，也是他的认识论。陶行知极重视实践，强调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理论是实践的总结与指导。他在《生活教育》上发表《行知行》一文，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改本名为陶行知。
陶行知认为：“教学做是一件事，不是三件事。我们要在做上教，在做上学。”特别强调要亲自在“做”的活动中获得知识。他还高度评价教师的作用：“在教师的手中操着幼年人的命运，便操着民族和人类的命运。”
四块糖的故事
陶行知曾提出，我们每天要对自己四问：一问我的身体有没有进步？二问我的学问有没有进步？三问我的工作有没有进步？四问我的道德有没有进步？其中最重要的一问就是道德有没有进步。因为在他看来，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纵然有一些学问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所以他提出这一问，以启发学生反思自我，提升学生人格修养水平，使学生“每天的一举一动，都要引导到最高尚、最完备、最能永久、最有精神的地位”。他提倡，要在“事”上去指导学生修养他们的品格。
陶行知担任校长期间发生的一件事充分体现了他的教育理念。有一次，陶行知在校园里看到一名同学用小石块砸同学，便当即制止，并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室谈话。放学后，这名同学来到校长室准备挨训。见面后，陶行知却掏出一块糖给他说：这奖给你，因为你按时到这里来。该同学犹豫地接过糖，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放到他手里说：这块糖又是奖给你的，因为我叫你不打人，你马上停止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给他说：调查过了，你用小石块砸那个同学，是因为他不守游戏规则，欺负女同学。这名同学立刻流下了悔恨的泪，说：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错了，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自己的同学呀。陶行知满意地笑了，掏出第四块糖递过去说：为你正确认识自己错误，再奖励你一块！我的糖发完了，我们的谈话也完了。
陶行知倡导“师生共学、共事、共修养”，“要学生做的事，教职员躬亲共做；要学生学的知识，教职员躬亲共学”，这样，教师才能起到感化、教育学生的示范作用，只有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近代中国的多灾多难，使“教育救国”成为许多知识分子的梦想，陶行知正是其中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他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矢志不渝地为中国教育探寻新路。（来源|读者报 作者|孟祥海 刘克选 周明东 史艳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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