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收集圆明园遗址中残存的建筑构件，运至中山公园内展览，既宣扬了中华建筑的辉煌，又讨伐了帝国主义者的暴行，表现了一位爱国者的气节。
作为一位旧文人而不是掌握现代先进科技的学者，他也在运用自己的文史知识进行若干研究，例如日后发表的《哲匠录》等。在旧社会，文人常常是统治者的工具，特别是取得一官半职后。当时，从事艰苦劳动的人群总是被列为社会的最下层，建筑工匠自不例外。朱启钤对历代工匠使用的工具和劳动手册传承十分重视，其改进促进了技术的发展，而关键在于操作的人，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到朱老先生的与众不同。
邀请国外著名学者专家来华讲演，对提高国内某些方面的认知很有帮助，这一举措也是中国旧文人从不措手的。
通过长期全方位的积极努力，营造学社得到国内外的众多支持，特别是1929年获得中华文化基金会暂定三年、每年国币一万五千元辅助，解决了经费问题，于是在1930年1月正式成立中国营造学社。这一学术机构的出现，奠定了研究中国传统建筑的首座里程碑。
要正式开展工作，必须招募人才。社长朱启钤通过多方了解并慎重考虑后，于1931年引进了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的梁思成先生，不久任命其为法式主任。1932年又延聘了我的父亲，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工学院建筑系的刘敦桢先生（1921年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建筑科）为文献主任。两位归国学者既接受了西方的高等教育，又都具备相当深厚的国学底蕴，这对开展学社研究工作极为有利。不久后的事实证明，朱社长的慧眼识人，收到了极佳效果，两位主任不但个人业务能力超强，而且配合密切、相得益彰，这样的关系使得二人成为数十年不渝的密友。
为了培养新生力量，学社对外又招了一批年轻人作为辅助者，日后大名鼎鼎的陈明达和莫宗*是他们的代表。这些年轻人大多是中学学历，但能力强、肯吃苦，又很虚心学习，所以进步极快，通过三年左右的实际操作，逐渐都成为田野测绘工作的能手。另有几位则是大学学历，也有一定的文史研究水平，因此他们往往能够在《汇刊》上发表若干篇短文，但田野考察工作就相对减少和不足了。
史诗般的巨大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三省沦陷。但帝国主义的野心并未因此收敛，逐步向华北扩展，除了亲自动手，又收买卖国求荣的汉奸。此外，还千方百计地进行分化，曾留学日本的学者，就成其目标。这种情况也发生在父亲身上，当时就有人“邀请”他去承德，为日伪修避暑山庄，代价是六位数的银圆，父亲当即将此信送呈朱老社长。
战火即将蔓延，许多人离开北平南下。但营造学社的工作必须继续，为了尽快开展尚未完成的调查，社里决定文字史料方面的研究，由两位主任进行的一律暂停，将全部力量集中于华北地区的田野调查。通过大家的努力，任务终于大体完成，有关资料都运返北平，并进行及时处理，但大量原始资料和已经整理等待付梓的稿件怎么办？最重要的是不能落入日寇之手，此项工作恐怕是老社长最为揪心和全社员工最为关切的事情。依朱老社长的处事风格，他一定早就做好了预案。
“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寇就占领了北平城。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国人，自然想尽一切办法尽快离开，杨廷宝先生、梁思成先生和我们三家，一同离开北平，抵达天津，后来又一起踏上南渡之路。但这时的朱老先生，却因为种种不得已而留在北平，学社其他人员也大多如此。后来只有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三位涉险来到湖南长沙，与梁先生和我们会合。重新集结的这六位成员，在日后的继续奋斗中，同样做出了史诗般的巨大贡献，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营造学社的光辉传统。
后来得到消息，原留存在北平学社中的若干文稿及有关资料，已被送往天津英租界麦加利银行保管。这使身在后方的学社成员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根据我的记忆，营造学社于1942年初自昆明迁往四川南溪李庄后，曾对战前已调查的若干项目作了可供出版的全面整理。例如发表在《汇刊》第七卷一、二期梁思成先生的《记五台山佛光寺的建筑》，七卷二期莫宗江先生的《山西榆次永寿寺雨花宫》。它们的原始文字和测绘草图从何而来？有如下几种可能：一是文稿和草图由作者离开北平时随身带出（须单件面积小，重量轻，且为数不多）；二是刘致平、陈明达、莫宗江离开北平时带出（条件同上）；三是已存天津，托人携带至上海（乃至香港），再转内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