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之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
知识女性也是《青春之歌》的重要读者。当时成千上万的知识女性，与林道静有着大致相同的遭遇、思想和情感，从寻求个人出路而走上了革命道路，她们能够从林道静的成长过程中看到自己，从而成为小说的忠实读者。
读者来信络绎不绝，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
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
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地向她学习。
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青春之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文字
《青春之歌》缘何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杨沫把最真挚的革命情感与追求入党的神圣感注入作品，使《青春之歌》焕发出绚丽的光彩，满足了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是小说畅销的根本原因。
多数读者来信都表示要以卢嘉川、林红、林道静为榜样改造自己，一些读者表示要从余永泽、徐宁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小说因此被称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教科书”。
现在许多人认为《青春之歌》对读者的吸引力，主要源于“一个女人和三个男人”的感情戏，这显然是以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流行观念解读革命时期的文学，而忽视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阅读风尚：当时的文学阅读并非仅是一种消遣娱乐行为，更是一种寻找人生之路和政治理想的方式。
小说出版后产生了轰动性影响，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读者郭开尖锐批评杨沫以同情的态度写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写林道静与工农相结合，从而在《中国青年》《文艺报》《读书》等报刊引发关于《青春之歌》的大讨论。
1959年《中国青年》第4期发表茅盾的《怎样评价〈青春之歌〉》一文，为这次讨论作了总结。茅盾明确肯定了《青春之歌》“是一部有一定教育意义的优秀作品”，“林道静是一个富于反抗精神，追求真理的女性”，认为林道静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因而，这个人物是有典型性的。”
并指责武断粗暴的批评者：“如果我们不去努力熟悉自己所不熟悉的历史情况，而只是从主观出发，用今天条件下的标准去衡量二十年前的事物，这就会陷于反历史主义的错误”。
1959年下半年，杨沫根据各方面的意见，对小说进行系统修改，补写了林道静在农村的七章，约8万字，增加、修改林道静和北大学生运动的三章，此后又对小说进行整体修改、调整，并于1960年正式推出《青春之歌》再版本。
杨沫曾说：“与其说《青春之歌》是我一个人写的，不如说它是集体智慧、集体力量的创造更合适，也不如说它是党的光辉历史的自身闪现更合适。”
也可以说，《青春之歌》的写作与反复修改的过程，是杨沫及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成长经历、精神结构、理想信仰、痛苦欢乐与新中国成立后知识分子思想历程相互契合、相互对话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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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颖超给杨沫写信：
“《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
小说也看到‘忘食’”
由于小说《青春之歌》产生轰动性影响，小说的电影改编问题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
早在小说出版之前，杨沫的妹夫、导演蒋君超就开始着手电影剧本的改编，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青春之歌》列入拍摄计划，并选好了导演和演员。
由于周扬、陈荒煤等领导坚持由杨沫自己来改编、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上影厂改编和拍摄的请求被否定。
1959年初，在波及全国的《青春之歌》大讨论中，杨沫吸收各方面的意见，把小说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北京市委第一*彭真指示邓拓、杨述等领导“一定要用最好的胶片，把《青春之歌》拍好”。
为了寻找饰演林道静的最佳人选，导演崔嵬在全国发起一场寻找“林道静”的活动，通过媒体报道，发动广大群众对林道静和其他角色的扮演者提出建议，甚至远在印尼的华侨也给北影厂寄来了演员名单表。
白杨、张瑞芳等著名演员，都想饰演这个角色，崔嵬力排众议，大胆起用了湖北歌剧院不知名的小演员谢芳。
参与电影《青春之歌》拍摄与制作的人员，大都有着相同的历史经验与情感体验。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导演崔嵬参加过北平的学生运动和冀中的农民斗争，“我熟悉当时的历史情况，我理解林道静的思想和斗争，懂得她的快乐和忧伤，因为我也是沿着她所走过的道路走过来的，这也是我能将这部影片拍好的重要思想基础。”
谢芳虽然没有革命斗争经历，但她生长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能够准确把握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抓住林道静思想情感的变化。
秦怡为了进入林红的内心世界，白天读《青春之歌》的评论材料，晚上看《革命烈士诗抄》《红旗飘飘》，还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寻找灵感。
音乐家瞿希贤为《青春之歌》写音乐时，特意重温自己、也是林道静走过的历史，并在音乐中引入《五月的鲜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等他们青年时代所唱的“青春之歌”的旋律，来表达崇高而美好的思想感情，“在今天再唱起它时就仿佛重逢自己最亲密的老战友那样激动人心。”
在相关领导审看影片时，陈毅认为影片达到了国际水平。在陈毅推荐下，*夫妇邀请导演、编剧和主要演员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和他们一起在餐厅临时改的小放映室里，观看电影《青春之歌》。
杨沫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时刻：“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我。……影片放映中，总理忽然扭头小声对我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我讷讷地说不出话来。此刻我能对总理说什么呢？当影片放映了将近三个小时，就要结束了，总理又对我说：‘小超身体不好，看电影只能看到一半。可是今天她能把这么长的影片一气看完了。’”邓颖超后来曾给杨沫写信，说：“《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