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给大家讲个典故，出自于《庄子·外篇·马蹄》。
我们常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表示怀才不遇，言外之意就是，只有遇到伯乐，千里马才能迎来腾飞。
但是在庄子看来，遇到伯乐，恰恰是千里马一生悲剧的开始，因为他改变了马的天性，让马成为了工具。
庄子这篇文章的原文我就不复制到这里了，一篇三段式的文言文，大家也不会去看。
在大草原，马蹄可以踏雪踏坚冰，皮毛可以抵御寒冷，十分适合在荒凉辽阔的环境自由驰骋。马渴了就喝大自然的泉水，饿了就低头啃鲜草，开心了就在地上打个滚，无聊了就抬头大喊几句，十分悠然自得、独立自在。
直到遇到一个人，认为自己很会训练马，能最大程度上发挥马的才能，就开始改变马的天性，这个人就叫“伯乐”。
伯乐就开始严格地培训。烙印、剪毛、削蹄、套上笼头，再用绳索把它们串联在一起，集中关进马鹏，这时已经有十分之二三的马死去了
然后训练马的体能，饿着、渴着、立正稍息、排整列齐，这么一来，又死了一大半。
活下来的这少部分马，被训练得乖乖的，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于是获得毕业证，被称为良驹。
但大部分的马因为桀骜不驯或难以适应新生活，都死去了，这对马而言实在是一种灾难。为什么会死掉这么多马？因为马的天性就是在草原上自由自在地奔跑，现在非要骑着一个人，大部分时间都待在狭小的空间里，这本来就违背了马的天性。
你的训练方法再怎么科学，你的食材再怎么精良，都于事无补。
这些死去的马，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生命的价值，在于真实和自由。
伯乐按照自己的要求去训练马，实际上就是用人取代自然来进行马的选择与进化，人得到了好处，但对马犯下了滔天大罪。大部分马难以改变自然本性，无法适应人的生活，只能在痛苦中死去。
那些活下来的马，就是幸运的吗？
马最好的活法，就是把它放到草原，以天为被地为床，日月星辰伴我眠，吃不干不净的草，时不时在脏兮兮的泥巴里打个滚。
现在呢？衣食住行，全都得听别人的安排，跑得慢了快了都会被呵斥抽鞭子。那一身看起来威风凛凛地马装，用五月天的歌词最应景：你不是真正的快乐，这只是你穿的保护色。
这就又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不属于自己的活法，都是假的，不值得羡慕。
但是偏偏有些伯乐就不懂这个道理，非要用自己的标准去规范马的一生，即使自己的标准是错的，也要坚持，死不悔改。然后就给马带来了灾难。
还有些马，被伯乐成功洗脑，一边天天挨鞭子，一边对同伴的遭遇幸灾乐祸，认为自己过得还不错。你说这种马傻不傻？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是儒学巨擘韩愈说的，站在人的角度；道家祖先庄子，站在马的角度来看待，就完全是相反的解读。
一正一反，没有孰对孰错，但双方这么一说，问题就越说越清楚了。是该讨论一些问题的时候了，但现在又有个强烈的直觉，中小学生就已经满脑子标准答案了。
马与伯乐的故事，庄子只讲了一半，后面的一半更加精彩。
伯乐训练马，并不是吃饱了撑着没事找事，而是为了上战场。这就需要很多的马。
他就发现，把一匹成年马训练得听话，太费劲，而且成功率低，马容易死掉，白费功夫。那么，训练就从娃娃抓起。
小马在马棚里一出生，断奶会走路后，伯乐就开始训练它。立正稍息起步走学得贼6，一听到鞭子和伯乐的呵斥，犹如条件反射般加速，没有丝毫犹豫。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十分温顺。
它从没见过大草原，从没体验过自在奔跑的美好，在它的眼里，听主人的话，训练、吃饭、睡觉，就是生活的全部。听话，是它唯一的意识。
它早就忘了自己从哪来，马就该被人骑、听人话，这种想法根深蒂固。
刚刚从草原带回来的马兄弟，跟它聊起草原生活，告诉它那才是我们该去的地方。它将信将疑地瞪大双眼，但随后，伯乐和一些傻乎乎的“良驹”告诉它，草原十分危险，天天风餐露宿，随时会被踩狼虎豹吃掉，哪有主人的马棚安全舒服？
于是，小马认定新来的马兄弟，居心叵测，是一个危险分子，便从此远离它，按照原来的节奏继续生活。
伯乐有几次因为心情不好，用马发泄，一不小心打死了几匹马。马们议论纷纷，认为主人犯了错，开始怠慢训练，表达不满。小马就劝说：“主人供我们吃穿住，已经很不容易了，你们就别添堵了”
最后小马上了战场，在满怀激情的奔跑中，一把大刀砍伤了它，士兵很快将之抛弃，它毫不怨言地闭上双眼。
这场战争后，将军挑选了几匹作战英勇的马，封为“烈马”。死去的马，将军为他们立了碑，刻上一个“忠”字，享受香火旺盛的供奉；活下来的马，都是缺少零件的残疾，要么少了一只腿，要么马脸上有个疤，将军为他们颁发荣誉奖章，还有一大笔赏金，十分大方。
这些“烈马”成为先锋模范，是训练场上的马们学习的对象。
耳濡目染下，它们一致认为：奔赴战场，是一项崇高的使命。不认同马棚生活和战场使命的马，都是害群之马。
从此以后，这些马只有一种生活，只能听到一种声音，几代马下来，它们早就不是马了，而是战争工具。
草原上的微风、青草、电闪雷鸣，它们至死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但它们知道，草原是危险的。
3、殊途同归庄子相信自然，认为人类规则的出现反而破坏人的纯朴与真实，妨碍了人的行动自由和思想自由。
西方现代思想，直接源于17-18世纪的启蒙主义，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有着和庄子相似的观点，在他的核心著作《《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有这么一段话：
“人类在社会环境中，由于继续发生的千百种原因，由于获得无数知识和谬见，由于身体组织上所发生的变化，由于情欲不断激荡等等，它的灵魂已经变了质，甚至可以说灵魂的样子已经改变到了不可认识的程度。我们现在再也看不到以一个始终依照确定不移的本性而行为的人。”
卢梭认为，人一旦进入社会状态，就跌落到邪恶和苦难的深渊，人类社会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从平等到不平等，既是进步又是退步。他希望建立一个适合于按照人的本性来活动的理想社会。
就如同马，从草原进入马棚，实际上就是从自然状态到社会状态，这或许有利于马群的数量繁殖，但也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从这方面讲，庄子的思想与卢梭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庄子比卢梭早2000年。站在西方的角度，庄子的思想超越了现实。
你看，庄子与西方启蒙思想家，能发掘出一个共同点：自由的理念。
扩大到儒家，也不完全是等级制的代言人，王夫之就说过：“我之与天子，皆天之子，则天子无以异。”这不就是宣扬平等吗？还有那句人尽皆知的“君为轻，民为本，社稷次之。”都是典型的平等思想。
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儒家和道家，只要有心，就能发现大量的自由平等概念。
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在《冲破中世纪的三驾马车（中）—从文艺复兴看中国国运》就讲过：
拥有3700年文明史的中国，有着纷繁夺目的传统经典思想，我们花力气去重新解读，就可以挖掘出大量的现代价值，不一定非要从《圣经》里寻找。
君不见，康有为就把儒家解读成改革的思想。
文字是死的，人是活的，看你怎么使用了。
回到马与伯乐的话题，我并不认为韩愈是错的，庄子就是对的，但我确定，如果认为韩愈一定是对的，庄子一定是错的，那么，这种看法，一定是错的。
所以，到了该讨论问题的时候了。
忘了标准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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