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严禁政治家从事任何产业后，实际上也创造了一个新的行业，一个新的专业，就是政治业，政治成分社会分工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早在4000年前，自政府在中国出现以来，中国就实现了政治的专业化，政治家只能从事政治业，而不能从事政治业之外的其他任何产业。
在至今的人类文明史中，也唯有中国做到了这一点，唯有中国的政治是专业化的，而且自古以来都是，其他任何文明的政治，包括现代西方文明的，都是非专业化的。非专业化即是业余化，都是业余政治，或者兼职政治，因为在政治之外，他们的政治家们往往是大富豪，还拥有其他产业。最典型的业余政治家就是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中国的传统文献中，一提到分工，经典的表述就是“士、农、工、商”，“士”就是政治业，政治业不仅是一个专业，而且排在各大专业之首。
在人类所有的传世文献中，关于对分工的论述，数《孟子》最早。不像2000年之后的亚当·斯密论分工，是为了论述市场的力量和市场的必要性，《孟子》论分工，是为了论述政治分工的必要性，论述政治专业化的必要性。
下面是孟子关于政治专业化的论述。
《孟子·滕文公上》：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百家之农家）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并）饔飧（做早饭晚饭）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剥削）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曰：“许子（许行）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麻衣，用自己种的麻做成的）。”“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白色蚕丝）。”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陶器）爨（做饭），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不去交易），皆取诸其宫中（自己家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
“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奔波、疲惫）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孟子·梁惠王下》
以上两段，是从产业分工的角度，论述政治（治天下、劳心）专业化的必要性，论述政治是专业分工。
《孟子·滕文公下》：
彭更问曰：“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
孟子曰：“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子以为泰乎？”
曰：“否，士无事而食，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市场交易），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从你这里获得收入）。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士是与梓、匠、轮、舆一样，是一个独立行业，只不过提供的服务是‘仁义’）
《孟子·尽心上》
王子垫问曰：“士何事？”
孟子曰：“尚志。”
曰：“何谓尚志？”
曰：“仁义而已矣。*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居恶在？仁是也；路恶在？义是也。居仁由义，大人之事备矣。”。
以上两段，是论述政治作为一个专业，应该为社会提供专业服务，是道义、仁义。
既然政治是一个独立的专业，那么政治就是政治专业之内的事。所以，在《曹刿论战》中，“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参与）焉？”“肉食者”即官员、政治家，战争是属于政治专业的问题，“乡人”的观点代表对政治领域的专业尊重，非专业的人最好不要过问。孔子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也是基于专业政治思维。“位”即官员之位，政治之位，不在其位，就是不在政治专业。
也就是说，随着政治专业化的出现，中国也随之建立了普遍的政治专业化的认知和思维。在老舍的《茶馆》中，茶馆的老板挂出了一个告示“莫谈国事”。包括老舍本人在内现代人，都认为此举是政治高压的产物，政府暴政的体现。尽管当时的北洋和民国政府的确存在暴政，但是，“莫谈国事”是历史以来中国老百姓对政治的基本态度，即便没有暴政，他们也一样不愿多谈，因为国事是政治专业的问题，是政治家的事。
东林书院有一句非常有名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现在一般把这幅对联理解为东林党人思想进步的表现，他们积极的关心和讨论国家大事。而事实上，这是与中国固有的政治专业化思维相违背的，与孔子的不在其位不谋其政的思想相违背的。最终东林党人的覆灭固然与明廷魏忠贤阉党的专制有关，但是，东林党自身以非政治专业的身份，明目张胆去过分干预政治专业内的事，也实为太不明智。东林党自身问题也很大，并不完全值得同情。
范仲淹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对政治专业领域而言，或有志于政治专业的人而言。顾炎武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相对于政府失效，天下无道的非常态情况而言。下面会谈到，在政府失效、天下无道时，农民会自发起义，摧毁旧无道之旧政府，组建有道之新政府。一大批农民会成为新政府的高官，甚至皇帝。
在政治专业领域内，最大的问题就是重要政治*，包括政府首脑的选拔和任用问题。
也正是因为在4000多年前的尧舜时代就实现了政治专业化，中国也是在那个时候就开始进行对专业的政治人才的选拔和任用。这也是人类文明中最早的，和唯一的。孔子说：“学而优则仕”，就是对应于尧舜和三代时期专业政治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在政府的角度是政治人才的选拔任用，在人民的角度，则是从仕的仕途问题。
因为中国的政治是道义政治，政府是道义政府，政治和政府的目标是去维护和确保道义在社会中的存在，那么，政府选拔政治人才的标准就是此人的道义水准。有道义的人，就是有德的人，因此，考核和选拔的标准就是“德”。孔子说的“学而优”实际就是“学而德”。
但那时的主要学习方式并非读书，因为在三代，文字化的书那时或者压根尚未出现，或者即便出现了，也并未普及。中国传统文献的大规模文字化和普及，是在战国，甚至西汉的事。尧舜、夏朝时，大规模的语言化文字尚未出现，商时开始有了语言化的甲骨文，但主要用于祭祀敬神，周时文字才慢慢开始日常化。
因此，那时学习主要通过实际生活实践，或口耳相传的历史经典，即“多识前言往行”，所以学习叫“学问”。即便到孔子时代，依然对文字文献的学习并不太重视，他说：“行有余力而学于文”。
但不管怎样，普通人要想从仕，跨入政治专业，必须是有学问的人，道义水平很高的人，有德的人。政府选拔政治人才也是努力寻找这样的人。这样，中国在很早就把官员和道义、道德联系在了一起。甚至孔子说，“大德必得其位，必德其禄（《中庸》）。”因此，中国很早也对官员、政治、政府建立了很好的尊重和信任，甚至他们成为道义、德的代名词。这也是后来“高官厚禄”的合理性基础。在“士农工商”四个行业的排序中，“士”也毫无争议地排在了第一位。
即便是经济化已经很严重的当下，中国对官员的尊重程度依然高于其他任何行业。同时，一个做了官，随着官衔的升高，也会不由自主地提升自己的道义意识，道德意识。这就是历史的力量。也正是当下中国政治依然是道义政治的表现之一。
现代很多人看到中国人如此尊重官员，就说这是官员崇拜，权力崇拜，说是奴性的表现，是劣根性。这完全是对历史的无知。中国人尊重官员的实质是尊重道义道德。历史以来，政治、政治家、官员都是和道义道德联系在一起的。能青史留名的政治家都是道义道德水准很高的人。
在现在的戏文里常听到“访贤”，豫剧中就一部戏叫《文王访贤》，姜子牙就是文王在渭水河边访到的大贤。在“三代”时期防贤，即向民间寻访是选拔任用政治人才的主要方式。直至唐宋时期，寻访被更为标准化、制度化的科举考试取代。但无论是寻访，还是科举制，实质都是相同的，都是向民间选拔人才。这意味着政府对民间是开放的，政治人才都是来自民间，很大一部分直接来自社会的最底层。
很多原本很贫寒的人，因为自己的品行和学问声望，而被直接选中，瞬间改变了命运，也为社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诸多传奇佳话。譬如，做厨师的伊尹，在渭河钓鱼的姜子牙，被秦穆公用五张羊皮换来的五羖大夫百里奚，西汉因懂《春秋》而被选中并官至丞相的公孙弘，因读书穷到被妻子休掉的朱买臣，最著名的当属被刘备三顾茅庐的诸葛亮。
孟子被选入中学课本的那段话，想必人人皆知：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中，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这段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是，历史上的诸多杰出政治人物，都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经受过苦难生活的磨砺，也正是因为这些磨砺让他们具备很高的道义道德水准。第二层是，因为他们有很高的道义道德水准，所以他们能够被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选中，进入专业政治领域，成为专业和杰出的政治人才。
那么从具备很高的道义道德水准到专业政治人才中间还是有一个连接的，这个连接就是政府的政治人才选拔程序，即寻访。但是，孟子却把政府的选拔程序忽略了，给人的感觉是，只要你具备足够的道义道德水准，就一定能被选中，踏入专业政治领域，成为杰出的政治人物。
如此善于辩论，善于挑刺，对问题具备明察秋毫的洞悉能力的孟子，对政府人才选拔程序直接选择忽略，意味着，在他的心目中，历史中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是足够有效的。孔子也持同样的观点，上面引述的“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就说明这一点。
但是，孟子却对他那个时代很多人“骗选”的行为表示不满。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弃其天爵，则惑之甚者也，终亦必亡而已矣。”孟子指责的是参选人的惑世骗选行为，并非政府的选择程序自身。
是不是孔孟真的认为“三代”时期的人才选拔机制是尽善尽美的，也不是，原因在于，自“三代”起，政府的首脑变成成是世袭的，家传的，变成不可选的，而脱离于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之外。
而在尧舜时代，即便是政府的首脑，也是经由政府的人才选拔机制而被推选出来的，这就是“禅让制”。因此，儒家一直推崇禅让制，而对夏以来的“家天下”而耿耿于怀。
也正是因此如此，儒家拥护暴力革命，支持“汤武革命”，甚至提出了暴力革命理论。在“五经”中，有很对对“革命”的理论解释。譬如《尚书》：“天命靡常，惟德是辅”，《诗经》“帝迁有德”等。总之认为，如果政府首脑偏离的道义，变成无道无德之昏君，就有理由采取暴力将其推翻。
《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
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在对革命的态度上，孟子与《五经》是一致的，只是少了神学外衣。作为政府首脑的“君”，之所以为政府首脑，为君，原因就在于其拥有的道义和道德水准，一旦他失去应有的道义道德，那他就是称其不上政府首脑，称其不上君了，因此他应该由被更有资格的人取而代之。而在世袭制的前提下，唯一可行的方案是暴力革命。
因此，暴利革命是对尧舜时期禅让制的退而求其次的替代，是一种世袭制前提下的政府首脑选择程序。
总之，对于专业政治模式来说，政治人才，包括政府首脑，是经由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根据道义道德的标准，选举出来的。选择的主体是政府，而非政治专业之外的人民。历史以来，这种人才选拔模式从根本上来说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得到人民的高度认可的。
相反，在现代西方现代民主制度中，政治人才是由政治领域之外的人民选举的，选择的标准只能是一时的民意，甚至是民众一时的兴起，而缺乏更深厚更稳定的道义道德标准。于是连电影明星这些娱乐人物，这些中国传统中的“戏子”们都可以被选做总统、州长，连大富豪们，中国传统中的豪强们，也可被选做州长、总统。
毫无疑问，中国历史以来的由政府的人才选拔程序选出的人才，更由于由民主的选票程序所选的人才更优秀，更有道义道德。政治是一个专业，包括政府首脑在内的政治人才的选拔，是政治这个专业领域内的事，也理应由这个专业的内部人士来选拔，而不应该不属于这个专业的人民来选拔。西方的民主政治，之所以，将政治人才的选拔权交给政府，原因在其政府模式是非专业化的，政府和人民之间并没有形成清晰的专业界限，导致两者都是不独立的，政府不政府，人民不人民。
在专业化政治模式中，把本属于专业内的政治人才的选拔，直接交给人民，那是政府的失职，是对人民的不尊重，是扰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