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渝
1949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随之土崩瓦解。这一年的海峡格外拥挤，大批国民党高级将领与官员踏上前往台湾的轮船，永远离开大陆。与此同时，许多来不及带走或销毁的文件被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所缴获，不仅有公文档案，也包括来不及带走的私人物品，其中不乏一些重要人物的日记。其中一份被人民政府所缴获的日记意义非常重大，那就是唐纵的日记。它之所以重要，同样与主人身份有关——唐纵所供职的机构军统局，可以说是民国史上最特殊和神秘的组织之一。
公开出版的唐纵日记虽然缺失甚多，却也并非全是因为编辑删节。《在蒋介石身边八年》开卷也提到“内缺1933年4月至12月”，也就是说，在唐纵原版的日记中，这8个月的日记是缺失的。以唐纵坚持记日记的习惯，中断如此长的时间很不正常，或许是意外丢失，又或许是自行销毁，也可能根本就没写，要破解这个谜团，得看这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唐纵
1933年对于国民政府而言，是多事之秋。年初日军进犯山海关，长城抗战爆发，经过几个月的武装冲突，5月31日以中方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告终。在此期间，日本在华北制造分裂阴谋，并策反北洋旧军阀张敬尧作为其代理人，企图炮制“华北国”，不久后这个计划因张敬尧被戴笠派人击毙而宣告*。与此同时，国民党方面加大对苏区的兵力，调集大军，准备发动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10月9日，日本指使内蒙古德王在百灵庙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妄图实现“满蒙独立”“以华制华”的阴谋。
11月，东南发生了更大的变故：以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为主的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在福建福州建立反蒋政权，史称“福建事变”（闽变）。这次事变与之前的宁汉分裂、宁粤分裂性质都不同，因为福建政权直接抛弃了中华民国和国民政府的所有“旗帜”，另建国号为“中华共和国”，政府称“人民革命政府”，十九路军改番号为“人民革命军”。政府以“抗日反蒋”为主旨。同时，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等8人联名致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共同组织“生产人民党”。
唐纵
这次闽变对国民党震撼极大，事变一发生，蒋介石立即调集重兵进行镇压，包括与蒋介石分庭抗礼的胡汉民在内，都对福建政府持敌视态度。就在国统区最敏感的时刻，唐纵却在首都南京干了一件让蒋介石震怒的蠢事。11月27日，时任特务处*的唐纵下令南京通讯组组长兼首都警察厅特务组长方超，让他将社会民主党人士张正超、周云锦、施经伯、包华国等分别秘密诱捕。在闽变弄得南京方面风声鹤唳的敏感时期，唐纵此举必然造成极大负面影响，给南京政府大拉仇恨。事发时戴笠正在镇江处理事务，于11月28日回京后才得知消息。政治嗅觉敏锐的戴笠立即斥责唐纵、方超失察，并训斥：“以今日政治环境之复杂，吾人树敌不可太多，且首都关系重要，不应造成恐怖。”当晚便下令将张正超等人一一释放。
正如戴笠所预料，蒋介石于12月1日得知此事后，大为光火，发电责备戴笠：“此次在京擅捕人员，并非急事，何以不先请命！以后非先请命，不得自由行动，并将现捕人犯应即交公安局办理，不得秘禁，希即复，并来南昌一见！”戴笠接电后，次日即离京赴赣，于12月6日以报告的形式向蒋介石请求处分。此事处理结果由蒋介石亲自批示：“戴笠记大过一次，唐纵、方超禁闭两个月，降一级，其职务由徐、石代理可也。”
这是目前为看到的与戴笠相关的资料中，唯一一次被蒋介石记大过处分的记录，而肇事者正是唐纵！批示下来后，唐纵自然要卷铺盖过禁闭生活去了。也就是说，这一年不仅中国出了很多大事，唐纵本人也闯下大祸。日记停写，很可能与此事相关。1933年的最后一天，唐纵留下一篇日记：“在填写‘工作实录’上，对于特务处的工作我是这样写着：‘负责则恐越权，放任又将误事，时在戒慎恐惧中’后来想，假如给雨农（戴笠）看见，岂不引起误会吗？马上又涂了。在此一年中，全部精神与心力，都在尽忠职务上做工夫，故能取得主官之信任，但其结果不佳，亦一憾事也。”唐纵闯祸时已是1933年年底，至于前8个月的日记为何一并失踪（或是没写），已是永远的谜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