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家骏
《狂人日记》是果戈里的一篇重要短篇小说，同时也是一篇别致的作品。它以一个发疯的小官吏的日记形式，在真真假假、曲曲折折之中，揭露了俄国官场社会，描写了病态心理者的内心世界，刻划了一个所谓“小人物”可悲可美的典型形象。表现了果戈里的特殊的“含泪的笑”的喜剧风格。鲁迅先生曾借鉴这部小说的某些手法与材料，写出了他自己的也题名《狂人日记》的小说。研究这篇小说，可以认识历史的某些方面，了解果戈里的艺术技巧，也有助于学习鲁迅先生批判地继承外国文学遗产的精神。
读这信小说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它的主人公——狂人是个什么人物?写这样一个人物究竟当时有什么意义?今天又当如何看待?
小说的主角亚克森齐·伊凡诺维奇·波普里希钦，虽出身名门，却家道中落，成了一个穷困的小官吏，在部里充当一名小小的九等文官，任务是坐在部长办公室给部长削鹅毛笔。这个小官吏穷得一个月钱也没有，不得不预支月薪。他穿的是旧式的外套，而且已经脏透了。外罩的是不时兴的、没有经水烫的双层领式斗篷。已经42岁了，他还娶不起老婆，孑然一身。波普里希钦从个人生活的不如意出发，对那些享乐腐化的上等人，对飞扬跋扈的大官僚，对虚伪卑劣的同僚，产生了不满。这种恨世嫉俗的观念和他欲求步步高升而不可得的地位，使他头昏脑胀，达到精神错乱的地步。他竟然不自量力追求起部长的年轻漂亮的小姐来，但却遭到科长一顿臭骂。当时，西班牙皇帝失踪。波普里希钦自以为就是皇帝费迪南八世，结果被送进疯人病院，受到冷水浇头、棒子拷打的折磨。偶尔他脑子里出现俄国的茅舍，想起母亲，只好空喊“救教你可怜的孩子吧！”然而依然疯癫如故。
波普里希饮是一个可怜又可笑的所谓“小人物”。这类“小人物”，普希金在《驿站长》、《青铜骑士》中写过，果戈里在《外套》中又再次写了它。后来的契诃夫等人也一再写“小人物”。英、法、美等国文学，在19世纪也以这种人物作为描写对象。可以说写 “小人物”是批判现实主义的一个相当重要而广泛的课题。“小人物”一般说来并不是劳动人民，而是小官吏、小商人、小市民。他们生活不富裕，有的还很贫困。在黑暗的专制统治下，他们政治上无权，社会上无地位，精神上也受奴役而且打上了旧的烙印，创伤很深。这种人不满现实，而又毫无反抗性。他们像虫豸草芥一样，为人瞧不起。有的还耽于梦想，自命不凡，其实是唯唯诺诺、昏昏噩噩的人物。“小人物”是下层人，尤其在近代城市发展条件下，他日子一天比一天不好过，是专制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受害者。果戈里给他的《狂人日记》的主角起了很有意思的名字。波普里希钦的俄语词根的含意是人生的“路程”的意思。这就是说，作者写的是典型的普通人的命运。描写这样的人物。在当时是曲折地对黑暗旧社会进行控诉。正是由于沙皇专制制度的反动统治,才造成了这种精神上畸形的人物，使普通的“小人物”遭到厄运。作者对波普里希钦，一方面是哀其不幸的，通过这样的形象，批判旧的社会现实。因此作者使用同情的笔触写他的人物。另一方面，又是怒其不争的，作者用滑稽和嘲弄的口吻，揭露他的主人公灵魂贫乏空虚，行为反常而缺乏反抗性。写这类可怜而又可笑的人物，也是对社会上卑微的“小人物”的警诫和振奋。所以说，果戈里当时写的“小人物”，至少在客观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当然，多写“小人物”而少写劳动人民的反抗斗争精神，是一些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局限。但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应从他已经提供的来作历史主义的判断。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对批判现实主义写“小人物”的看法。今天，时代不同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代替了产生“小人物”的社会基础。如果把今天当家作主的人民群众写成波普里希饮式的“小人物”，那是不对的。但是，旧时代的残余还存在，旧的意识形态还有影啊，在某些个别人身上会反映出旧时代“小人物”的某些不良作风，总是难免的。因此，不是从不满现实而是从精冲奴役所造成的软弱性、狭隘性，从反面去照一照镜子，对具有这类旧作风的人，不会一点益处也没有吧。
我们认为这篇小说有意义的倒不在塑造了“小人物”的形象，而是在于通过这个形象表现出的作家对旧社会的批判。这对于我们认识旧的社会，认识沙皇制度的黑暗，认识俄国历史实际，是有价值的。
《狂人日记》中通过波普里希钦的眼光看到的，或者说围绕主人公的官场社会现实，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呢?部长是表面有威严目光的大官僚，但他追求荣华富贵不遗余力。部长要把女儿嫁给将军以攀高门亲事，一心想的是升官。为了得到绶带，竟同狗谈话。一旦迁升，春风得意不已。七等文官科长，则是谄上压下的家伙。他脸长得像药铺里的玻璃瓶，脑瓜子上一撮头发，卷成刘海，上了油，涂得像朵蔷薇花。见了部长，这位科长行一百八十度的鞠躬礼。而对股长等下级官吏，则绷着脸骂人。财务员是个吝啬鬼，也是个白头发老色鬼。在家里，女厨子可以打他的嘴巴。那位侍从官，扁脸，络腮胡子，追求部长小姐，照镜子，讲些跳舞会上的无聊话。还有那些假装徜徉漫步，但注意前面走着的女人的白脚的官僚，一见部长来便争先恐后去表现自己，听说部长得绶带就拥来道贺。整个官僚机构充满了阿谀奉迎、追求虚荣、趋炎附势的卑劣气。那些省政府、民政厅、税务局的人， 哪一家不贪赃枉法? “世界上一切最好的东西，都让侍从官或者将军霸占去了。”作者控诉道： “这一大批人，他们做官的父亲们，这一大批吹牛拍马、趋炎附势的人，老说自己是爱国分子；其实他们要的就是地租，地租！为了钱，他们甘心出卖父亲、母亲、上帝，这些爱幕虚荣的家伙，……”这是对沙皇俄国有力的批判。
就是在主人公波普里希饮的身上，也可以看到长期在官僚机构中培养起来的恶劣性格的一面。这一面也是官僚们所共有的。小说的主人公瞧不起女佣人，瞧不起市民街的“不三不四的工人”，瞧不起部里的门房，表现了贵族自大感。他追求女人，为拾手帕，“飞扑过去，在可恶的镶花地板上噗通滑了一跤，差点没把鼻子磕破”心里还想另一个女戏子，但又假正经地不说下流事。这不也是沙皇官吏们的共有的特征吗?至于他想一步登天，从想当总督、军需官直到自命西班牙皇帝，这种异想天开的向上爬的追求，也正是他骂别人的那种虚荣，也是沙皇官吏们所具有的本性。
果戈里在《狂人日记》中所揭露批判的旧社会的种种景象，给读者提供了一幅图画，从这幅图画，我们可以认识沙皇俄国的统治机构的腐败和社会风尚的糜烂。那种官僚之间奉迎拍马、贪污腐化、尔虞我诈，那种把有越出轨的念头的人关进疯人院百般折磨的种种景象，我们从今天资本主义世界的现实中，不是也有所闻吗?
果戈里开创了俄国写实派的批判风气之先，他在艺术上也是卓有成就的。
以《狂人日记》而论，我们可以看到：
果戈里在独特的艺术构思中把生活上的真实与形式上的虚构结合了起来。
《狂人日记》中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 一时难得分辨的。这不但便于作品通过当时的严格检查制度而得到发表，而且也在于增加小说的艺术力量。小说采取狂人记得日记的独特形式，有些是真的疯子的混乱心理，如日期越来越乱，奇异的念头与做法(同狗谈话，找狗写的信，自以为皇帝，认为虚荣是因为舌下小水泡里有虫，月亮是汉堡箍桶匠做的，地球要坐到月亮上去……)；但大量对官场人物与活动的批判，对社会风尚的揭露，却又是真切而确实的。真的疯子的昏话，是作品假的掩盖。假借狂人的日记形式，又道出了生活的真实。把无逻辑的与有逻辑地搅拌在一起，构成这篇奇文，不能不说果戈里构思之巧妙。
果戈里是个讽刺作家，小说通篇表现了滑稽可笑的色调，它在嬉笑之中怒骂沙俄丑恶现实，显示了果戈里的喜剧才能。当然，这篇小说远远比不上作家后来写的《饮差大臣》、《死魂灵》中辛辣的讽刺、猛烈的嘲笑、愤怒的抨击来得有力强烈。但从讽刺艺术方面来说，它的技巧是高明的、纯熟的，表现手法是多样的。
果戈里善于简略儿笔勾勒出俄国官场的漫画，一个细节就使漫画异常鲜明突出。例如写官僚听说部长来了那副阿谀奉迎劲头。先写“人声鼎沸”， 把部长来临时那群瘟官的*动点出来。再说“许多官员争先恐后地跑着“，紧接点出实质“为了要在您(部长)面前表现自己。”末了突出一个细节：“大家把燕尾服上的纽扣扣起来”，使官僚们的丑态毕现。再加部长得綬带问狗的滑稽场面，也是绝妙的讽刺画。
顺带一击，是果戈里行文中讽刺的一个手法，它有助于扩展小说所写的生活画面。这些出现在行文中表面显得突然的事物、话语、场面，似乎与叙述本身无内在联系，但仔细揣摩，却是煞费心思的故意讥讽。如写到西班牙皇帝不见了，作者顺带一笔：“这太不像话了。首先，英国就不会答应。其次，还有整个欧洲的政治形势：奥国皇帝啦，我们的圣上啦……”这对当时干涉别国内政的欧洲霸主和“神圣同盟”是有力的讽刺。再如，当时俄国有一个反动杂志《北方蜜锋》，主编是反动作家布尔加林与格列奇。这个杂志受到进步文学家批判。别林斯基对此写过文章。果戈里在短篇小说《涅瓦大街》中也讽刺过它。在这篇《狂人日记》中作者写到波普里希饮在部里上班，把鹅毛笔削完，读了《北方蜜蜂》上一个地主描写跳舞会的文章。这是顺带一笔的讽刺。因为读不读这个杂志与小说里主人公想部长小姐没有关系。但偏插进这个细节，一是扩展小说描写的生活方面，二是说政府机关也放置着这种无聊反动的杂志，证明官僚们灵魂的空虚，欣赏口味的低下，三是顺带揭露和讽刺《北方蜜蜂》的卑下。
戏谑的模拟上流社会庸俗的文字，也是果戈里的讽刺手段之一。《狂人日记》中夹进了荒诞的、但却是令人喷饭的、狗写的信。这封信的笔调，是戏拟上流社会侈谈琐事的文字，其中还夹用了法国话。像“哎呀！亲爱的，春天的来临是多么可以令人感触到的呀！我的心跳动着，好像老是在等待什么人似的。我的耳畔老是嗡嗡作响。” 这样的句子，不正是娇柔造作、故作多情的贵族小姐们的感伤主义笔调吗?作者评论道：真是“狗腔狗调”。这就把上流社会中饱食终日、百无聊赖，而只会说废话、传谰言的风尚，揭露得体无完肤。
果戈里在这篇小说中并不处处都是嘲弄、戏谑的笔调。他在小说结尾处也用了抒情笔调：“他们干吗要折磨我?救救我吧！把我带走，给我一辆快得像旋风样的雪橇。开车呀！我的驭者，响起来呀，我的铃铎，飞奔呀，马，带我离开这世界! 再远些，再远些，我什么都不要看见。天幕在我眼前回旋；星星在远处闪烁；森林连同黑黢黢的树木和新月一起疾驰，灰蓝色的雾铺呈在脚下；雾里有弦索在响；一边是大海，另一边是意大利；那边又现出俄国的茅舍。远处发蓝色的是不是我的家?坐在窗前的是不是我的老娘呀？妈呀，救救教你可怜的孩子吧！……”这段文字，不仅是疯子狂想曲，更是作者深沉感情的抒发。在一篇喜剧性的小说末尾出现抒情段落，《狂人日记》不是唯一的。《死魂灵》第一部结尾处的关于俄国和三驾马车的诗篇，也是这样的。当读《狂人日记》快结束时，读者怀着对旧社会的嘲笑和对波普里希钦这个可怜又可笑的“小人物”的嬉笑时，遇上这段抒情文字，整个小说情调来了个大转变，不得不引起人们沉思。在这种沉思中会考虑得很多很多。作者就是在笑容还未收敛之时，滴下他同情的泪，又含着泪去回忆卑微“小人物”可笑的人生路程。临到呼吁救救孩子之际，最后却又冒出一句十分不调谐的“知道不知道在阿尔及利亚知事的鼻子下面长着一个瘤?”于是，破涕为笑了。果戈里就是以其“含泪的笑”的风格写出他的一些中短篇小说(包括《狂人日记》)的。
果戈里《狂人日记》的标题、文体形式、对迫害普通人的旧世界的揭露和批判、把真假实虚的东西结合起来，透过混乱话语显示对现实的正确理解，以及其中的狗、结尾处“救救孩子”的呼吁，对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不无影响。但鲁迅先生不是模仿，而是借鉴，是批判地吸收，是革新和创造。果戈里的疯子就是疯子，他的疯子想的是个人享乐；鲁迅先生笔下的人物，在狂人外衣下却包含着先进民主战土的思想，狂人所想的是推翻封建制度与礼教的吃人的筵席。果戈里呼贼“救救孩子”是狭隘的。鲁迅先生呼喊“救救孩子”是要求拯救下一代。但毕竟是：如果没有果戈里的《狂人日记》，也就没有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鲁迅先生会把他所见所闻和深刻思想写成另一种样子的作品。鲁迅先生批判地吸收文学遗产中民主性的东西、借鉴优秀外国作品的艺术经验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注：本文作者已经授权本头条）
（马家骏 河北清苑人，1929年10月5日生，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名誉会长（原会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原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原理事、陕西省高等学校戏曲研究会原会长、陕西诗词学会原顾问、陕西省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原常务理事、陕西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先进个人、陕西省教书育人先进教师等，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著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美学史的新阶段》、《诗歌探艺》、《世界文学探究》等12种；与女儿马晓翙二人合著《世界文学真髓》、《西洋戏剧史》等4种；主编有《世界文学史》（3卷）、《高尔基创作研究》等9种；编辑有《欧美现代派文学30讲》等4种；参编合著有《马列文论百题》、《文化学研究方法》、《东方文学50讲》、《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等40多种。
名列《中国作家大辞典》、《中华诗人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学者大辞典》、剑桥《国际传记辞典》（英文第27版）、俄罗斯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国外俄罗斯学专家名录》（俄文版）、《陕西百年文艺经典》等4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