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熊坤静
作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以“九一八”事变到 “一二·九”运动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通过青年学生林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艰难历程，塑造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表现了一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的迅速成熟。作家杨沫曾坦言：“林道静革命前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是我的经历，她革命后的经历，是概括了许多革命者的共同经历。”因而，作品具有一定的“自叙传”色彩，是作家关于红色青春的深刻记忆。
那么，这部伴随新中国几代人成长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前后情形又怎样呢？
叛逆走上革命路杨沫于1914年8月25日出生在北京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但她幼年时却得不到家庭温暖，这反倒使她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在《我的生平》一文中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这种贫与富的鲜明对照，使杨沫对黑暗的封建社会愤慨不满，从此在心中埋下了叛逆的种子。
1931年春，当时正在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读书的杨沫因反抗母亲包办婚姻，被家里断绝了一切供给。她靠着几个同学的接济，勉强维持到暑假。9月，经同学介绍，托北京大学学生张中行帮忙，杨沫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立小学谋到一份教职。但不久，她便辞职回家照顾病危的母亲。母亲病故后，杨沫与张中行相爱并同居。尽管生活贫困，她仍坚持到北京大学旁听、学习。
◆杨沫
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杨沫应邀来到妹妹杨成芳（著名演员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其时，作为联华电影公司演员的杨成芳，正在北平（今北京）演话剧。她家聚集着一群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多是外地人，又都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苞莉苞”（即俄文“斗争”之意）剧社成员，其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他们在通宵达旦的聚会中，抨击时弊，激情洋溢。其中有人还向杨沫推荐了《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等进步书籍。杨沫在《青春是美好的》一文中回忆说：“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正是这个除夕之夜，彻底改变了杨沫的人生，为她指明了新的生活道路。
从此，深受影响的杨沫冒险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革命同志，为他们做事，同时还拿起笔来进行斗争。继处女作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之后，她相继创作发表了控诉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势力摧残劳苦大众罪行的《某家庭》《死与逃》等4个短篇小说。其中《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为人民大众的幸福而牺牲个人感情，投身于火热革命斗争的故事。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身遭际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无疑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1942年晋察冀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前排左四为杨沫。
1936年6月10日，渴望摆脱小家庭束缚的杨沫，毅然与张中行断绝关系，嫁给中共党员马建民。12月底，经丈夫介绍，她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后，杨沫夫妇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她曾在安国县妇救会、冀中区妇救会、冀中十分区妇救会和十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也在十分区黎明报社做过编辑，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或是跟随八路军120师兼程行军，与日寇周旋。关于这段血与火的生活，她在《我的生平》一文中回忆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
病痛中写出小说1939年春，作为冀中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的杨沫，在跟随120师日夜行军打仗的过程中，因劳累过度、营养不良而染上了黑热病。后虽然被一位农民用偏方挽救了生命，但未彻底痊愈，从此落下了经常头痛的病根。北平和平解放后，她回到阔别已久的故乡，先在一家报社工作，后调入市妇联。
1950年11月，杨沫因病痛折磨无法正常上班，便以病休为名辞去工作。养病期间，在寂寞孤独之中，冀中十分区血与火的抗日生活，那些壮烈牺牲的许许多多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她的脑海。
难言的病痛，使杨沫总感到自己来日无多，应抓紧时间写出一个大部头作品。1951年9月，在读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她深受鼓舞，决心要尽快把盘旋在脑海中已经很久的书稿写出来。于是，她在9月25日那天动笔，草拟了全书提纲。作品最初名为《千锤百炼》，不久改为《烧不尽的野火》。
杨沫还患有较严重的关节炎，每每天气潮湿阴冷，彻骨的疼痛总牵扯着她本已无暇的精力。为了能安心写作，杨沫特意花钱请人在小西屋盘了个热土炕，每天睡在上面，这样她的关节炎病就不再犯了。历经十多天时间，她终于改完了全书的提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