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塞诗派和田园山水诗派是唐诗的两大著名诗派。
一、边塞诗派
边患，一直是困扰甚至危及历代朝廷的重大问题。从商、周时期北方的玁狁（即后代的匈奴），到后代的匈奴、吐蕃、突厥、西夏、辽、金等，与中原的战争不断，以边塞题材入诗的作品，自《诗经》以来就有很多。《诗经》中的《采薇》、汉乐府中的《出塞》《入塞》《关山月》《饮马长城窟》等都是边塞题材的诗歌。
唐代自立国起，就一直受东突厥、吐谷浑、吐蕃、西夏等的不断侵扰。初唐时期，经唐太宗君臣的征讨，才保持相对安定的局面。但此后仍然战争不断。一方面，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极大的困苦，一方面，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建功立业，直取功名富贵的机会。初、盛唐时期的许多诗人，都亲身经历过边塞的军旅生活，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边塞诗派。
盛唐的边塞诗派名家辈出，高适、岑参、王昌龄、王之涣、李颀等，都是唐诗名家，这还不包括王维、李白、杜甫等也写过不少边塞题材诗歌的大诗人。
盛唐的边塞诗佳作迭现，《燕歌行》《塞下曲》（高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岑参）、《凉州词》（王之涣）、《从军行》《出塞》（王昌龄）等，都是唐诗中的名篇。
盛唐的边塞诗充满一种昂扬的情调，有一种希望*敌报国、保土安民的豪情，也揭露了战争的残酷与社会的黑暗，许多诗歌对下层士兵和人民大众充满了同情，也有一些诗歌描写了边塞风光与风土人情，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
二、田园山水诗派
达和穷，仕和隐，一直是困扰古代知识分子的矛盾问题。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功成身退”，“功成不受赏，长揖归田庐”（左思《咏史》），“愿一佐明主，功成返旧林”（李白《留别王司马》）。
但是这种想法并不是很现实的，更多的，是命运多舛，仕途不畅。灰心丧气之余，转而卜居田园，啸傲山水。晋、宋时期的陶渊明、谢灵运如此，唐代的许多诗人也如此。因此，也就有了许多田园山水诗的产生。
盛唐人的归隐，与陶渊明已经有很大不同。陶渊明是真隐不仕了，而唐人的隐，多多少少有一点想走以隐求仕的“终南捷径”，这一点，连李白都未能免俗。
盛唐人的归田园，也与陶渊明有很大不同。他们往往都是大庄园主，没有如陶渊明那样身杂老农间，亲身参加劳动的经历，所以他们的“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孟浩然《过故人庄》）和陶渊明的“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陶渊明《归园田居》），完全是两回事。陶渊明的田园诗，是对田园生活的描写；唐代诗人的田园诗，更多的是对田园风光的赞叹。陶渊明笔下的田园生活，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唐代诗人笔下的田园生活，更多的是旁观者的感受。
唐人山水诗也与谢灵运不同。谢灵运虽然性爱山水，但是牢*太盛，以这样的心情去写山水诗，难免不够冲淡平和。白居易《读谢灵运诗》说他“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皆奇趣……岂惟玩景物，亦欲抒心素。”，是很准确的。唐代山水诗人虽然也有人生不如意处，但要平和得多。尤其是多以禅理禅趣入诗，更有一种空灵缥缈的韵味。
谢灵运的山水诗，描写游览所见，有移步换景之妙，但有画境而少意境，如同工笔山水。唐人山水诗，或从大处着眼，或撷取一山一水、孤月烟渚、幽壑长松、飞瀑寒泉，如同写意山水，又于山水描写中融入客愁乡思、怀人寄友，意境要深远得多。
唐代著名的山水诗人，如王维、孟浩然等，都是审美高手、语言大师，其山水诗用语之流畅优美，更是谢诗所不能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