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获》创刊45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与大学生交流。左起：程永新、苏童、张炜、马原、格非、莫言。
澎湃新闻：回顾近几年的小说新作，哪些作品是你个人觉得在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很好的？
程永新：近几年好东西还是有的，像王尧的《民谣》。批评家写小说在之前就有好的，比如吴亮用那种偏冥想的、带哲理性的语言写成了《朝霞》。但是王尧的《民谣》还是让我们有点惊艳的，这篇小说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完美，包括语言。我还想到的一篇是我们即将推出的路内的新长篇《关于告别的一切》，他那部长篇也有情感的厚度。写爱情的小说有很多，但好多作家写得比较像白开水，而路内这篇有非常浓厚的情感。
澎湃新闻：最近几年，我们对文学作品可能会听到这样一种表述：“文学刊物里常见的”，这一表述背后可能还是一个文学价值与标准的问题。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说法？
程永新：我想文学刊物肯定有它的标准，我们强调三审制，有一套审稿程序和制度。但是你说固化的现象存在吗？也存在，包括有些文学刊物存在同质化，大家看到一类作品就知道那是文学刊物喜欢的东西，这些现象确实也不好。
就《收获》来说，我们希望刊物更加开放，更加open，能够容纳所有类型、所有风格、所有主义的文学作品，只要它在它这个门类里是属于比较拔尖的，那我们就可以去包容。十几年前我们想宣传语，一开始想不出来，想这个想那个，那些老编辑和老主编都不满意，后来我说“《收获》愿意是大海”，大家马上觉得好，海纳百川嘛，能够吸纳各种风格的作品。
当然，文学刊物对作品肯定有一些要求，关于语言，关于内涵，但这些要求本身都不是缺点。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文学刊物的作品都比较像，换句话说，刊物没有自己真正的个性与特点。我觉得文学刊物应该是包容的，但是也要有自己的偏好和个性，这样整体的文学气象也好，比较丰富，比较斑斓。比如有的刊物就关注现实主义，那也好，也是办刊的个性，但现实主义本身是一个包容和开放的体系，不必总要求“复制生活”。
澎湃新闻：怎么变成一个包容又开放的人呢？在一个行当做得越久，越容易形成自己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但你好像特别强调包容和开放，像《收获》推出APP，举办无界写作大赛，也都是和自己固有的东西进行“碰撞”。
程永新：这个跟我的艺术观或者生活观有关系，我觉得往前走，一定会不断地有新的东西涌现。写作队伍也是，得不断地有新人加入，才有活力，才有生气，艺术不就是要不停地创新吗？如果你固守在某个观念里，世界就会很局限，很偏狭，很偏执。我们看看历史上古典艺术的发展，包括古典音乐、古典绘画，都是在一种开放的趋势下才会有源源不断的、区别于前作的好作品，这个很重要。
2021年，程永新启动“无界·收获App双盲命题写作大赛”。
青年写作者的普遍问题：有没有持续的创造力？
澎湃新闻：你怎么看我们文学界的新人？现在出来了很多青年作家，二三十岁这样，你也是从这个年龄阶段过来的，而且你们那时候正是文学热火朝天的时候。作为过来人，你怎么看待今天的青年作家？
程永新：现在的青年作家人很多，也有活力。他们最大的“问题”不是年轻，你看巴金写“家春秋”的时候也就二十多岁。“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有没有一种持续的创造力？这是我们现在的青年写作者普遍存在的问题。往往因为一两篇写得特别好，出来了，但如果没有持续的“后劲”，还是站不住的。我们看一个青年作家，既要看他的爆发力，又要看他的后劲和耐力。
我想到了一个青年作家，孙频。她的责编是我们《收获》的编辑部主任王继军，王老师一开始老通不过孙频的稿子，他觉得她的小说有力量，但总缺了口气。后来我就和王老师说，如果你觉得她有力量或者说有持续写作的能量，你就让她过一次，哪怕这篇作品还有一些缺陷，但是让她过一次会刺激她。结果真的，孙频过了一次以后越写越好，她的自信也起来了。当然，这里面还是要有眼光，你得看到写作者的力量或能量，这个需要经验。
澎湃新闻：是啊，这个眼光特别重要。外面人可能觉得文学编辑就是看稿子，但我觉得最大的“难”在于怎么判断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新人到底有没有力量，有没有能量。你会怎么判断？
程永新：这确实是一种综合的能力，不仅要求你有审美，还要对写作者的文字和文学追求都比较了解，然后还要有相对精准的判断。这个判断，有一部分是可以通过工作积累慢慢达到的，也有一些年轻编辑通过时间培养了这种审美或者说精准判断的能力。但确实也有一些人，不管怎么努力，从年轻到中年再到老年，这个能力依然不够，说到底也还是有天赋的影响。我们这么讲是不是有点唯心或者神秘？但它真的是存在的。
在一些人的思维与观念中，某类作品就是天然被排斥的，比如我们编辑部也有各种各样的编辑，我们也知人善任，尽可能发挥大家的长处，但有的时候，有的人就是会屏蔽某类作品，有扇门就是永远都打不开。很多文学编辑是中文系毕业，受过很好的教育和培训，但是你们聊小说，聊到最后根本的东西，总感觉他还是缺了那么一点点。所以说，如果本身的质地、素养足够好的话，文学编辑的大部分经验是可以通过工作积累的，但宝塔七层，可以通过努力抵达第五层、第六层，再往上就越来越难。文学的门槛貌似很低，实则还是很有区别。
八十年代，程永新给《收获》主编巴金过生日。
九十年代末，程永新与张抗抗、肖元敏以及当时《收获》的负责人萧岱出游。
澎湃新闻：你年轻的时候怎么“看到”了余华、苏童、格非他们？
程永新：那时候中国刚刚改革开放，我们做文学编辑的会有一种执拗偏执的想法，觉得我们以前的文学都不令人满意，觉得优秀的作品不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因为不满意，我们希望能找到找到更丰富的更有意义的作品。带着这种追寻的心情，我那时候还蛮激动的。北京也有像李陀这样的热心人，我们喊他“场外指导”，他现在年龄很大了，80多，但是还在写东西，依然对年轻人抱有极大的热忱。那时候中国文学界的编辑，几个北方的，几个南方的，尽管每个人的趣味可能不全一样，但大家都有热忱去寻找未来极具潜力的写作者。余华就是李陀介绍给我们的，苏童是我大学同学黄小初介绍的。我还记得黄小初那会很激动地和我讲南京有个奇人，小说写得特别牛，但总不停地被退稿，于是推荐给我一篇，我看了，叫《青石与河流》，写得真好。
还有谁呢，吴洪森，也是个热心人。他很赏识格非，拿了一篇格非的小说到《上海文学》，结果《上海文学》没用，他又找到我，叫我无论如何得看看。当时格非是用圆珠笔写在稿纸上的，字很好，但是那个纸有点旧了，看着不太干净的样子，我第一印象就比较勉强。吴洪森就说，你相信我，一定要看，我就在他一次次的催促下读了小说，读完了非常兴奋。当然我说还是要修改一下，比如文字的语气不要太拉美化，要平实一点，格非特别聪明，拿回去一星期就改好了，特别好。发出来后我们都很兴奋，那是他在《收获》发的第一篇，《迷舟》，文字艺术感特别好。
当然，当时能这样也是因为一个际遇，就是我们的老主编萧岱特别信任我。有的小说，我估计他也未必真喜欢，但我说好，他就发了，不像现在要三审。我记得徐晓鹤有个短篇小说叫《院长和他的疯子们》，写精神病院里面的院长与一群疯子，写得很荒诞。当时一看这个小说的气质跟其他小说完全不同，他们《上海文学》一个编辑拿来给我看，我就说这篇我要了，那个编辑后来后悔都不得了，我说你自己说给我的，不可以收回去了。最后《院长和他的疯子们》在《收获》发了，全国影响非常大。老萧岱真是个包容的人，其实《收获》一直有着包容的传统，老巴金也很包容，当大家都在批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他专门读了一下，说写得有点“黄”但是确实好，也发出来了。可以说，包容是我们的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