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坡轶事：八十老翁娶了十八岁的姑娘，李白比不上苏轼的广博
苏轼（公元1037年1月8日至公元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一生留下了很多轶事趣闻。
刘攽晚年得了风疾，须眉脱落，鼻梁也塌了。一天，苏轼会同几个朋友来访，席间众人引用古人诗联相戏，苏轼看了一眼刘攽，调笑道：“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众人闻言无不大笑，刘攽则独自惆怅不已。
苏轼拜访宰相吕大防，吕正在午睡，苏轼静候多时，方见其缓步而出。苏轼心中不悦，环视四周，忽见客厅瓦盆里养着一只绿毛龟，便对吕大防说：“吕大人，绿毛龟是寻常物，没什么稀奇的，最珍贵的当属六眼龟。”吕大防惊讶地问：“真有这样的乌龟？”苏轼煞有介事地说：“有啊！五代后唐庄宗时期，宫里便有一只外国进贡来的六眼龟。当时宫中的优伶敬新磨，还编了一个顺口溜，说：‘不要闹，不要闹，听取这龟儿口号：六只眼儿睡一觉，抵别人睡三觉！’”
苏轼有次与朋友聊天，见大家都很拘谨，便请其中一人讲个鬼故事，那人说不会讲，苏轼说：“你姑妄言之，我们姑妄听之，就是瞎编乱造一个也行啊！”众人哈哈大笑，于是畅所欲言，尽兴而归。
张先八十岁时娶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子作妾。婚宴上，张先激动之余，特赋诗一首，曰：“我年八十卿十八，卿是红颜我白发。与卿颠倒本同庚，只隔中间一花甲。”苏轼即刻和诗一首相对，曰：“十八新娘八十郎，苍苍白发对红妆。鸳鸯被里成双夜，一树梨花压海棠。”
蔡绦所著《铁围山丛谈》称，苏轼于元祐年间做了翰林学士后，“以高才狎侮诸公卿”，对谁都不客气，唯独不敢褒贬司马光。某日，苏轼与司马光讨论政事，意见不合，但苏轼却始终毕恭毕敬，回到家，脱帽解带之后，苏轼这才发作，连声高喊：“司马牛！司马牛！”不过，苏轼在其《调谑编》中，记载略有所不同，二人发生政见分歧，苏轼说：“相公此论，故为鳖厮踢。”司马光不明所以，问：“鳖如何能踢？”苏轼笑答：“所以说你是鳖厮踢嘛。”
秦观与老师苏轼闲谈，苏轼取笑他胡须太多，秦观开玩笑说：“君子多胡（乎）哉！”苏轼回道：“小人繁（樊）须也！”（注：“君子多乎哉”与“小人樊须也！”均出自《论语》）
苏轼请朋友吃饭，桌上有一盘油炸麻雀，一共四只，朋友狼吞虎咽吃了三只，方才抬头不好意思地说：“还剩一只，你吃了吧！”苏轼说：“还是你吃吧，我不忍心拆散它们！”
韩宗儒爱吃肉，每次得到苏轼的书法，便去殿帅姚麟家换几斤羊肉来吃，黄鲁直调侃苏轼道：“以前王羲之的书法被称作‘换鹅书’，如今你的书法可称作‘换羊书’了。”有次苏轼正在翰林院上班，韩宗儒派人捎来信，索要苏轼的书法，而且很着急，苏轼这次不慌不忙，笑着对来人说：“回去告诉你家主人，今日断屠（注：旧时汉族岁时风俗，即禁绝*生）。”
欧阳修给苏轼讲了一个故事：“从前有个艄公，行船遇风得了病，大夫于是命人取来艄公的船桨，在他经常拿着出汗的地方，刮下来一些木屑，和着丹砂煎了一副药，艄公吃完居然好了。可见这治病其实就是一种意念。”苏轼不以为然，反问道：“如果真像你说的这样，那么现在那些昏惰的读书人，应该多吃些笔墨灰才是。”
苏轼感觉自己禅修大进，遂得意洋洋地赋诗一首：“嵇首天中天，毫光照大千。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然后，派人给江对面的金山寺主持佛印送去。佛印看后，批了两个字：放屁！苏轼气坏了，亲自渡江过去兴师问罪，佛印笑嘻嘻地说：“不是‘八风吹不动’吗？怎么一‘屁’就打过江了呢？”
苏轼不善饮酒，任杭州通判时，因其名望颇高，加之僚属上下团结，所以每天酒局不断，苏轼推辞不掉，只得疲于应付，并笑呼这些局为“酒肉地狱”。
苏轼与王安石在江宁会面时，身着便装，于是，开玩笑地说：“苏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王安石朗声笑道：“礼仪难道是给我们这些人设置的吗？”
宋神宗欣赏苏轼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吃饭时，偶尔停下来看点东西，那一定是苏轼的诗文。一天，神宗与身边大臣谈论古今人才，神宗问道：“苏轼可与哪位古人相比？”大臣回答：“堪比李白。”神宗说：“不对，李白有苏轼的才气，却比不上苏轼的广博。”
章惇与苏轼是老朋友，年轻时，二人曾一起结伴远游。有次去仙游潭，路过一处绝壁，下面水流咆哮，只有一架独木桥想通。章惇提议到对面的峭壁上题字留念，苏轼不敢，章惇则若无其事地走过独木桥，然后把长袍掖在腰间，又抓住一根老藤荡到峭壁上，写下“苏轼、章惇游此”六个大字。回来后，苏轼拍着他的肩膀说：“你将来必定*人不眨眼。”章惇不解：“为何这样说？”苏轼回答：“不在乎自己性命的人，肯定不拿别人的性命当回事儿。”
陈慥家养着一群歌妓，常以歌舞应酬宾客。陈妻柳氏性情火爆且爱吃醋，每有客来，定会拿着木杖大喊大叫，指桑骂槐，还不时敲打墙壁，以提醒陈慥不要造次，搞得陈慥很没面子。苏轼为此作诗调笑陈慥说：“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
韩亿的三子韩绛和六子韩缜，在神宗、哲宗朝相继被任命为宰相，后来，其第五子韩维也拜封门下侍郎，大有成为宰相的可能，韩亿高兴，便在其家堂上题写了一块“三相堂”的匾额。不久，韩维出知邓州，后改汝州，最后，以太子少傅的身份退了休。有一次，苏轼和韩维开玩笑，说：“既然你家成不了‘三相堂’，不如取名为‘二相公庙’吧。”
据宋人周辉笔记《清波别志》记载，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到杭州任知府，有一次审理一桩偷税*的案件，案犯是位年近六旬、须发皆白、衣著寒酸的老头，却随身携带了两个大包裹，里面全是上好的麻纱，上面还赫然写着：“翰林学士知制诰苏某（指苏轼）封寄京师苏侍郎（指苏轼的弟弟苏辙，曾任门下侍郎，时任翰林学士）收。”苏轼很生气，厉声责问老头为何冒用自己的姓名，又为何带了这么多麻纱，老头没想到碰上苏轼本人，只好如实招来。原来老头名叫吴味道，是南剑州（今属福建南平）一名准备进京参加科考的乡贡，因家里穷，亲戚朋友们便凑钱买了两百匹建阳纱，让他带到京城变卖以作学资。依照当时的规定，携带这种麻纱沿途是要抽税的，这又是笔不小的开支，吴素闻苏轼兄弟体恤文士，便盗用其名避税，一路下来畅通无阻，没想到在杭州被苏轼抓了个正着。苏轼听完，慨叹良久，上去揭下包裹上的旧封，提笔另写道：“龙图阁学士、钤辖浙西路兵马知杭州府苏某封寄京师竹竿巷苏学士。”然后，笑着对吴味道说：“这次是真的了，你带着进京吧。”
苏轼死时，“苏门四学士”之一的黄庭坚也卧病在床，惊闻噩耗，黄庭坚悲痛万分，竟“两手抱一膝起行独步”，挣扎着前去参加葬礼。晚年时，黄庭坚将恩师苏轼的遗像悬挂在正堂，每天早起整肃衣冠，礼拜上香。
（本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