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期间，敌占区和大后方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通邮，但附有许多限制。例如汪伪区寄到大后方的信件，收信人只能是普通老百姓，而不能在任何政府机构任职。国立学校的教师或学生亦在其列。而书信的内容，自然是“莫谈国事”“只聊家常”。
例如1943年春，我家由李庄迁至重庆，当时父亲就给尚在北平的朱老社长写了封报平安的信。过了许久，才收到老社长的回复，但收信地址，不是父亲供职的中央大学，而是他在某地的一位亲戚家。
从这里也可得知，虽然学社已一分为二，但仍互有联系，只是次数不多，表达方式也受到限制。但朱老先生对学社工作的关怀不断，乃是不争的事实。
学社人员千辛万苦获得的调查资料并未能全部发挥作用，例如存放在天津英国银行中的资料，就因水患而损失惨重，仅挽救出少量。此外，零星遗落在北平各处的，恐也有一定数量。在解放初期，罗哲文先生就告诉我，曾经在“文整”（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仓库里，看到一包学社的文稿，具体内容他不知晓，要我去了解一下。我前往并询问了负责保管的李淑琪同志（陈明达先生夫人），她说不知此事。
不幸中之大幸
2006年，在北京的中国文物研究所库房中，发现一批营造学社文稿，包括父亲撰写的四篇：《河北涞水县水北村石塔》（8550字），《江苏吴县罗汉院双塔》（42102字），《河北定县开元寺塔》（30510字），《河南济源县延庆寺舍利塔》（7035字）。梁思成先生的一篇：《山西应县佛宫寺塔》。经查核，父亲这些著作约成于1936年，是当时学社准备发行的学术专刊《佛塔》的内容，计划由两人各写五座塔，后因抗战爆发，未及刊行。
此部文稿发现时，我正在整编《刘敦桢全集》，得此消息当即恳请中国文物研究所协助提供，承蒙张廷皓所长、杨欣、查群女士及刘志雄先生大力协助，将四篇稿件影印件给我。文稿均用学社抗战前习用的稿纸，并以毛笔写就。标题下有作者署名，而写稿的毛笔字迹确系出自父亲之手。此文稿是否即罗哲文先生所云者，尚不能认定，但此物自何方何人之手，也早已成为疑案。推测此五稿可能是当时散失于北平的遗物，虽仅残存半数，也属不幸中之大幸，亦有慰作者在天之灵矣！
朱老社长不辞千辛万苦，多年竭心尽力，创建了中国营造学社，为此做出的巨大贡献表现在：首先，为我国建立了首座系统调查研究中华传统古建筑的学术机构；其次，为我国科学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学科，弥补了重要的学术空白，并争得了世界荣耀；第三，培养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学术人才，其领军的梁思成、刘敦桢先生，都由此在国内外享有盛誉；第四，创造了一整套高标准、高质量而又易于推行的古建筑调查研究方式方法和准则，为后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顺利开展古建科研、保护工作树立了标杆。
中国营造学社的出现，是一个特定条件下的历史产物。当时中国积弱，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部经济不发展，科学技术落后，人民生活贫困。营造学社的成立，就是要用现代科学手段来研究千百年遗留下来的辉煌中国建筑文化。首先通过调查，摸清家底，然后再进行修整保护，而后面这个目标，当时完全没有可能施行。因此营造学社当时主要任务，只是尽可能完成整个工作的第一部分，而作为第二部分的全民保护，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步实现的。
现在，外出调查使用的器材和手段更加先进和便利，测量、绘图等都大大节省了时间和人力，甚至还可使用航拍……物质条件已不成为问题，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工作态度和责任心是目前成败的关键。我认为在解决了物的问题后，要继承的是前辈们那种为国家人民奋力工作克服万难的崇高精神。先要有强烈的爱国心，才会萌生奋勇斗争的责任感。这不仅是营造学社的先辈，更是我们的祖先，以及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所做出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