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集中20多万兵力“围剿”中原解放区为起点。紧接着，在7月间集中50多万兵力向华东解放区的苏中、淮北、淮南、鲁南、胶济铁路等地发动进攻，又以第一战区胡宗南部六个旅和第二战区阎锡山部一个军，南北对进，企图打通同蒲铁路南段，消灭晋南解放军；还在其他地区发动进攻。烽火满地，狼烟四起，一场共产党和民众竭力阻止的全面内战最终还是呈现在人们面前。
国共内战
为什么蒋介石要选择围攻中原解放区作为他发动全面内战的起点呢？
当时，长江以南的解放军主力基本上已遵照双方达成的协议从原有根据地北撤。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实现和平作出的重大让步。而在长江以北，离江较近、被国民党看作“眼中钉”而急于消灭的主要是中原和苏中两块解放区。
这两大解放区的处境又有所不同。中原解放区地处鄂东北和豫东南，南临武汉和长江，平汉铁路自北向南从这里通过，可以威胁武汉，又是国民党军队沿平汉铁路北上进攻华北的必经之地。国民党当局想大举北上，发动全面内战，肯定要首先扫清这个“障碍”。1947年11月，陈毅在淮阳汲冢地区会见中原突围部分干部时说：“如果没有中原部队的战略牵制，那就很可能没有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和华东七战七捷的胜利。”这也可以从一个方面说明，为什么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要从围攻中原解放区下手。
中原解放区和苏中解放区还有一个重要区别：人民解放军经过抗日战争，已经“形成了六个大的作战区域，即晋冀鲁豫、华东、东北、晋察冀、晋绥、中原六大解放区”。其他五个解放区都相互连接，解放军可以彼此接应，进退自如，只有中原解放区孤悬在南，处于国民党军队重兵包围之中，不能和其他解放区相通。这也是国民党当局选择从这里首先下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他们以第五、六战区（不久后改组为郑州绥靖公署和武汉行辕）率领7个多军包围中原解放区。到全面内战爆发前的1946年6月，军队已增加到12个军（整编师）、26个师（整编旅）、8个纵队（地方部队），达30万人之多，并且筑成密集的堡垒群，严密地包围并封锁中原解放区。
中原解放区的部队由三部分组成：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5师、王震率领的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王树声率领的嵩岳军区（又称河南军区）部队。
这三支原来并不在一起的部队在抗战胜利以后怎么会会合到一起，组成一支有着更强战斗力的队伍呢？
新四军第5师是长期活动在这个地区的部队，是中原解放区部队主力的主力。五师的创建和发展，与华北、华东的部队不同。华北、华东的八路军、新四军都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作基础，而五师在创建时期则完全没有成建制的红军部队作基础。五师是在广泛开展群众性武装抗日斗争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会合豫鄂两省许多支地方武装力量而发展起来的。
1939年1月初，李先念从延安到达河南省确山县担任中共豫鄂边区党委军事部长。1月17日，“他率领一支由160余人组成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自河南确山县竹沟镇南下，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曾任第5师副政委的任质斌回忆：由于这个地区刚沦陷不久，国民党的军政组织已经瓦解，日伪统治尚未真正扎根。在这种情况下，我党深入敌后的武装组织，只要有比较坚强的领导，即使为数不多，也能打开局面，站住脚跟，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事实证明，李先念同志率领南下的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和以后扩编而成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新四军第五师，就是在日伪军精心密织的蜘蛛网中纵横驰骋、拼搏奋战逐步发展起来的。
抗战胜利时，新四军第5师已经发展成具有5万人的主力部队，解放区还有30万民兵。中共中央决定在鄂豫皖建立中央局，以徐向前为*。因徐向前患病，又指定郑位三为副*，代理*职务。9月28日，李先念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夺取桐柏山地区”的计划：我如打开这一局面，阵地即可大开展，河南、河北之根据地也可连贯起来。因此，从战略上考虑，对华北、华东之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可起很大牵制作用。该计划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去重庆谈判、双十协定签订后，李先念同志和中原军区的其他负责人曾多次同国民党的代表交涉，按照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精神，把中原军区的部队转移到皖东地区。但国民党不仅拒不执行双十协定，反而调集30万大军围困我中原部队，妄图再发动一次“皖南事变”，把孤悬在中原地区的人民武装歼灭。
这时，王震、王首道所率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王树声、戴季英率领的嵩岳军区部队以及王定烈等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8团，在10月间先后开到唐河、枣阳、桐柏交界地区，同新四军第5师会师。这是中原解放区的一件大事。
八路军359旅是中国工农红军的老部队，战斗力很强，在陕甘宁边区创造过驰名中外的南泥湾垦区。1944年日军发动代号为“一号作战”的大规模进攻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三省大溃退，大片国土沦为敌占区。中共中央决定从359旅抽出5000人组成南下支队，从11月10日起，向这个地区发动艰苦卓绝的敌后大进军，行程2000多里，直达湘粤赣三省交界地区，进入粤北。就在这时，日本投降，国内时局发生根本变化。*赴重庆谈判。1945年8月29日，王震、王首道向中央发电请示：“我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预计二十天行程可达湘鄂边。”中共中央立刻复电：“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五师靠拢。”南下支队随即回师北上，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冲破国民党军层层阻击，经过一场又一场激烈战斗，在当地民众支持下，9月20日从鄂南咸宁越过粤汉铁路。26日下午至27日上午，全军渡过长江天险。
10月3日，他们同新四军第5师在黄安县荃湾会合。部队番号恢复原名359旅，编入中原军区序列。中共中央在同一天致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同意王、王暂时主持鄂东区党委工作。二王部队是一个很有战斗力的部队，望你们注意补充他们，这对你们将来作战是有作用的。”
王树声、戴季英都是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的老红军。王树声还担任过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在1944年日军发动“一号作战”进攻时，国民党军队最早溃败的是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统率的4个集团军40万人，河南大部分地区，包括郑州、洛阳、许昌等38座城市在38天内沦于敌手。中共中央决定由王树声、戴季英、刘子久等组成河南省委和河南军区，以王树声为河南军区司令员，戴季英为河南省委*兼军区政治委员（省委后改为区党委），刘子久为军区副政治委员，率领八路军太行、太岳派出的4个团，编为4个支队（支队司令员分别为皮定均、韩钧、陈先瑞、张才千），挺进已成为敌后的豫西，以嵩山为依托开辟抗日根据地。这个行动，和组建359旅南下支队同属一个战略考虑。他们到豫西后迅速打开局面，设立4个军分区和地委，粉碎了日伪军的多次“扫荡”，以后又有发展。日本投降时已在敌后建立有20多个县政权、300万人口、2万多平方公里的抗日根据地。这和拥有重兵的国民党汤恩伯部的大溃退形成鲜明对照。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以受降为名，调动6个多军分别沿陇海铁路东进和沿平汉铁路北上。孤悬豫西的河南军区部队处境不利。9月8日，王树声、刘子久致电中共中央：“顽、敌现以各种力量（土顽、杂牌军及蒋之主力）积极向我周围压缩”“我们现正在迅速集结主力与干部，准备向郑、李方向机动”“向东向西均困难极多，且有被消灭之危险”。22日，郑位三、李先念等也致电中共中央，建议不等严重局势到来，实现同河南军区、359旅南下支队会合。这个建议得到中共中央同意。王树声等立刻率部1.5万多人南下，于10月24日在唐河祁仪同新四军第5师和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会师。
这时，中共中央已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部署。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的转移是北上，为什么河南军区部队的转移方向不是北上而是南下？原因在于，它北面的陇海铁路从潼关至郑州一线有国民党军重兵把守，铁路运兵又十分便捷，解放军大部队难以顺利越过。何况在这条铁路线以北相平行的是黄河天险，不易飞渡。直接北上，风险很大，很难实现。南下前往中原解放区，距离近，途中又没有严重的敌情，要便捷得多。第5师部队又可以北进接应，会合后，彼此力量都会得到很大增强，还对国民党军队沿平汉铁路大举北上起着重要牵制作用。这些都是重要而有利的。
这两支分别北上和南下的主力部队都在10月间到中原解放区和新四军第5师会合。26日，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李先念、陈少敏：“我河南及鄂豫部队、王震、王首道部队，担负着全国性的战略任务。你们目前的坚决行动，打击与歼灭顽军，开展七八个整县的鄂豫边根据地，严重威胁顽军后方，将给予我在华北、华中及东北的斗争以极大帮助，取得在目前历史时期的伟大胜利。”30日，中共中央又致电郑位三、李先念：“中央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由郑、李、首道、陈（指陈少敏—引者注）及王震五人为中央局（指中原局—引者注）常委，以李为司令（指中原军区司令—引者注），位三为政委，首道为副政委兼主任（指兼任中原军区政治部主任—引者注），王震为副司令兼参谋长，子久（指刘子久—引者注）任区党委*，曾传六为军区副主任，五师与九旅（指359旅南下支队—引者注）部队合编，王、戴部编一个纵队。”接着，又任命王树声为军区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戴季英为纵队政治委员；任命文建武为第2纵队司令员，任质斌为纵队政治委员。这样，三支原来长期分处多地、并不很熟悉的主力部队和党委在组织上统一起来，迅速打成一片，拧成一股在战略全局中相当雄厚的力量。
11月2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原局：“你们最近在豫南、鄂北的行动已取得重要的胜利，因而吸引了刘峙五六个军对着你们，这就大大帮助了刘伯承在平汉北段的作战，使他们在打破蒋军第一次进攻后，得有休整机会，至今顽军不能组织二次进攻。可以说，只要你们在现地区坚持，蒋军就不能集中兵力北上，虽然最近你们自己的胜利不大，但在整个战略配合作用上是极大的。”
这时，国民党当局也发现中原军区部队所起重大战略牵制作用，就调集更多兵力，企图南北夹击中原部队所在的桐柏地区。根据地逐渐缩小，处于十分不利境地。12月17日，中原军区主力向平汉铁路以东转移。19日，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向中央提议：主力靠拢新四军军部，留下5000到1万人坚持游击战争。20日，中共中央复电同意，但认为转移的时候须在一个月后为宜。1946年1月2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王戴部全部转移，原五师及三五九旅都留下坚持”。
正在这时，国共两党在1946年1月10日签订了《国共双方关于停止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规定自1月13日24时起停止国内一切军事冲突和军事调动。同日，成立了由国、共、美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
这是时局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中原军区行动面对的一个重大变化。“为了严格执行停战协定，中共中央于一月十一日专电命令中原军区部队，务必于十三日二十四时前停止一切军事行动，谨守防地。”李先念接到命令后，传令各部队停止军事行动。行进在豫南、鄂东北的中原军区主力部队，立即沿着罗山、光山以南一线停下。中原部队是在摆脱国民党合围企图、向东转移的情形下停止行动的，三万多主力部队被围困到方圆不到百公里、人口仅四十万的狭长地区；江汉、鄂东和河南三个下属军区的部队，亦在各自驻地成“品”字形被分割开来。从此，中原军民陷入异常危险和困难的境地。一月十六日，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领中原局、中原军区和中原行政公署机关，从光山县（光山县在河南境内，毗邻鄂东北—引者注）南移至礼山（今大悟）县宣化店。
中原局、中原军区就这样来到宣化店，这是原来没有预计到的，是服从大局而采取的行动。
宣化店是豫南、鄂东北交界处的一处山区集镇，东有一条武汉经信阳通往河南、河北的土路，西有一条由南向北流入淮河的竹竿河。以宣化店为中心的这个地区，地势险要。国民党方面编撰的战史写道：“本地区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亘于北，西依荆山，南临长江，中为大洪山，可俯瞰武汉要域，扼通川陕之要道。两山区冈峦起伏，河流纵横。南北交通尚有三条主要道路，东西仅赖小径相通，大半又崎岖险峻。故大军运动、联络、后勤补给均感困难，春夏多雨，有时经月不停，山洪暴发，交通中断，军事行动更受阻碍。”
国共内战时期国统区内惨烈民生
这个地区的农业经济很不发达，粮食供应困难。解放军几万人集中在这里，而且是在行军途中因停战协定签订而立刻停止行动，粮食供应便成为大问题。三支主力部队会合后，“大军云集，连同地方干部和家眷，总计人数在十万左右。首先碰到的一大困难，是部队的给养问题。粮食，又是首当其冲的主要问题”。本来，国共双方签订的罗山、禹王城、宣化店三个协议明文规定：中共军队得在所在地区运送给养，一切非武装人员持有护照可以在国民党地区来往自由，并允许购买粮食，国民党不能阻挠干涉，并立即无条件平毁碉堡、工事，撤除封锁、恢复交通等。但国民党军方面背信弃义，“停战令正式生效后，武汉行营曾密令各军严密封锁，不许一切物资进入中原军区部队驻地”。这样一来，粮食供应成为中原解放军面对的最大问题。军队没有粮食就难以生存和坚持。当时正在中原军区参谋处工作的邹盛作回忆：“正当青黄不接的季节，我方万余人的部队，聚集在一个方圆不及二百华里的山区，天天喝稀饭、吃野菜，缺吃、少穿，困难极了。”
中共中央对这个问题十分焦虑和愤慨。3月18日，*在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提出运送中原部队从这里撤走的主张：“汉口北面的问题，我方的四五万人员仍被包围，我们请求政府运送，但张部长（即张治中，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三人委员会和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政府代表—引者注）认为，他这样做有困难，因此我们作了让步，在此时不提运送部队的问题。但是，目前这些部队急需粮食，这是我的另一个负担。我们应把所有这些问题都考虑进去。”前面说过，中原解放军转移过程中在宣化店地区中途停下是根据双方达成的停战协定这样做的，解决部队必须解决的粮食问题是国民党当局作出的承诺，但国民党当局毫无信义可言。23日，*向美方的考伊提出严厉抗议：“粮食问题毫未解决，政府虽有允诺，但未实行”，“政府是既不给粮，又继续进攻，势必把鄂北的中共部队和人民困死。”
“把鄂北的中共部队和人民困死”，正是国民党当局的本意。蒋介石调集大军，把中原根据地紧紧包围起来，军事上步步进逼，经济上严密封锁。“这里地少人多，既无法多生产粮食，又不能购买，而在外地购买了，国民党又不准运进来，部队和机关人员连日食三餐都难以解决。”
新四军第5师参谋萧健章回忆：“国民党频频发动蚕食进攻与经济封锁，并构筑碉堡数千个，挖掘战壕万余条，对中原主力驻地纵横五六十公里的地域进行围困和封锁，我中原地区的200万居民及军队受到饥饿的威胁。李先念向中央发出十万火急电报，请求解决停战后给养补充问题。”“国民党方面尽管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签订了罗山等三个协议，但协议在纸上，执行在嘴上，国民党不但在实际上不执行，反而变本加厉地修碉堡、挖战壕，经济封锁比过去更甚，还逮捕*害我非武装人员”。
1946年2月，李先念到武汉与*等一起就中原停战问题同美蒋两方进行谈判。谈判中，面对国民党方面诬蔑中原军区部队，指责我军在停战令下达后进攻他们，又占领了什么地方等，李先念责问国民党方面：“抗战八年，你们的部队一直待在什么地方？”“你们从来就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怎么说这些地方被我们侵占了呢？”对方无言可答，但谈判仍毫无结果。
为了避免大规模战争爆发，3月27日，*又在军事三人小组会议上提出将中原解放军全部撤往华北的意见。他说：“目前，汉口以北的中共区域还在被包围中。虽然当地准备了粮食，但只能支持数星期之久，这问题还必须解决。”“我们知道湖北的饥荒情形很严重，在参政会上，代表们把这问题提得很尖锐。如果这地区中三分之二的中共军队能转移，其余的复员，那么包围这一地区的政府军队亦可同时转移，一旦军队遣往其他的地方去，粮食的问题马上就可以和缓下来，否则将无法解决此问题。”“我认为运输军队最好方法就是用火车运。我想我们可以规定一两列火车，从豫北产煤区运煤到汉口，然后在回去的时候，运输中共军队到华北去”，“如此，经过相当的时间之后，中共军队便可全部转移到华北去了。否则，如果我们维持现状，用重兵包围中共军队，冲突是必然要发生的”。
像这样合情合理的和平解决办法仍被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完全拒绝，冲突自然“必然要发生”。战争责任该由谁负，十分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中原局“按照中央指示，一面同国民党谈判斗争，一面设法坚持，并做转移准备。主要采取三个办法：一是减少部队员额，立即复员2万人，在确保主力、保持精华的基础上，将老幼体弱者和机关闲杂人员进行精简，使他们到地方去，或自行离开中原地区，减轻部队负担；二是分散多余干部，运用各种方法转移至华北或其他地区隐蔽，这既保存了骨干，免遭损失，又减轻了负担，利于突围行动，这些干部以地方为主，计有2万人；三是严整制度，节衣缩食，号召全体人员，团结一致，克服困难，渡过难关”。
1946年4月30日，中共中央致电郑位三、李先念、王震：“只要顽军不破裂，应依原计争取合法转移为上策；假如顽军破裂，向你们大举进攻而迫使你们非突围不可时，你们准备向何方前进，向西还是向东，二者利益及前途如何，望预先秘密计划并电告。五月上半月必须将两万人复员完毕，王震不要来延。”还有一部分部队留处根据地周围。因此，主力突围时约3.5万人，人数比原来明显减少。
1946年5月，蒋介石认为发动全面内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国共产党也看得很清楚：将要到来的，已不是局部战争，而是全面内战。
正在同对方进行停战谈判的*得到确切消息后在5月3日从重庆赶到南京。第二天，他就直截了当地告诉马歇尔：“得悉政府将对中原军区发动全面攻势，这是延安得自极机密方面的消息，极为可靠。我随即去会徐永昌将军，并把内容很坦白地告他。”“对这一进攻，如果我们还手，则会使冲突扩大，从而引发了全面内战。我告诉徐将军，我们坚决反对此事。”5月8日，他和军调部三方人员一起到宣化店调查。当天，他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严正地指出：中原战争如果爆发，必将宣告和谈结束，成为全国内战的起点。*再次明确地指出全面内战的严重危险已迫在眉睫，国民党军队如果进攻中原军区就意味着引发全面内战。只会有如此结果，不会有其他可能。
蒋介石决心不顾一切进攻中原解放区，直接导致全面内战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