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本文摘自《瑞安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专辑，作者苏叔迁，原标题《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曾联松》
正文
五星红旗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象征着国家的荣誉和尊严，在地球的东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使主权的任何地方，高高飘扬。从*主席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起，至今已40个年头了。在国际竞技获胜的时刻，五星红旗伴着庄严的国歌声冉冉升空，攀登上珠穆朗玛峰的登山队员，把五星红旗插在世界最高峰上。在南极的长城站和中山站，都竖立着五星红旗。在航空器上，在各种船舰上，都有五星红旗的鲜明标志。在联合国大厦，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我国驻外使馆，在我国代表与外国签订条约或协议时，更要悬挂着五星红旗……五星红旗啊，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足见，这面被郭沫若誉为“头颅换得金星五，满地红旗众手擎”的五星红旗，是何等的为世人所瞩目，是何等的深入人心呵！
然而，五星红旗的设计者是谁？知之者确实不多。1989年5月13日《甘肃日报》四版转载了《青年文学》第4期的《开国大典轶事》一文，其中提到：“值得新闻界重视的是，在雪片般涌来的3012幅画稿中，独占鳌头的居然是一位普通工人的作品。《人民日报》公布了他设计的五星红旗的图案、尺寸和颜色。”如果说，五星红旗设计者是工人阶级的一员，那当然是对的，说他“是一位普通的工人”，显然是以讹传讹了。
1987年国庆节，上海电视台邀请五星红旗设计者参加国庆联欢活动。节目主持人把五星红旗设计者介绍给观众，大家才知道曾联松不是上海人，而是浙江瑞安人。
瑞安，在温州以南35公里，是一座濒临东海的小县城。飞云江穿流全境。早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聚落而居，繁衍生息。三国东吴赤乌二年（公元239年）正式建县。此处海运方便，工商繁荣，文风昌盛，弦诵渐广，历代文人辈出，素有“东南小邹鲁”之称。宋代“永嘉学派”创始人之一的陈傅良，元末《琵琶记》作者高则诚，清朝经学大师孙诒让，都出在瑞安。
瑞安多豪门殷富人家。曾联松家虽是历代书香，却属于平民阶层，祖父虽有住房，但到他父辈兄弟四人，他父亲就没有住房了，开始搬到屏心街，后来又搬到水心街14号的三间轩楼（不是正屋而是厢房），都不属自己所有，而是从亲戚家租用的。祖父曾叙卿，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尤擅外科，对于病家都是“有求必应”的。父亲曾宇人，也不是什么达官贵人，而是从事科技工作的一般公务人员，原在杭州湾海塘水利工程担任测量工作，后调到南京“导淮委员会”，仍然从事测量工作，靠微薄的工资养家糊口。母亲沈炳第出身名门望族、书香门第，在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社会，粗识文字，也只是做个贤妻良母而已。
曾联松诞生于公元1917年12月17日。上有两个姐姐,下有两个弟弟而早天，实际上他成为家里的独子。父亲常年在外面工作，家中全由母亲独自照顾。母亲望子成龙，家教甚严，对曾联松又十分钟爱。曾联松7岁，母亲把他送到私塾，后又把他送到纪念经学大师孙诒让的“籀公楼”——瑞安县中心小学读书。他初小四年只读了两年便跳级进入高级小学。高小毕业后，即考入名牌中学——由孙诒让创办的瑞安县立初级中学。他聪颖好学，记忆力强，喜书法，更喜诗画。语文教师李逸伶在一次讲课时讲到的一副对联，至今他还记得一字不差。美术教师、著名画家金作镐上美术课所讲的画理，使曾联松对书画发生了浓厚兴趣。
1932年冬天，曾联松从瑞安初级中学毕业后，便到了南京，在他父亲身边，第二年夏天考入了江苏省立南京中学高中部（校址在南京门帘桥）。
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脑所在。奇怪的是：各种各样的新鲜事物和各种各样的进步消息，都悄悄地在同学之间传播着。他受父亲从事科技工作的影响，产生了“科学救国”的思想，想在高中阶段抓紧学好数、理、化，将来在科技方面有番作为。但是，他从同学那里零零碎碎地听到了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消息。这些“消息”，很不系统，很不完整，仅是一鳞半爪，但对血气方刚的青年人是很起作用的。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共产党的整个主张是什么，但红军长征、北上抗日，他觉得谁抗日谁就是好的。尤其是，“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张牙舞爪，步步紧逼，侵略气焰十分嚣张，而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软弱无能，“不抵抗主义”令人失望和愤慨。这时候，共产党主张抗日，他从内心里表示赞同。1935年冬天，他正在高中毕业班，突然华北告急：日本侵略者企图变华北五省为“第二个东北”，成立所谓“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学生于12月9日这天冲破了“救国有罪”、“抗日犯法”的铁网，愤怒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武装保卫华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怒潮波及到南京。12月18日，南京的大、中学生奋起了。
“游行去！游行去！”
曾联松跟着同学们一道，投身到游行队伍中去了。南京中学这支游行队伍，在南京儿十所大、中学校中是起着骨干作用的队伍。几万人组成的巨龙般的洪流，拥向中山陵去“哭陵”，表示誓死反帝抗日的决心。随即又拥向“行政院”，把“行政院”围个水泄不通，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主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行政院秘书长翁文灏站在行政院的阳台上，对学生们讲话：“抵抗侵略，是政府的事，要由最高峰来决策，同学们最重要的任务是读书，要好好读书，读书就是救国……”。
事后，这场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被镇压下去了。走在运动前列的南京中学，被镇压得很惨，领头的学生被逮捕，整个“南京中学”全被赶出“首都”，迁校到镇江去了。国民党政府作出了残酷的决定，师生们都无可奈何，迁校是必定要迁的，但要搬迁一所学校，非一朝一夕就能办成的。学校处于半停顿状态。此时，他正在毕业班，待毕业的时间到了，他们就不到镇江去了。
受到这次“一二·九”运动的洗礼，曾联松开始觉醒了。他认识到单靠“科学救国”是救不了国的，只有抗日才能救国。
救国，怎样救国？在国难当前、人民苦难深重、国弱民穷的中国，一个青年人怎样献身报效祖国？1936年夏天，他经过反复的思考，放弃了升学报考科技专业的念头，考入了中央大学经济系。他认为，这样就可以多接触社会，了解人民群众疾苦的症结所在，寻求国弱民穷的病根以及疗救的方法。
他在南京中学的同年级同学张先畴，也考入了中央大学地理系。两人来自同一个学校，也就特别接近。张先畴爱好文学，买了一套鲁迅为亡友瞿秋白编的《海上述林》，他也很感兴趣，就借来阅读。两人就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了。
中央大学是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学校。学生是爱好追求真理的，即使在“嫡系”学校里，进步力量也相当活跃。曾联松与张先畴一起，在中央大学里结识了许多进步同学、进一步受到抗日救亡思潮的影响。就在他们进入中央大学后的12月12日，发生了震动中外的“西安事变”，南京城里,空气紧张，风声鹤唳，各种各样的传闻都有：“宋美龄飞往西安营救蒋介石；何应钦要出兵征讨，派飞机轰炸西安（后来证实，这些均非谣言）……曾联松和张先畴，对这样的局势都很关心，也很担心。最担心的是，怕内战重新爆发，日本侵略者就可乘隙而入。每当下课，他就和张先畴一起钻到图书馆去看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他俩也松了一口气。还知道“西安事变”是由共产党出面解决的，更使他觉得抗日的潮流不可阻挡，对爱国抗日的信心更足了。
进入中央大学一年后的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了。全面抗战开始了。传来了驻守宛平城的宋哲元部队（29军）奋勇抗击日军的消息，大为振奋人心。南京城开始受到战争的影响，抗敌救亡的气氛日渐浓厚。接着，学校放暑假了。这时曾联松忽接故乡来信，说母亲生病想念儿子。此时，他的两个姐姐都已经出嫁，他必须回去侍奉母亲。他16岁离开故乡已好几年了，现在也很想回去看看。辞别了父亲，他独自回到上海。上海已笼罩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之中：8月9日，日本两名水兵乘车冲进虹桥机场，打死守卫机场的中国士兵，机场的中国守卫部队予以还击，击毙了这两名日本水兵。“虹桥机场事件”轰动了上海，人声鼎沸，预示着日本侵略者必然寻找借口，挑起事端。果然不错，黄浦江里很快就云集了日本军舰，日本海军陆战队大量增兵，战争一触即发。曾联松就在此时，从南京到了上海，一看局势紧张，不宜在上海久留，就赶紧买了轮船票，在十六铺码头登上了由上海直达瑞安的曹姓老板的私人轮船“新瑞安号”（抗战以前，瑞安有几条私人轮船与上海直接通航），在风浪中度过了两天两夜颠簸不停的海上生活，平安地回到故乡。他一到达瑞安不几天，上海“八·一三”抗战爆发了。
侍奉母亲病愈，已是金秋十月。接到校方通知：中央大学迁往重庆沙坪坝复课，希望接到通知后到新校址报到。同时，他接到父亲来信：“导淮委员会”已迁到四川禁江。他必须到四川去了。
从东南沿海一隅的小城瑞安，到万里迢迢之外的四川,年方弱冠的曾联松，能独自长途跋涉吗？他自己有这个决心，做母亲的也放不下心啊！况且，上海战事正紧，南京已遭到轰炸，东南一带已呈现紧张局势！幸好初中时同班同学朱瑞宾和陈懋功，都认为：倘使东南一带被敌人侵占，也就不可能求学了，他们都有亲属在内地，不如趁早到四川大后方去考学校。且朱瑞宾的父亲在武汉一家兵工厂当工程师，也希望儿子到大后方去。于是，三人结伴成行。此次长途跋涉，不宜多带东西，仅一个铺盖、一只小拎箱，行李十分简单，便匆匆上路了。途经温州、青田、金华、南昌、九江，再溯江而上，抵达武汉后就住在朱瑞宾父亲下榻的旅馆，三人席地而，睡，等待去重庆的船期。等了一一个多星期，才买到船票。
从武汉到重庆，逆水行舟，30年代的轮船速度比现在慢得多，路上足足走了一个多星期。船上的旅客，有搬迁到内地的机关公务员和学校师生员工，有从沦陷区逃出来的难民，有趁机发国难财的商贩……人声嘈杂。加上轮船不时发出“呜——呜——”的汽笛声。盖住了“两岸猿声啼不住”的肃*秋景。三个少年伴侣议论着时局，议论着个人前途，曾联松的内心贮满了压抑不住的忧愤，觉得不吐不快，随口吟成了两首古体诗：
负笈入蜀
国破山河异，人亡四海忧。
烽烟燃大地，血泪染卢沟。
天下兴亡责，匹夫赴同仇。
溯江正负笈，直上险滩头。
翟塘峡口望白帝城
多少兴亡事，烽烟付水流。
三分成鼎足，一蹶失荆州。
峡口瞿塘险，孤城白帝秋。
岂无隆中对，吴蜀损同仇。
船到重庆上岸后，三人便各奔前程。
曾联松到达重庆沙坪坝，向中央大学报到，学校早已复课，不准注册，须到下一个学期方可注册，只好旁听。由于他很爱好艺术，就经常去听宗白华讲授的美学理论课。这为他后来设计五星红旗打下了坚实的美学理论基础。
到了沙坪坝，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吃的是糙米饭，读书的课堂和睡眠的宿舍，都是临时搭起来的竹棚，大寝室住一二百人，双层竹床之间的通道只可侧身而过，显得非常拥挤。抗战嘛，大家都过的是苦日子，对青年人来说又算得了什么？
中央大学周围有重庆大学，是抗战以前的建筑，颇有东方建筑艺术的风格，大厅前有大操场，在缺少平地的重庆有这么一大片土地是很稀奇的。中央大学经常借这个操场开大会。本来，这里没有什么文化娱乐生活可言，生活很枯燥。沿岸就是嘉陵江，江边有小茶馆、小饭馆、小旅店。四川人喜欢在茶馆里喝茶、抽烟、摆“龙门阵”。沙坪坝南边有一条小街，可以通到磁器口，是传统的交通孔道。松林坡在嘉陵江南边，从松林坡后山下去有一条大路可以走到曾家岩，八路军办事处就设在这里。秋天枯水期，后山下去就可以在沙土上走到曾家岩。松林坡对岸是盘溪，山清水秀，有豪门的住宅，山上有小松林可以遮荫，山下有小溪是天然游泳池，大热天下午可摆渡过去游泳。这幽美如画的环境是曾经留下他的足迹的地方，虽半个世纪过去了，还深深地刻印在曾联松的记忆里。
曾联松到达沙坪坝之后不久，就由法学院政治系的同级同学黄大明介绍加入“学生抗日联合会”，这是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地下“学联”)。地下“学联”的同学争取参加公开的“学生自治会”以掌握领导权，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活动。校内，他和勇龙桂、丁靖宇等同学办了一小型的流动图书馆，从同学手中把进步图书集中起来，又借给同学们阅读，谁只要签个名就可以借阅，从而成为宣传抗日活动的阵地。校外，参与地下“学联”以“学生自治会”名义在磁器口举办的群众夜校，吸收社会上的失学青年来学习文化，教他们唱抗日歌曲，宣传抗日形势，很受青年们欢迎。
1938年5月，曾联松来到沙坪坝不过半年多时间，黄大明就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0月，中共沙（坪坝）磁（器口）区第一届委员会成立了，曾联松担任区委宣传委员。
1938年底，南渝中学（南开中学）党支部也由曾联松领导。
当时，党组织处于地下活动，沙磁区五名区委委员不能在一起开会，不能横向联系，只能单线联系。当时党的活动方式，多数是采用傍晚在校园内散步聊天交换情况，研究工作，支部会就利用“空袭”警报躲到防空洞里开，或到松林坡上去“看风景”，或坐到嘉陵江边的石头上“谈天”，或隔江到盘溪山上的松林里去“玩玩”……活动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充分利用了沙坪坝的有利地形。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重庆人心惶惶，学校里，教授不安心教书，学生不安心上课，亡国的阴影笼罩在人们的心头。就在这关键时刻，*到了重庆，中央大学党支部认为这是一个大好的时机，决定以“学生自治会”出面的方式邀请*到中央大学来作形势报告。这个计划，由黄大明向杨述（即著名作家韦君宜的丈夫）请示，杨述当时代表重庆地下市委联系中央大学支部，表示同意这个计划。
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准点每天上午8时到校，下午4时离校回家。这天，1938年12月中旬一个星期六下午，当罗家伦离校回去时，校门口立即贴出一张海报：
欢迎政治部副部长*先生演讲抗日形势问题。
由法学院院长马洗繁先生主持报告会。
*曾经是南开中学学生，马洗繁原为南开大学教授，同有“南开”的渊源，他很高兴主持这个报告会。海报贴出去后，同学们视同喜讯一样迅速传开了。
星期日上午8时，中央大学的大食堂内外聚集近3000人，窗台、土坡、屋檐下，到处坐满了人，听众十分踊跃。
沙磁区委秘密发动各学校、工厂、街道支部，尽可能动员革命群众来听讲。地下“学联”成员和积极分子又都到会维护秩序。把进步教授请来坐在主席台周围，在客观上起到了保卫主席台的作用。
*和邓颖超一起来了。*身穿灰布军服，剃着光头，足穿硬底黑皮鞋，神采奕奕走上讲台。邓颖超也在台上就座。*首先指出：抗日战争分三个时期，第一期是敌进我退；第二期是相持阶段，准备反攻；第三期是我进敌退，反攻阶段。他发挥了*的持久战思想，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和力量，批判了“亡国论”、“速胜论”以及破坏团结抗战的倒退逆流等论调，令人信服地指出日寇必败的各种因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各项主张的正确性，等等，博得了阵阵掌声。老教授们兴高采烈，连持有反动观点的学生听了也暗自点头。听讲前那种“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沉闷空气一扫而光。听众们都说：“还是共产党有办法！”“中国有希望了！”
群众欢迎国民参议员邓颖超讲话，邓颖超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以后有机会再说。”
1939年的“三八”妇女节，邓颖超又到中央大学对女同学们讲了抗战形势与妇女解放问题。
曾联松作为中央大学地下党组织的成员之一，参与组织了这些活动，并且有机会见到了党中央的*，感到终生难忘。
1939年5月1日，重庆市举行纪念“五一”劳动节活动,杨述去参加这次纪念大会，到了门口，被警卫拦住不放，因而被捕。沿途他高喊：“共产党万岁！”过路的有心人听到他这么呼喊口号，知道是共产党员被捕，就立即报告给八路军办事处。博古很快就把杨述保了出来。
杨述被捕的当晚7时，南方局“青委”立即派人通知中央大学支部，党组织暂停活动，所有红色书刊实行清理，丝毫不得暴露。随即，沙磁区委进行改组，以防敌人破坏。中央大学支部也进行改组，分为新、老两个支部，仍由川东特委青委负责人杨述领导。原来“已经红了的”党员编入老支部，有黄
大明（现为复旦大学研究员、上海市经济研究中心顾问）、曾联松、陈元晖（中科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已离休）、石山（即靳吉甫，中央农委研究室，已离休）等九人，黄大明为支书；新发展的、尚未暴露而易于掩护的编在新支部，石山为支书。与曾联松同班同学的雍文远（著名经济学家、现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顾问），刚好是1939年4月入党的，就编在新支部。
1939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平江惨案”，*害了新四军干部，随之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1938年大后方那种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群众运动被镇压下去了。1939年10月，党中央青委副* 冯文彬，从陕北到重庆，找黄大明了解中央大学内的党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指出：国民党迫害青年的逆流将加剧，必须撤退一部分力量。10月下旬，黄大明就调到延安去了。
1940年春天，石山、陈元晖等四人也调到延安去了。
中央大学老支部第一任*黄大明到延安去后，由陈元晖担任第二任*。此时，中大支部的上级组织沙磁区委由荣高棠接替杨述代表川东特委青委来领导。现在，陈元晖也去了延安，中大老支部*就由曾联松来担任。
陈元晖、石山他们离开中大时，曾联松秘密地帮助他们提着轻便的行李，一一直送到八路军办事处。一天，曾联松接到了一封信件，拆开一看，才知道是八路军办事处一位姓何的同志写的。信写得非常简单，只说有事请他去一下。原来是向他了解中大党支部组织情况和活动情况。后来他才知道，姓何的同志是川东特委青委*蒋南翔。
1940年春天，新支部的雍文远参加沙磁区委担任部分工作，由他负责联系中大老支部*曾联松。1940年9月，中大成立党总支，雍文远为宣传委员，仍由他与中大老支部*曾联松进行单线联系。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皖南事变”发生以前的1940年冬天，国内政治形势更为急转直下，山城重庆，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沙坪坝小街上，经常有宪兵在游动。共产党员随时有被捕的危险。12月下旬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雍文远约曾联松在校门内小操场角落处相见。雍文元向他传达上级指示：“老支部的同志尽可能用请假的办法迅速转移。”
曾联松感到愕然，问：“有什么任务？转移到何处？能否去延安？”
“没有任务。到什么地方去全由自己决定。延安去不成了，胡宗南部队把去延安的路堵死了。”
曾联松想到皖南找新四军去，问：“能不能带走组织关系。”
“不带组织关系。离开越快越好。”
雍文远还传达：李春辉也要迅速转移。
谈话不到3分钟就匆匆忙忙结束了。这3分钟是决定曾联松一生命运的3分钟，此情此景，永远难忘。
曾联松立即向李春辉传达转移任务。两人商量如何离开重庆。第一是路费，曾联松向同乡同学借来的钱不到100元。第二是如何通过国民党军队重兵把守的必经之地浮图关？
李春辉是湖南邵阳人。湖南人当兵的很多。李春辉认得不少当兵的湖南老乡，弄来了两张“军用差假证”。恰巧有军车出差去贵阳，曾联松、李春辉二人坐上了这辆军用汽车。那时大学生穿黄色呢制服，与军人服装相差无几。上车后坐在曾联松旁边的一位军人看他没有符号（胸章），便摘下自己的一枚证章挂到曾联松左边上衣口袋上。通过浮图关时，没有引起任何怀疑，顺利过去了。原来考虑可能遇到惊险场面，现在化险为夷了。
曾联松、李春辉接到雍文远交代转移任务的三天之内，便脱离了虎口，离开了依依不舍的战斗过的沙坪坝，离开了母校中央大学了。在离开重庆赴贵阳途中，又酝酿了一首《蜀道艰难奉命离渝》的古诗：
茫茫云雾锁山城，却有嘉陵日夜鸣。
坝畔潮声催鼓角，林间月色侣黎明。
方期岸阔浪无限，却恨水浅石纵横。
蜀道艰难秋萧条，长风万里雁南征。
(原注：“坝”指沙坪坝，“林”指松林坡)
曾联松、李春辉二人离开重庆一周后，雍文远也奉命转移离开重庆了。现在才知道，上级组织当时也撤离了，党中央还命令不准互相联系。雍文远也从此脱党了。
军用汽车到达贵阳后，还是李春辉有办法，仍旧找到了军车搭乘，经都匀到金城江（广西河池县政府所在地），再换乘火车去桂林。那时交通极不方便，汽车、火车速度也似牛步，一路风餐露宿，风尘仆仆，辗转流离，备受艰辛。这次长途跋涉，路上几乎走了一个多月，终于在1941年1月下旬到达西南大后方的文化中心桂林。
到桂林后，李春辉住在他湖南老乡家里，曾联松住在老同学张先畴家里。张先畴没有在中央大学读完，早就参加抗战工作了，此时在桂林《力报》当编辑，且已与一个姑娘结婚了（张先畴解放后在《学习》、《红旗》当编辑，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先畴向他打听中大老同学情况与学生运动情况，也向他介绍桂林文化事业兴旺发达的情况，还带他参加诗歌晚会等活动。
曾联松与李春辉商量，在桂林不能久住，得赶快离开，到皖南找新四军去。曾联松从张先畴那里听到了发生“皖南事变”的消息，新四军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李春辉说，先到上饶去，找他在第三战区工作的湖南老乡，请他的老乡带路去找，总可以找到的。曾、李二人还觉得，传言是否可信也吃不准，两人都是将信将疑，而且觉得，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新四军发生摩擦，是家常便饭，不当一回事。还是先到上饶再看势头。两人一心一意要找新四军，在桂林只住了几天，便又匆匆上路。
从桂林到衡阳的火车上,两人一时冲动的心情稍为冷静一些；到皖南去寻找新四军，必然化费时日，也必须多带路费以备不时之需。从重庆带出来的一点钱，几乎用光了。怎么办？为筹措路费，李春辉决定回湖南邵阳老家去想办法，而曾联松只有写信向父亲要钱。战争时期，瑞安（浙江）与綦江（四川）之间通邮不便，决定折返桂林，再给父亲写信。于是，两人在衡阳下车后分手，李春辉回邵阳去，曾联松折返桂林,仍旧住在张先畴家里。
张先畴说，皖南就不要去了，新四军的情况究竟如何也不清楚，还可以到昆明去也很好，西南联大的进步势力很强，学校领导也开明。曾联松不想去西南联大，认为新四军的实力雄厚，上饶这条路走不通的话，还可以先回到故乡瑞安，再由温州去上海，在上海打听新四军的去向，再投奔新四军。
在桂林，曾联松有个中央大学老同学叫张海秋（解放后为内蒙古大学教授，已去世），在浙江搞过群众运动，对浙江情况很熟悉。曾联松与张先畴一起去看他，他正在打篮球。张海秋对曾联松说：“现在浙江的政治形势也很紧张，你回浙江去，还是先找个工作来掩护吧！”张海秋有位一起从事群众运动的朋友在浙江丽水，叫杨嘉昌（又叫阿杨，即著名的木刻版画家杨可扬），便写了封信交给曾联松，叫曾联松到浙江丽水去找杨嘉昌。为了便于隐蔽下来，这时便化名“曾楫”。张海秋写给杨嘉昌的信上，用的就是“曾楫”这个化名。
在张先畴家又住了个把月，待接到父亲从綦江汇寄路费后，便告别了张先畴夫妇和张海秋，从桂林经衡阳、金华到了丽水。
杨嘉昌在丽水办了一个木刻社，普及木刻知识，传授木刻技术，并出售木刻工具与木刻材料等。住的地方是合作宿舍。他热情地接待了朋友介绍来的素不相识的青年曾楫。也让曾楫住在合作宿舍。
曾楫到丽水后，才亲身感受到政治形势确实严重。浙江是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反共的重点地区，决不能在这里自投罗网，隐蔽得越深越好。杨嘉昌也不知道他的政治身份，只知道他是中央大学经济系学生。聊天时，杨嘉昌谈到不久前发生的“皖南事变”，新四军有很多人被捕，关在上饶集中营……现在，新四军也不知去向了。杨嘉昌言之无心，曾楫听之有意，证实了桂林听到的传闻没有错，脸上又不能露出半点异样的表情，心里不觉一沉：完了，皖南去不成了。但要找新四军的这条心并没有死。
在丽水找工作，漫无头绪。丽水与家乡瑞安近在咫尺曾楫决定在还没有找到工作之前，先回家乡探望母亲。更主要的，还是打听温州有没有船到上海去。原来，“八一三”以后直到现在，海上已被日军封锁了，根本不通航。
回到瑞安后，由于长途跋涉，太劳累了，胆囊又出毛病，身上发烧，在家休息。他像一只带病的孤雁，忧国忧民的心境与莫可名状的惆怅心情，无处可以倾诉，只有登上瑞安城的名胜之一的“话桑楼”，去面对奔腾翻滚的飞云江，仰天长叹，写下了《登话桑楼怅望》一诗：
独上江楼思黯然，万方多难对烽烟。
裹尸未获男儿志，伏枥频添鸳马车。
闻道冤沉戈同室，更恨煮豆箕互煎。
蹭蹬事逐秋风至，浪迹天涯路几千。
曾联松病体尚未复元，忽接李春辉从金华来信，相约一起去皖南。两人当初在桂林听到“皖南事变”不相信一定是真的，可如今曾联松在丽水得到了证实，而李春辉是否也获得证实？李春辉住在金华的小客栈，人地生疏，且中国军队隔金华的白龙江与日本侵略军对峙着，金华城内戒严，户口查得很紧，这是曾联松不久前从桂林到丽水经过金华时亲身领受过的，很担心李春辉滞留金华不安全，自己的身体还不允许路途奔波，又不便写信详告“皖南事变”实情。想到李春辉在桂林说过，通过上饶第三战区的湖南老乡帮忙可能有些把握，就给李春辉打了电报：“请你先走”。示意李春辉尽快离开金华，倘能去皖南最好，开出一条路来他再继续前去。电报发出后，他天天盼待回音，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曾楫又从瑞安到了丽水。仍住在合作宿舍里。他结识了木刻界朋友郑野火，他与杨嘉昌的图册很多，他闲着无事，就借图册来欣赏。他们刻的木刻，印好，加上中文说明，曾楫就帮助把中文翻译成英文。喜爱木刻的人，到木刻社来购买者很多，外地木刻爱好者也有来订购的。他成了木刻社实际上的一个“帮手”。
住在合作宿舍的范大枚，40来岁，嘉兴人，是浙江省建设厅专员，看到曾楫这位青年人诚实勤奋，又是中央大学经济系的，正好丽水专区下属云和县政府合作指导室有个职务。问他愿意去担任否？他正要找个职业来掩护，是求之不得的，就满口答应下来了。于是，经范大枚介绍，1941年6月，就由省合作事业管理局名义介绍曾楫担任云和县政府合作室指导员了。
此时，日军要向金华发动进攻。日机经常深入到中国军队的后方*扰、轰炸。曾楫住在合作宿舍期间，就经常遇到“鸣——鸣——鸣”的空袭警报，整个丽水城里人都要逃到城外去躲警报。真是侥幸，正当曾楫要到云和县去工作时，合作宿舍被敌机轰炸了。住在合作宿舍的杨嘉昌、郑野火、范大枚他们，也一起逃难到云和去了。
云和是·个山区小县城，曾楫到任后，常到山区农村去了解合作社情况，看到老百姓穷得吃蕃茹藤、蕃茹叶、蝴蝶菜（即马齿苋）等，以草代食，苦不堪言。他就采集一些来，夹在本子里留作纪念。那时，从金华、丽水等地逃难到云和来的人，像潮水般涌来，他见此情景，他的合作社就在沿途采取措施，设点保证供应，按公价出售，让难民买到比市场上便宜得多的货物。
1941年10月，他被省合作金库调去当经济研究员。他又回到了省合作金库所在地丽水。到合作金库后研究些什么呢？开开展览会，画些会计报表等图本，到县里了解合作事业情况等，如此而已！在这里干了大约半年时间，省合作金库被敌机轰炸了。省合作金库也搬到云和去了，机构被炸后不得不进行裁员，曾楫也因此被裁员回到家乡瑞安去了。
1943年2月春节过后，他接到中大同学勇龙桂的信，邀他到浙江常山去，担任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浙皖办事处会计课长职务。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宋庆龄、孔祥熙创办的。勇龙桂邀他去筹备一个工业合作金库。他知道勇龙桂此时还不是共产党员，但思想进步，常常跟他谈到，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很伤脑筋，不如到解放区去。曾楫表示赞同，但也仅能表示赞同而已！金库正在筹备期间，“工合”浙皖办事处主任孟受曾出差到江西赣州去，据传说，被赣州专员蒋经国抓了起来，后由孔祥熙出面保释，孟受曾也就不愿回到常山来了。金库筹备不成，勇龙桂觉得在这里干下去没有意思，就与曾楫商量离开这里。勇龙桂主张两人一起到桂林去，曾楫不想去桂林，还是想回家乡待时机再去寻找新四军。
勇龙桂到桂林去了。曾楫把无法筹备下去的工业合作金库办理结束后，1943年10月，也离开常山回瑞安去了。在瑞安，他感到前途茫茫，一筹莫展。
瑞安中学校长王超六，闻知曾联松此次回家未有外出远行的打算，便登门拜访，聘请他到瑞安中学执教。曾联松觉得盛情难却，又是自己的母校，为家乡教育事业出力，也可作为栖身之地，便欣然允诺。因在云和、丽水、常山等地工作期间的聘书上都用“曾楫”的化名，到瑞安中学执教仍用“曾楫”。此时，瑞安中学已是完全中学，有初中部和高中部，缺的是外国历史教师，曾联松在中央大学读的是经济系，对经济史特感兴趣，与外国历史有相通之处，所以敢于承担外国历史的课程。1944年1月，曾联松就成为瑞安中学外国历史教师了。
曾联松执教瑞安中学，年龄不过27岁，整天与学生“泡”在一起，师生相处无间，深得学生敬爱。不知不觉间，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很多在西南大后方的知识分子陆续回到家乡来。中央大学的同学蒋毓化（解放后入党，在华东水利勘察设计院工作，已离休）、叶琛（现在温州市体委工作）都回来了。他们二人虽不是共产党员，却都是进步分子，在中大时关系相当密切。他们二人给曾联松带来大后方的许多新闻，其中使曾联松最感兴趣的是：重庆《新华日报》发表过*写的《沁园春·雪》。曾联松就把这首词逐句记了下来。
曾联松与党失去联系多年了，蒋毓龙带来的讯息，特别是*写的《沁园春·雪》，使他心明眼亮，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一天，他给学生上课时，一踏进教室，就把门关上，利用教外国历史《绪论》课的机会，用“阶级分析”的观点讲起社会发展史来了。学生们从来没听过有这方面的内容，觉得非常新鲜，听得个个全神贯注。当这节课快要上完时，他突然在黑板上奋笔疾书，把《沁园春·雪》抄写在黑板上，还讲解给同学们听。学生们在古诗词中从未读到过，不知是谁写的，更觉新鲜。曾联松对学生们说：“你们下课后，再去欣赏欣赏吧！”
从大后方回到家乡来的人，日益多起来。人多嘴杂，曾联松开始产生不安全感：他是“国共合作”时期秘密参加中国共产党的，已是相当“红”的人，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随之发动内战、进行“截乱”，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后果将不堪设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尽快离开家乡是为上策。他在等待时机。
老同学勇龙桂来信了。告诉他：打算在上海创办一个“现代经济通讯社”，请他一起来筹备。1947年夏天放暑假后，他启程来到上海，在约定的霞飞路（现淮海中路）国泰电影院对面的咖啡馆见面。勇龙桂告诉他：“现代经济通讯社’是著名经济学家许涤新先生主持创办的（解放后才知道是董必武同志批准创办的）。是许先生把勇龙桂从重庆调来上海的。勇龙桂说：“上海环境错综复杂，中大在上海的同学很多，你初来乍到，尽量少同外界接触。”就安排他“坐机关”，当秘书。他到“现代经济通讯社”当秘书后，没有见到许涤新通讯社来往信件、稿件很多，都由他经手处理。通讯社的具体工作由勇龙桂负全责。不久，他住到华山路466号“现代经济通讯社”职员宿舍（即现在上海戏剧学院），就把夫人项佩瑜接来住在一起。
在与勇龙桂一起工作过程中，他觉察到勇龙桂此时已是共产党员了，但又不能询问。他虽已脱党，但对执行党的纪律还是非常严格的。这时，他听勇龙桂说，李春辉到美国留学去了。这才知道李春辉当年皖南也没有去成。
曾联松在“现代经济通讯社”坐机关，一直坐到了上海的解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了。黄大明来到上海，以军代表身份接管了国民党时期的供销合作社，改组成立上海市合作供销总社。整个上海市经济系统由许涤新负责接管。由地下党领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勇龙桂把黄大明来到上海的消息告诉了曾联松，曾联松便去看望黄大明。在重庆分手，在上海重逢，两位老同学在一起，心情特别激动。黄大明对曾联松说：“你那边工作结束后，到我这边来工作，怎么样？”
“这自然很高兴罗！”曾联松偷快地答应了。“等我这边工作办理结束后再来，好吗？”
黄大明表示同意，并且给他安排为上海市合作供销总社调研科科长的职务。
上海刚一解放，勇龙桂就对曾联松说：“你快申请入党吧！”他就写了入党申请报告交给勇龙桂。勇龙桂交给许涤新。组织上通知他，找他谈话：“现在刚解放，工作很忙，关于组织问题还要调查。”是啊，他于1938年5月入党，1940年12月离开，脱党已好多年了，是要接受审查的。他偷快地接受了审查。后来组织上又说：“你要到新单位去，到那边再申请入党吧！”解放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他的党组织问题长期没有解决，直到1985年11月才重新入党。
就要办理“现代经济通讯社”结束工作接近尾声的7月中旬，忽然他在报上看到新政协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心情十分激动。他想：“我爱中国，我爱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也就没有新中国的国旗。”觉得自己虽然不是画家，不是设计师，设计成国旗图案也未必能中选，但他为了表示对党的无限忠诚，决心响应“征稿启事”的号召。他认为：响应“号召”，岂能踟蹰！“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他就把自己这个想法告诉黄大明、勇龙桂（解放后调任全国计划委员会委员，现为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他们都鼓励他：“很重要！很值得！要努力去完成！”
怎样按照“征稿启事”的要求，体现“庄严、简洁”的原则？经过一个来月的反复构思、设计、制作，终于选择了自认为最佳的方案：红色象征革命；黄色象征中华民族是黄色人种，还象征光明；一颗大星（大星内有镰刀斧头）代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四颗小星代表全国人民，包含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五个金星的位置呈椭圆形.象征祖国版图基本呈椭圆形；四颗小星各有一个尖角正对大星的中心点，似“众星之拱北辰”，表达全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之意；这组五星置于旗面左上角，似闪闪晨星，金碧辉煌，居高临下，江天寥廓，豁然开朗，辉映着遍地红霞，既简洁，又端庄，又美观。整个国旗图案体现了思想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于是，他就把这个设计方案定下来了。
国旗图案设计方案用蜡光纸剪贴成两份样稿，一份寄北平新政协筹备会，另一份留底。
从新政协筹委会刊登“征稿启事”之后短短一个多月里,收到应征的国旗图案3012幅，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等，其中还有从美洲寄来的23幅图案，共同表达了海内外华人热烈拥护祖国革命新政权的意愿。政协筹备会编印了一本有38种国旗图案的资料，供全体政协委员审定。同年9月25日，*同志拿着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说：“这个图案表现我国人民大团结。因此，现在也好，将来也好，又是团结，又是革命。”五星红旗图案被通过之前，大星内原有的镰刀斧头去掉了，图例说明也稍作修改。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通过决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
10月1日，在北京，*主席亲自启动天安门广场中央国旗旗杆的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党和人民给予曾联松很高的荣誉。1950年10月1日建国一周年，邀请他登上天安门的观礼台上观礼。他写下了《赴京观礼》一首古体诗。
建国30周年，曾联松又应全国政协之邀到北京参加庆祝活动。
1950年华东行政区合作事业局成立，曾联松调去担任计划科科长，不久，大区撤消了，他担任全国合作总社华东办事处供销处副处长，后改任生产处副处长。1956年6月调任上海市废品公司副经理，1956年11月调任上海日用杂品经营处副经理，1957年4月调任上海市土产杂品公司副经理，1963年5月土产、杂品公司分家了，他担任上海市杂品公司副经理。看起来，他的工作没有叱咤风云，相当平凡，可他却一直默默无闻地埋头苦干，不为名，不为利，脚踏实地地为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带来许多方便！当上海市民们需要的家用商品应有尽有时，他们可曾料到，原来有一位经济专家也在其中起作用。这就是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曾联松现在是高级经济师!
在“文化大革命”中，曾联松并不因为设计了五星红旗而少吃苦头，照样被作为“走资派”挨批挨斗，照样被抄家，连“五星红旗”留底的样稿也被抄走，照样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直到1972年2月才对他宣布“解放”，但只让他在杂品公司竹器批发部当一名营业员。即使如此，他照样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毫无怨言。1973年12月，才重新安排他当杂品公司陶瓷批发部主任。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9月才恢复原来上海市日用杂品公司副经理的职务，并担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后又担任上海市政协常委。1985年11月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为患过二次小中风，现已离休在家。他是一位诗人，常以吟诗自娱；他是一位书法家，学的是怀素体，草书写得苍健道劲，似龙飞凤舞。
他的卧室内挂着一帧条幅，是他亲笔用草书写成的陈毅同志的诗：
天安门上望，城下人如海。
举头红五星，共庆山河改。
曾联松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他的一生，都无愧于这面伟大的五星红旗。曾联松的名字，将与五星红旗一起，印在亿万人民心中!
（原载《名人传记》1990年第三期）
作者简介：苏叔迁，原籍浙江文成，就读于瑞安中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上海《儿童时代》杂志主编。
资料来源：
《瑞安文史资料》第二十辑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