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其芳（1912—1977年），原名何永芳，四川万县人，著名现代诗人、散文家、文学评论家，和李广田、卞之琳并称为“汉园三诗人”。1931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在天津、山东、四川等地从事教育工作。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受到*接见。后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为革命文艺做了大量拓荒工作，发表作品《生活是多么广阔》《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1948年到中央马列学院（后为中央党校）当国文教员，后担任语文教研室主任。1949年参与中国文联成立的筹备工作，并于1953年调入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参与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文学研究机构。何其芳一生都保持着强烈的学习精神和自我省思的能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科学研究规律。
创作要有明确的立场和观点
何其芳幼年上私塾时便种下了热爱读书的种子，进入新式学校学习后，广泛阅读“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触发了诗歌创作热情。1930年，18岁的何其芳开始尝试发表诗歌和散文作品。1936年出版的诗集《汉园集》和散文集《画梦录》让他声名鹊起，但这些作品无不体现着青春少年的忧郁气质。
抗战的爆发激发了何其芳的爱国热情，创作风格也发生了变化。1938年，何其芳与卞之琳、沙汀辗转三千里奔赴延安，被延安热情的空气强烈感染。在鲁迅艺术学院教书、在晋西北和冀中经历战斗生活的时光，是他思想转变的开始，他逐渐全身心地融入革命的洪流。*《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了他最彻底的思想洗礼。之后，何其芳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他的诗歌里满溢着对延安的赞美和战斗的激情，如《夜歌》《我歌唱延安》《北中国在燃烧》等。此后的一生，何其芳都在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来检查自己的创作和思想，他经常写纪念文章，不断回顾讲话对他的教育和影响。
在重庆做统战工作期间，何其芳创办新刊物、开拓宣传阵地，团结青年文学爱好者，引导他们提高政治信念和写作水平，帮助他们发表作品。面对年轻人提出的各种问题，他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发表《谈写诗》，系统回答进步文学青年的困惑，并且为他们指出了诗歌要表现的方向：“今天是一个新的群众的时代，最好的诗的源泉，或者说我们最应该感到富于诗意的，不是个人的哀乐，不是自然的美景，而是人民大众的生活与其斗争。最好我们抒情能抒人民之情，叙事能叙人民之事。”这也是何其芳完成自我思想改造后的宣言。
正是在不断的自我改造中，何其芳从诗歌创作转向撰写文学评论类的文章，通过评论来阐明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创作方向和创作方法：“一个创作家需要有明确的立场和观点。没有人民大众的立场，没有科学的观点，我们无法使我们的艺术与真理相结合。”在从纯粹的抒情诗人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战士的过程中，何其芳意识到民族救亡才是创作主题，战斗文章更应该是写作重心。
秉持实事求是的学风
1953年，何其芳和郑振铎一起组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不拘一格地延揽了一批顶级学者，提出文学所的目标任务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和外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以及整理文学遗产，促进我国文艺科学水平的提高和文学创作的繁荣。他本人在阅读和研究中更是注重结合中国文学的实际，实事求是地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进行运用和阐释。
在主持撰写《中国文学史》时，何其芳从确定指导思想、全书体例到组织安排等都亲力亲为，全面指导工作，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指导，又结合中国文学传统，坚持用文学研究规律去开展工作，始终秉持着实事求是的学术作风。对于当时有关中国文学史是否贯穿着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斗争、民间文学是不是中国文学的主流等争论，他指出这些问题关乎应该用什么样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编写《中国文学史》，关乎如何评价过去的作家和作品。他澄清了现实主义和反现实主义的概念，道出“真实地反映现实并不是现实主义的同义语”，并指出，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把许多作家和创作都划入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这是一种不符合实际的不正确的“公式”，把一些优秀的作家粗暴否定了，把中国文学传统的丰富性简单化庸俗化了。对此，何其芳还提出三个努力方向：第一，准确地叙述文学历史的事实；第二，总结出文学发展的经验和规律；第三，对作家和作品的评价要恰当。
认真对待学术工作
何其芳对待学术工作，事无巨细、从不怠惰，常常忙碌到清晨，只睡两三个小时，几十年如一日。*评价何其芳：他最主要的特点就是“认真”。
在学术研究中，何其芳的“认真”直接体现在阅读材料的严谨性上。他主张尽可能全面占有材料，且是第一手材料。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为撰写《屈原和他的作品》一文，反复查阅文学所馆藏的屈赋注本，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所有《楚辞》注本。在工作中需要引用外国理论家、作家的文字时，要找到各种译本进行反复比对，甚至请人找来原文进行核对，他认为唯有如此，才不会曲解原著的真正意义；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引用则更是不能马虎，他一定会去核对原文，绝不断章取义，他明确表示：“有些人所引用的‘马列主义’是经不住查对的。”
在掌握材料上何其芳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对同事的工作也提出了同样的标准。在文学所，他要求参加撰写《中国文学史》《唐诗选》等集体成果的研究人员必须详细、大量地占有材料，要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经过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找出其中的规律、得出可靠的结论；作注释必须查证权威资料，力求准确，绝不能似是而非，对于疑难问题更不能回避。同事完成的初稿，甚至包括作家小传和注释，他都要认真审读，亲自进行订正和修改，书稿或文章得到他的修改的同事，对待工作也更为认真起来。何其芳的藏书极多，有时为了查找一条资料，他需要爬上爬下地寻找原书，进行核对，直到把问题落实了，他才能真正放心下来。
何其芳在给老朋友的信里写道：“这些年来，我这个人一天不做事情是难过的，过不惯，好像是劳动已经成为第一需要了。”他保持着坚定的立场、实事求是的精神、朴实无华的工作信念，把党的事业视为最重要的人生目标，为新中国的文学研究事业贡献了毕生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