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比别人聪明，但我懂得辩证法，会用辩证法分析问题，不明白的问题用辩证法一分析就明白了，要好好学会用辩证法，这个作用很大。
一 和平问题
我们党为国内和平而斗争，差不多两年的时间了。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说和平已经取得，“争取和平”阶段已经过去，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并指出这是同“争取民主”相关联的——从争取民主去巩固和平。
从战争走向和平，又从和平的取得走向深度和平（即和平的巩固），所以新的任务是“巩固和平”。这就是根据辩证法，进行的任务的提出。
然而根据辩证法，是矛盾决定着事物的运动，和平因为部分矛盾的缓解和取消、也因为新的矛盾的加深而到来。
1）红军本身的力量，想要消灭的困难。（想要消灭，结果引发西安事变，这是个渔翁得利的信号）
2）红军本身取消或缓解了部分矛盾，比如不再打土豪、不再没收土地进行土地革命，声明不再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
3）日军侵华的步步紧逼，这种侵略矛盾的加深。
4）蒋氏内部矛盾的爆发，比如江浙地盘的要丧失、力量会丢失，本是亲英美的，不能突然亲日。
随着这些矛盾的变化，于是和平促成了。随着和平的到来，根据辩证法，国内部各种矛盾有需要进一步缓解的需要和取消，而能缓解、取消的就是通过民主的方式，所以这个任务是适合矛盾的需要的。
我们的这种意见，按照几个同志的说法却不能成立，他们的结论必是相反的，或者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因为他们说 ：“日本后退了，南京更动摇了，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根据这种估计，当然无所谓新阶段与新任务，情况回到旧阶段，或者还不如。这种意见，我以为是不对的。
这就是辩证法“走向”原理所遇到的内在阻力，如果不信仰辩证法——一个是各种矛盾的走向、一个是辩证法某组大关系的走向（从国内战争走向国内和平），就会被利害分析法的利害陷阱所困，从而做出错误的判断。
我们说和平取得，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他是不巩固的，和平取得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历史暂时的走回头路是可能的，和平发生波折是可能的，原因就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亲日派之存在。
由于另外的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想要缓冲一下矛盾、汉奸亲日派与国内抗日派矛盾的加大，所以和平存在发生波折的可能。
然而西安事变后和平是事实，这种情况是由多方面促成的（日本进攻的基本方针，苏联及英美法之赞助和平，中国人民的逼迫，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的和平方针及取消两个政权对立的政策，资产阶级的分化，国民党的分化等等），不是蒋介石一个人所能决定与推翻的。要推翻和平必须同多方面势力作战，并且必须同日本帝国主义与亲日派靠拢，才能成功。
是由矛盾和“走向”决定，不是个人所能决定与推翻的——不符合他将来的利益、也不符合大势，如果他决定推翻，则在后续的抗日中，一定是别的势力脱颖而出，取代他。正如他曾经取代了当时势力最强的北洋军阀一样。
没有问题，日本同亲日派还在企图中国的内战，和平没有巩固，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口号与阶段去，而是前进一步，指出“争取民主”的口号与阶段，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抗战。为什么提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与“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口号，为的是把我们的革命车轮推进一步，为的是情况己经允许我们进一步了。
既提出“争取民主”了，自然就能推动触发“实现抗战”和“巩固和平”，所以说这三者是三位一体的，这确实是往前进的一步，否则只是停留在原地，丧失自己工作的重心，而丢失自己的价值。
如果否认新阶级与新任务，否认国民党的“开始转变”，并且逻辑的结论也将不得不否认一年半以来一切为争取和平而斗争的各派势力之努力的成绩，那么只是把自己停顿在旧位置，一步也没有前进。
没有前进是危险的，正如北洋时期，有些小军阀没有只是停留在原地，没有前进，结果很快就被初始小得多的被国民党收编的人所取代了。
为什么作出这种不妥当的估计呢？原因在他们不但从根本之点（日本后退、南京更动摇，民族矛盾下降，国内矛盾上升）出发，而且也从许多局部与一时的现象（佐藤外交，苏州审判，压制罢工，东北军东调，杨虎城出洋等等）出发，并把二者联贯起来，形成一幅暗淡的画图。
唯有从辩证法的“走向”出发，从各种矛盾的"走向"为依据，才能不被一时的、局部的现象所迷，所以辩证法可以用来构建和掌握全局，依辩证法，才能看见光明、信仰光明。
我们说国民党已经开始转变，但我们同时即说国民党并没有彻底转变。国民党的十年反动政策，要他彻底转变而不用我们同人民新的更多与更大的努力，这是不能设想的事情。不少号称“左倾”的人们，平日痛骂国民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蒋与“打出潼关去”，及至和平刚刚实现又发现苏州审判等事，就用惊诧的口气发问道 ：“为什么蒋介石又这样干？”
这是辩证法走向过程中，所要遇到的内部阻力，这是利害分析法这种静态分析法所带来的局部和一时观察所导致的。
这些人们须知：共产党员同蒋介石都不是神仙，且都不是孤立的个人，而是处于一个党派，一个阶级，一个民族里头的分子。共产党有本领把革命逐步的推向前进。但没有本领把全国的坏事在一个早晨去掉干净。蒋介石或国民党已经开始看见了他们的转变，但没有全国人民的更大努力，也决不会在一个早晨把他们十年的污浊洗掉得干净。
“走向”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不是突然的。或许这就是量变到质变。“走向”的过程，也是分阶级、分步骤的，不是突然达到的。
我们说运动的方向是向着和平民主与抗战，但不是说不经努力能够把内战独裁与不抵抗的旧毒去掉干净。旧毒、污浊，革命进程中的某些波折，以及可能的回头路，只有斗争与努力才能够克服，而且需要长期的斗争与努力。
旧矛盾的走向也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创造条件，帮助其走向，所以需要长期的努力。并且还有一些对抗性矛盾的发展，阻止其“走向”，所以需要长期的斗争。
“他们是一心要破坏我们。”对的，他们总是在企图破坏我们，我完全承认这种估计的正确，不估计这一点就等于睡觉。但问题在破坏的方式是否有了改变？我以为是有了改变的，从战争与屠*政策改变到改良与欺骗政策，从硬的政策改变到软的政策，从消灭政策改变到争取政策，从军事政策改变到政治政策。
不依辩证法，就看不出这种变化、从硬到软的变化，而信仰辩证法，就可以对这些举动有敏感性，而品味出差别，从而就发现了机会、抓住机会争取到利益。而不是在事后才发现自己当时本应该更大胆的争取，而错过了时机、错过了本该能得到的利益。
所以说辩证法，能帮助发现机会，基于辩证法，才能定位知道哪个是机会、哪个是时机，这是辩证法的大作用、大利益。
为甚么有这种改变？资产阶级处在日本帝国主义面前不得不向无产阶级找同盟军，也和我们向资产阶级找同盟军一样，观察问题应从这一点出发。国际上，法苏世仇变为盟友，同此道理。我们的任务，亦是从军事的变到政治的。我们不需要阴谋鬼计，我们的目的在团结资产阶级及国民党一切同情抗日分子，共同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这是由他自己面临的矛盾所决定出来的，迫使他这么做。因为同样这个矛盾，也迫使己方这么做，就可以理解他了。这是判断指引，再从国际上找印证，证明这样的矛盾确实是主要的。并以此说服人。
二 民主问题
“强调民主是错误的，仅仅应该强调抗日，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民主运动，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民主，再来一个十二月九号才是对的。”让我首先发出一点问题：能够在过去阶段中（十二月九号到三中全会）说，多数人只要抗日不要和平吗？过去强调和平是错了吗？没有抗日的直接行动就不能有和平运动吗（西安事变与三中全会正在绥战结束之后，现在也还没有绥战或十二月九号）？
目的不是直接实现的，就像要进攻要先包围一样，而不是直接就进攻了。同样的道理，抗日也是要做准备的，以使抗日持久、过程健康，以不使其短暂、而过程生病。只强调抗日，结果是无法持久的，并且容易迅速转到投降派。（正如东北军那些少壮激进派，后来很快的进到陆续投靠日伪军一样）
民主是抗日的支撑，因为其缓解、能取消部分矛盾，从而减少了抗日的包袱，其并不直接打开空间，而是通过减少包袱和负担来释放出部分旧空间。
谁人不知为抗日而要和平，无和平不能抗日，和平是抗日的条件。前一阶段一切直接间接的抗日行动（从十二月九号起到三中全会止）都围绕着争取和平，和平是前一阶段中心一环，是抗日运动在前一阶段中的最本质的东西。
这个我套不进去、理解不了。。。。也许李自成和大明联合，就能不被大清所趁了吧？
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为抗日。抗日与民主互为条件，同抗日与和平、民主与和平、互为条件一样。民主是抗日的保证，抗日能给与民主运动发展的有利条件。
民主缓解、取消部分内部矛盾，故为最本质。若互为条件，就有辩证法关系，就可以通过补充缺乏的，来巩固；通过补充缺乏的，来使另一面健康和发展。
新阶段中，我们希望有也将会有许多直接的间接的反日斗争，这些将推动对日抗战，也大有助于民主运动。然而历史给与我们的革命任务，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民主民主”是错的吗？我以为是不错的。
从内部矛盾出发，故中心的本质的东西是争取民主。
“日本退后了，英日向着平衡，南京更动摇了。”这是一种不知历史发展规律而发生的不适当的忧愁。日本如因国内革命而根本后退，这是有助于中国革命的，是我们所希望的，是世界侵略战线崩溃的开始，为什么还忧愁？
这是一种信号，对信号的解读，可以截然相反，正确的解读要从更大的“走向”来看，就能得出有利益的解读，而避免有损失的解读。
然而暂时还不是，佐藤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英国的动摇政策只能向着无结果，这是英国与侵略国的不同利害决定了的。
由双方的矛盾本质决定，矛盾决定其大概率是个陷阱、演戏，即便是个人真心、亦无力扭转矛盾决定的大势。
南京如果是长期动摇，便变为全国人民之敌，也为南京的利益所不许。
若果真如此，随着丧失江浙大本营，北洋第二可期，蒋没这么蠢。
一时的后退现象，不能代替总的历史规律。因此不能否认新阶段，也不能否认民主任务的提出。况且无论什么情况，民主的口号都能适应，民主对于中国人是缺乏而不是多余，这是人人明白的。何况实际情况已经表现，指出新阶段与提出民主任务，是向抗战接近一步的东西。时局已经前进了，不要把他拉向后退。
停留在原地，就是把他拉向后退。故不允许，这证明这个任务的迫切性、某种必然性。
“为什么强调国民大会？”因为他是可能牵涉到全部生活的东西，因为他是从独裁到民主的桥梁;因为他带着国防性，因为他是合法的。收复冀东察北，反对走私，反对经济提携等等，如像同志们所提出的，都是很对的，但这丝毫也不与民主任务及国民大会相矛盾，二者正是互相完成的，但中心的东西是国民大会与人民自由。
这个大会本可以成为中轴、对各种矛盾进行缓解和取消，这是对全局最有利的东西，如果这个搞起来，正常运作起来，我国在二战中的贡献和收获都本应要大得多，这个没搞起来，结果被动了，收获只能靠别人因为要平衡所给予的赏赐。
日常的反日斗争与人民生活斗争，要同民主运动相配合，这是完全对的，也没有任何争论的。但目前阶段里中心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与自由。
既互为条件，就必须要相配合，补充一个，另一个得到发展；一个得到发展，另一个就得到补充。这就是辩证法在执行上的魅力，可以不用直接去处理那个棘手的问题，而通过另一个容易处理的伴生问题，而解决掉那个棘手的问题。
并且民主也为抗日过程中的武装群众，提供根据，而自由会加强这个根据，所以这是有大利益的，也是符合我党当时的支持的主张和任务的。
原则：先包围再进攻。民主就是起着包围作用的，也是为包围提供支撑的！
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