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会议旧址。
*没有满足古田会议取得的巨大成功，思考着“对于时局的估量”和“我们的行动问题”。此时，正好收到林彪来信，觉得他对时局估量比较悲观，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1月5日，他复信林彪（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从中国国情出发，深刻阐明中国革命只能走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道路。认为那种“全国范围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是于中国革命的实情不适合的”。而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也就是在局部地区内的革命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半封建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最高形式和必然结果，并且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他指出：“单纯的活动游击政策”，不能完成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任务，而朱、毛、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等等的政策，无疑是正确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瓦解。也必须这样，才能真正地创造红军，成为将来大革命的主要工具。总而言之，必须这样，才能促进革命的高潮。”
这些论述阐明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表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已基本形成。这个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探索和创新，是对马列主义关于武装夺取政权学说的重大发展。
四、“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开辟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基本理论的开始形成，大大地推动中国革命实践的发展。*等在开辟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奋斗中，把枪杆子运动与民众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不断地总结实践经验，形成思想路线、根据地建设路线、土地革命路线和军事路线，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已经开辟。
1931年5月，*发表《反对本本主义》文章。提出“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号召人们“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文章一个极其重要的论断是：“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是针对机械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和盲目照搬俄国革命经验的状况提出来的。文章总结出“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1931年11月27日，*（站立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
根据中共六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以及赣南、闽西土地革命新经验，形成了土改路线。*经过调查，发现农民分到土地因为只有使用权而产生“不安心耕田”、迟迟不春耕等弊病。于是，他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通令各级各地方政府贴出布告，要说明过去分好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即算分定，“归农民所有”，别人不得侵犯，“租借买卖，由他自主”。这样，才突破了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一直坚持的“土地国有”的模式，形成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土地革命路线。它的基本特点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给地主个人以生活出路。
军事路线，对巩固和发展工农武装割据至关重要。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朱德领导红军实行由游击战向运动战的战略转变，指挥红一方面军三四万人，取得粉碎敌军10万、20万、30万三次大规模军事“围剿”的重大胜利。“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这些作战原则同建军原则紧密结合，形成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军事路线。
◆1931年11月，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合影。右起：王稼祥、*、项英、邓发、朱德、任弼时、顾作霖。
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的思想路线、军事路线、土地革命路线和根据地建设路线的形成和经验教训的总结，表现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用农村包围城市，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在实践和理论的结合上已经开辟。
中共中央在李立三之后便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反对、批判*从实际出发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招致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严重失败。*相忍为党，从痛苦的失败中总结经验教训。在遵义会议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军事路线和组织问题，实际上确立了毛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从此，毛才有可能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12）、《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11）等著作中，从理论上完整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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