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五四青年节刚过，让我们想起了小说《青春之歌》，这是一部伴随着新中国一代代青年成长起来，让很多人难以忘怀的优秀文艺作品，作品中蕴含着的青春精神，激荡着的青春力量，依然是今天新时代广大青年所需。《青春之歌》所讲述的，不仅是林道静的青春，更是那一代进步青年的青春。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总会一次次不知觉望向远方，对远方的道路充满憧憬，尽管忽隐忽现，充满迷茫。有时候身边就像被浓雾紧紧包围，那种迷茫和无助只有自己能懂。尽管有点孤独，尽管带着迷茫和无奈，但我依然勇敢地面对，因为，这就是我的青春，不是别人的，只属于我的。正值青春年华的我们或许都曾被笼入迷离的薄雾中，但请记住，“看不见太阳，就成为太阳；成不了太阳，就追着太阳”，哪怕我们无数次在迷雾中彷徨，也一定会有一束光，带领我们走出迷茫，正如共产主义之于林道静。我们的青春究竟应该是什么样子，我想在看完这本书后，你会找到答案。
《青春之歌》创作于新中国成立之初。1950年，作家杨沫因病休养，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那些坚贞不屈、英勇就义的共产党员形象与她的个人经历交织在一起，促使她拿起笔来，创作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经过一年多的酝酿，作者1951年9月开始动笔写作，小说初名为《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在出版时定名为《青春之歌》，小说从1955年4月完成初稿，到1958年1月出版，一年后又拍成了电影，期间虽经历了一些艰难，但终成一部不朽的文艺作品，揭示了青春的意义，正如作者所说，“青春应当是鲜红的，一个人只有把他的生命和时代、和祖国、和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生命才有意义，才灿若星辰，才不虚度年华。”《青春之歌》讲述了大革命时代一个女知识青年经过个人的情感波折，生活的徘徊与选择，最终投身革命的经历，这是一个关于知识分子成长的故事。小说的重点在于表现她的心理情感的深刻变化。通过林道静的“成长”来指认知识分子惟一的出路：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引领下，经历艰苦的思想改造，从个人主义到达集体主义，从个人英雄式的幻想，到参加阶级解放的集体斗争，即个体生命只有融合、投入以工农大众为主体的革命事业中去，他的生命的价值才可能得到真正实现。另外还多少牵涉到女性命运的主题。浓郁的抒情笔调是《青春之歌》艺术特点。
《青春之歌》作者杨沫，女，1914年生于北京。13岁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子中学，后在北京当过家庭教师、书店店员。1936年入党，后到晋察冀边区参加抗战活动。1942年后陆续担任《黎明报》、《晋察冀日报》、《人民日报》的编辑和副刊主编。1952年在中央电影局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63年到中国作协会北京分会任专业作家至今。现为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作协分会副主席。她1934年开始发表作品，1950年发表描写抗日战争的中篇小说《苇塘纪事》，1958年出版了她的代表作、优秀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近年又出版了长篇小说《东方欲晓》。
《青春之歌》自传色彩浓厚。在从北平开出朝向海边驶去的列车上，独坐着一个素净、沉郁的少女，她的行李中除了一些乐器别无他物，人们都注视着这个奇异的学生模样的女子。林道静在北戴河车站下车，投奔她在附近村庄中教书的亲戚，然而，他们早些时候就离开了。道静无处可去，被这里的校长暂时留了下来。
道静的这次出行，实际上是离家出走。她生于北平一个大户人家，父亲以教育为名，罗致了不少的声名和家财。她为庶出，自己的生母是佃户的女儿，被霸占来做姨太太，生下孩子后被逐出门，含怨死去。道静自幼失怙，历尽冷暖，中学毕业前家中逼迫她嫁给有财有势的胡局长，道静不肯从，于是连夜出走。
偶然的情形下，道静得知挽留自己的校长私心里别有所图，她又羞又怒，心灰意冷，在雨夜里奔向大海……恍惚中道静看到一张热切的、焦灼的面孔，是这个青年把她从险地中救了回来。余永泽出现在道静的生活中，他的关爱与抚慰，他的良好的文学素养，使道静心里产生了绝处逢生的欣幸和喜悦。余永泽也爱慕着这个纯洁的少女，他把道静安置在小学做教员，依依不舍地和她暂别，回到北大念书。
“九·一八”事变后，清寂的乡村从沉睡中惊醒，道静也对国家危亡的大事忧心如焚。她遇上了有爱国激情的北大学生卢嘉川，在他身上有余永泽所没有的勇毅精神，很快地，卢嘉川投身到抗日示威的学生运动中南下而去。
道静回到北平，生活四处碰壁。迷惘中她应允了余永泽的恳求，和他住到了一起。渐渐地，道静的生活给琐细的家务缠绕起来，她无暇读书，她感到沉闷、窒息，更使她痛苦的是，余永泽原来是个自私、平庸、只注重琐碎生活的人，道静又有些绝望了。
在同一寓所的白莉萍房间里，道静结识了一群热情洋溢的、以国家民族为已任的青年学生，这其中就有她以前见过的卢嘉川。与他们的交往中，道静复活了她的青春，她明白了很多现实的事情，也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产生了强烈的求知欲。卢嘉川鼓励这个有正义感的女子走出狭小的个人生活，融入到广阔的社会斗争中，道静开始逐渐向往革命。这时余永泽与道静的分歧越来越大，他阻拦道静参加有政治色彩的集会，同时不满于道静和卢嘉川的来往，更在危急的时候拒绝救助被宪兵围捕的卢嘉川，使他落到了敌人的手上。道静终于和过去的生活决裂了。
卢嘉川牺牲了，道静在怀念中接过他未竟的事业，开始秘密地散发和张贴传单。她的斗争经验还不够，加上党内叛徒戴愉的告密，道静很快就被捕了，原先那个要娶她的党部特务胡梦安趁势而入，威胁道静嫁给自己。在朋友的安排下，道静逃脱了监视，潜入定县开展工作。不久，道静接触到组织上派来发动农民斗争的江华，江华引导道静把革命的理想和实际工作结合起来，深入乡村，组织起人民的力量。道静对这个学识丰富又有实践经验的共产党员充满敬慕。这时戴愉的出现再次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江华和道静先后被迫撤回北平。
道静又一次地被捕，狱中她承受着酷刑，在共产党员林红的激励下坚定了革命的意志。当她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真正地成长起来之后，道静终于被吸收为中共党员。她和江华一起，和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一起，汇入到革命和集体的洪流中。
《青春之歌》就是这样一部充满理想，激情昂扬的红色经典文学作品。作品描写了抗日和抗战时代背景下，以林道静为主要人物的一批进步青年，从对待世俗的超然冷漠到投身革命的热血沸腾，从反对封建统治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并在共产党领导下，积极投身于无产阶级伟大革命之中。全文让我感受到那个时代青年学生对祖国的热爱和真诚，以及他们坚强的信念和对自由、真理的不懈追求精神。
作品的第一部分，主人公林道静逃出给她带来痛苦回忆的地主家庭，但又找不到前进的方向，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她身心俱疲。如果说第一部分是写林道静痛苦中的挣扎，那第二部分便展现出了她作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党员艰苦顽强的奋斗。从发起定县小学的学生运动时的稚嫩，到在宋家做家庭教师危急之中获取黑名单的机智;从刚刚被捕时的单纯幻想到经历了一年多炼狱考验与磨练的觉悟和觉醒;从跟随张大姐从事地下工作的缺乏经验，到在北大领导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发起学生运动的独当一面。林道静在一次次的生死考验中成熟着，并最终成长为一名有追求有信仰的共产主义战士。
《青春之歌》蕴含着作家杨沫的生活原型，将那段不可忘却的历史赋予了青春的激情和火热，用红色染满记忆，用战斗抒写豪情，用铿锵而激昂的文字唤起新时代下的青年学生心灵深处强烈的共鸣。
如今，对于每一个青年学生来说，“志愿者”已不是一个陌生的名词：情系山区儿童，奔赴边远贵州山区支教而成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徐本禹;汶川和玉树地震灾难中，志愿者们以血肉之躯为灾区人民筑起了一道不可撼动的“生命长城”;2008年北京奥运会赛场内外，志愿者以细致周到的服务赢得了世界友人的赞扬……我们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如果说林道静、卢嘉川、许宁、罗大方的一生，留下的是他们为拯救危难中的祖国不屈不饶革命精神的青春之歌，那新时代下的我们应该更好地传承他们的革命精神：将个人前途同国家民族的命运、人民的革命事业结合在一起，做一名自愿服务党、服务人民、服务社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志愿者”，谱写属于这个时代的绚丽篇章，奏响属于我们的青春之歌。
杨沫原名杨成业，1914年8月25日生于北京，父亲是清末举人，曾任大学校长。1931年，父亲为躲债逃得不知去向，母亲为了家中生活，逼迫杨沫辍学嫁给一个军官。当时杨沫虽然只有十六岁，但是已经读过不少反对包办婚姻、争取个性解放的小说，深受五四精神熏染，不肯听从摆布。母亲勃然大怒，停止了对她的一切供给。依靠同学们的捐款和一位音乐老师的资助，杨沫勉强读完了初三，暑假回到家，母亲逼迫更甚。无奈之下，她借了几元钱到北戴河投奔教书的哥哥，但兄嫂经济上也非常困难。杨沫痛苦之余，只有不断给同学们写信，请大家快快帮助自己找个工作。
因于工作，杨沫见到了已婚的张中行并与之相爱。然而，一个偶然的夜晚使杨沫的人生突然来了个急转弯，转向了另一条轨道。那年春节前夕，张中行回香河与父母团圆去了。大年除夕，杨沫参加了一个东北流亡青年的聚会，他们“多半是大学生或是党的外围组织‘剧联’的人。这里有地下党员，有爱国的进步青年。”当时那些青年向杨沫讲述了苏联妇女的解放生活，宣传抗日道理，介绍她看马列主义的书籍。从此，杨沫经常去找这些青年，在他们的引导下如饥似渴地读了不少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十月革命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
1936年，杨沫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遇见了共产党员马建民——也就是她后来的丈夫和入党介绍人，《青春之歌》中江华的原型。 在与马建民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杨沫对党的向往更加热烈、坚定，总缠着马要求加入这个神秘的、有危险的、荟萃一帮好人的组织。1936年12月末的一天，她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青春之歌》是女作家杨沫创作的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以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期的学生运动为背景，描写了青年学生林道静在革命斗争中“从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艰难历程。从作者杨沫关于个人早期生活经历和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自述中可知，林道静这个人物身上有着杨沫的影子。1958年初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后，迅速成为当时最畅销的小说之一。1959年初，这部作品又被及时改编成电影，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片”公映，取得了轰动效应。
电影《青春之歌》获得了巨大成功。公映后，北京市各家电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上演。当时正是困难时期，很多人吃不饱，却饿着肚子排长队买票。抗日时期流行的歌曲《五月的鲜花》随着这部电影的放映，再次流行全国。同时，影片在日本、朝鲜、越南等国也引起了轰动。1961年春，因电影《青春之歌》在日本的巨大反响，谢芳被选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去日本访问。在东京的大街上，林道静的巨幅画像有两层楼房那么高。代表团的汽车开到哪里，哪里就有拥挤的人群拿着笔记本要求谢芳签名留念。
《青春之歌》是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命知识分子形象的优秀长篇小说。作者杨沫，出生于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河北省定县等地教书，后又在北京做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在此期间接触了马列主义思想，并加入了共产党。这种个人的生活经历对她的小说创作有很大的影响。《青春之歌》正是以“九·一八”到“一二·九”这一历史时期为背景，以学生运动为主线，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这一在三十年代觉醒、成长的革命青年的典型形象。
林道静出生于一个大地主的家庭，是一个中学生毕业生，为了反抗封建家庭的束缚，她毅然出走，只身逃到了北戴河谋生。在经历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之后，她对前途绝望了，在这样的时刻，那个在她眼中具有“骑士兼诗人”风度的余永泽闯入她的生活，成为她生活的伴侣。然而，渴望着“独立生活”做“自由的人”的林道静并不满足于做余永泽的家庭主妇。她对下层劳动人民的同情，使她同那个冷酷自私的余永泽感情上出现了裂痕；余永泽的蝇营狗苟也使她看清了这个自私、平庸的男子的本来面目。更为关键的是，通过同共产党员卢嘉川等人的交往，革命的新天地更使她感到同余永泽的格格不入。终于，林道静斩断了小资产阶级感情的羁绊，离开了余永泽，从此义无反顾地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她参加游行、散发传单、宣传鼓动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经受了铁窗的考验，最后迎着敌人的水龙大刀，和革命队伍一道勇往直前。小说生动地描绘了林道静由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所经历的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的人生历程，从中透视出整整一代革命知识分子所走过的艰苦道路。
除林道静之外，小说还塑造了卢嘉川、林红、余永泽、王晓燕等一大批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人物形象，其中有为民族解放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有投机钻营以求平步青云的统治阶级的奴才，也有叛徒、特务以及自甘堕落的青年，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展示，这又使得小说包含了广阔、丰富的时代内涵。
在艺术特色上，整部作品结构宏伟，情节曲折复杂，在处理人物形象时作者避免了简单片面的处理，而是以细腻的笔触伸入到主人公的内心世界中，真实地刻划人物的心理，较为全面地把握了人物的多重侧面，因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一，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杨沫是“老北漂”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老北漂”杨沫，曾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北大情缘。她年轻时，一度在北大旁听，《青春之歌》就有她在北大旁听的影子。据说 《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原型就是她自己。小说里有这样的描述：“小俞的脸白了，她以为道静又遭遇了什么不幸的事故。‘没有什么。晓燕冷淡地说，‘她在北大旁听呢。”
杨沫，原名杨成业，1914年8月25日生于北京，她于1995年12月11日在北京谢世。生前担任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委员、全国作协理事、北京市文联主席、《北京文学》主编等职务。《青春之歌》是她的代表作。
她的三妹杨成芸，就是后来成为著名电影演员的白杨。她因父母不和，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14岁那年，她考进了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过起住校生活。在风景如画的校园里，她除了应付必要的功课以外，全身心倾注阅读中，广泛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
1931年春，父亲*，逃亡不知去向，这个家庭瓦解了。母亲把16岁的杨沫强嫁给了一个军官。她毅然反抗这桩包办婚姻，又跑回到西山的学校。女儿的行为激怒了母亲，她断绝了对杨沫的一切供给。
1931年9月初，杨沫去香河教书，就是新结识的北大国文系的学生张中行介绍的。去香河之前，她又与张中行见了两面。杨沫感叹张中行的书多，学问大，博古通今。张中行也喜欢杨沫的清爽、热情，以致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已是恋恋不舍了。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通信联系，感情迅速升温。
1932年，杨沫与张中行相爱。同年夏天，杨沫*后，不好意思住在自己家里，就悄悄在张中行北大宿舍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作为安身之所，张中行也时常过来照看她。
当时两个人的感情已经有些隔膜，经常相对无言。最后，杨沫去小汤山妹妹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了下来。儿子生下12天后，杨沫把儿子留给奶妈照看，自己坐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没让张中行花一分钱，费一分力，杨沫就把孩子的事情，处理得妥妥当当，张中行也就很快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地爱他，原谅了他。自此，也就是1932年的下半年，两人在北京沙滩附近的小公寓里开始了同居生活。杨沫给丈夫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她终于从小家庭走出来，走进了大社会。
1933年的除夕夜，杨沫来到了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这个晚上注定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从1931年到1936年，杨沫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在北大的旁听。
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这个不满20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她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了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
杨沫晚年回忆说，当时她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有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投稿，发表于1937年的4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创作完成的。
《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了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主人公美真明显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形。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在北大周围学习和生活的经历，成了杨沫早期创作的源泉和动力。经过她不懈的努力，最终功成名就，成为了引人瞩目的大作家。
二，《青春之歌》作者与男主人公原型隐情探秘
《青春之歌》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末期，是现代著名女作家杨沫的一部成名作。它主要讲述的是上世纪30年代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们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影响和领导下，逐步投身于火热的革命斗争中并不断改造思想、茁壮成长为立场坚定、追求真理、勇敢坚强的革命者的故事。它以独特的视角、以一个特殊群体为描述对象而绘出一幅革命斗争风云的精彩画卷。它真实生动地反映了“一二·九”时期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成功地塑造了卢嘉川、江华、林红这几个共产党员的形象，也细腻地刻画出林道静、余永泽等知识分子典型代表。在文艺作品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角的潮流之中，这部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人公的反映革命题材的长篇小说，清新秀气、脱颖而出、卓尔超群，使读者尤其是广大知识分子耳目一新，产生了强烈的共鸣。并且得到了许多领导和专家的认可，产生了极大的反响。《青春之歌》成为建国后一部经典的长篇小说。由此成功拍摄的电影也蜚声海内外，成为我国上世纪50年代的一部经典影片。那么，创作《青春之歌》的杨沫塑造的两位男主人公卢嘉川、余永泽的原型是谁？她与他俩分别有着怎样的一段隐情呢？
杨沫与余永泽的原型张中行
张中行，1909年生，后来成为国内外颇有影响的著名学者、散文大家。他是从香河县东河屯镇走出来的武清人，原名叫张玄。1935年，他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曾在天津中学、保定中学任教，后到北京大学任教。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张中行先生治学61年，早年专于文史语言，后偏于人生哲学。在编著方面，曾主编《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合编《古代散文选》、《文学读本续编》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在著作方面，陆续出版有《张中行作品选》8卷，共406万字。张中行博学多识，造诣深厚，精通中国古典，熟谙西方哲学，纵观古今。他豁达大度，对事物的是非曲直有深刻的理性思考。
张中行三四岁时就由家庭包办，与一位农村女子订了婚，并于1927年17岁时正式结婚。他这位小脚妻子是个文盲，相貌平平、性格温顺。他在外地上学，仅仅寒暑假回家相聚一下。张中行的发妻任劳任怨，洗衣做饭，下地干活，孝敬公婆，恪守妇道。即使后来张中行在北京另有新欢（即与杨沫相爱），她也毫不计较。
当上个世纪50年代末，杨沫创作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轰动一时的时候，有人认为小说借余永泽的形象影射张中行。著名演员谢芳演过电影《青春之歌》中的女主人公林道静后，也曾把张中行、杨沫比做影片中的余永泽和林道静。因为张中行是武清人，谢芳有一次到武清做客时，还自称是武清的“儿媳妇”。后来，杨沫撰文批评张中行负心、落后、可憎，张中行则始终保持沉默。
尤其是“文革”开始后，杨沫的单位北京市文联来外调，请张中行证明杨沫是“三反分子”，希望他说杨沫的坏话。造反派还对他进行了威吓、辱骂，让他照他们的要求说。张中行写了一个材料，大概是说杨沫直爽、热情，有济世救民的理想，真的相信她所信仰的东西，并有实现理想的魄力，且为之奋斗，比那些口头主义者好多了……落实政策后，杨沫了解了此情，激动地给张中行写去一封信，说：“想不到你还能为我说好话，对你的宽容公道表示感谢。”并让她与张中行所生的惟一的女儿，给张中行送去一张老照片以作永久的纪念。
可见，张中行虽然很长时间受到了曲解与冲击，但是，他始终表现得坦诚、正直、大度。他淡泊致远，却刚正不阿、耿直倔强。
杨沫于1995年去世时，张中行并没有前往参加追悼会。据悉，在遗体告别仪式的头天晚上，吴祖光先生曾打电话给张中行，问其是否前来参加，张中行说不参加。张中行认为所谓告别，有两种来由，或情牵、或敬重，也可兼而有之，对于她，两者都没有。仪式后，张中行接到女儿来信，主旨是说：生时的恩恩怨怨，人已故去，就都谅解了吧。张中行复信时说，人在时，我沉默；人已去，我更不会说什么。
新世纪伊始，某记者在采访晚年的张中行时，话题中曾经不可避免地问起“在您23岁时和杨沫相识，然后相爱，后来同居，再后来分手。之后杨沫成了作家，写出了著名的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书中的余永泽据说有您的影子，您认为呢？”
张中行睿智地回答说：“这你只能去问小说作者了，只有她最清楚。”张中行认为《青春之歌》是小说，依我国编目的传统，入子部，而不能入史部，小说是可以编造大小情节的。后来，有人曾告诉张中行，杨沫在追述往事之时，言及分手总暗示张中行负心、落后。张中行认为，认定负心，是人各有见；认定落后，是人各有道。
张中行在后来谈到和杨沫分手的原因时，认为主要是两个人在思想上有距离了，一个走“信”的路，一个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为谋”。
当记者进一步问及他与杨沫感情方面的问题时，张中行直率地坦言：“这是个人私事，不能问。”
记者还问到：“在您的一生中情感经历颇为复杂，据悉，你17岁时受父母之命在家乡便娶了一位妻子，好像还在一起生活过，她一直住在您家乡，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去世，对于她您是否有话可说？”
张中行说：“那是一个大变革时代，处在那个时代的人婚姻状况都复杂。孙中山、蒋介石、鲁迅等都先有一妻，后来才找到如意伴侣。一个人从农村出来到一个开化的地方变化会很大，这是我们这代人婚姻方面共同的问题。”
那么，在记者不止一次的探问之下，张中行仍三缄其口的与杨沫的感情经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杨沫出生于北京一户家境不错的人家。她的父亲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商科，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北京新华大学并任校长，不久便发达起来，成为大地主。之后，却渐渐不管全家老小，而一心沉醉于声色犬马当中，随之家境便日渐衰落。杨沫的母亲因多年想管束丈夫放荡不羁的行为而经常吵闹，无心管教孩子们。
1928年，杨沫已经出落成一个青春妙龄的14岁少女。这年她考入北京西山温泉女中，家里生活越来越困顿窘迫。她上初三这年，为了减轻家庭负担，杨沫的母亲打算把长女杨沫嫁给一个有钱的军官。由于那些争取婚姻自由的小说给了杨沫想不到的勇气和力量，为此，一向较为温顺的她竟然顶撞了母亲，表示坚决不从。母亲气愤之下，以不管饭费和学费来威胁，杨沫毫不屈服。这一时期，她还看了许多“五四”以来追求个性解放的中外书籍，进一步滋长了她追求爱情自由的叛逆意识。
杨沫与母亲的抗争愈演愈烈，最后，她把心一横，偷偷跑到北戴河，去找在那里教书的哥哥杨成勋。他为争取自主婚姻，不惜与家庭决裂，远走高飞，杨沫把他当成了英雄。然而，杨成勋也自顾不暇，力量有限，根本无力帮助杨沫。他生活极其贫苦，时间一长兄妹二人产生了矛盾。杨沫痛苦之下，写信给同学们，让尽快帮忙找份工作。
望眼欲穿盼回音的杨沫终于等来了一个消息，同学李绍强来信说工作问题有了希望。这位昔日在一起练武的师妹非常同情杨沫的处境，托自己的表哥帮忙。而这位表哥与当时刚刚考入北京大学的张中行认识，他便又托张中行帮忙，因为张中行的哥哥当时在河北省香河县立高小当校长。
张中行此时也看了不少进步书籍，当朋友请他帮忙时，他对抗婚的女中学生充满同情和好奇，爽快地答应见面谈一下。
为此，杨沫就从北戴河返回北京，与张中行见面交谈情况。第一次的相见给张中行留下了较好、较深的印象。在张中行的眼里，杨沫17岁的样子，中等身材，不胖而偏于丰满，眼睛明亮有神；言谈举止都很清爽，是个有理想、不世俗、富于感情的女子。那时的张中行在北大读国文，知书达礼，满腹经纶。他与有文化的小自己5岁的杨沫聊天，自然比已结婚5年、岁数比自己大、彼此没话说的农村妻子有意思得多。两人谈得十分投机，相互印象都很不错，有一见如故的感觉，不知不觉谈到了午饭时分。张中行热心地请杨沫与介绍人在东安市场的东来顺饭店共进午餐。
随后，张中行立即给他当校长的哥哥写去一封信，询问学校是否缺人；如若缺人，说自己认识一位合适的人选。这样，便将杨沫介绍给了哥哥。很快，收到哥哥的复信，说学校眼下还正需要教师。
这下可让杨沫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可以告别无业无助的生活，自食其力了。1931年9月初，杨沫跃跃欲试地准备动身去香河教书。出发前，张中行又与杨沫见了两次面。在他的寓所里书堆如山，令杨沫大开眼界，感叹张中行知识渊博、博古通今。更让杨沫感动和铭记心怀的是，在她走投无路、孤独无援的时候，是张中行挺身而出，帮助她找到了工作，解决了她的生计问题。与此同时，她发现虽然他身为北大的大学生，却毫不显露一点名牌大学生的架子，而是谦逊有礼；虽然肚子里很有学问，出口成章，却对女性相当尊重，绝不狎昵。于是，钦佩与爱慕之情在这位少女的心中油然而生。同样，在时间不长的几次接触畅谈中，张中行显然也喜欢上了清爽、热情的杨沫。在杨沫上车离别之际，两人都依依不舍，表现出明显的相恋之情。此后，两人开始了频繁的书信往来，感情迅速升温。
在杨沫到香河教书两个多月后，病重的母亲打听到她的下落，便托人力劝回京，并答应以后还供读书。得知母亲病重，杨沫急忙返回家中。因感情破裂，父亲与哥哥都未回家，家中只有杨沫与两个年幼的妹妹守着贫困垂危的母亲。
但是，情窦初开的杨沫此时正与张中行坠入爱河，炽烈地热恋着，成天在公寓里厮守，你恩我爱，形影不离。杨沫这个从小缺少亲情温暖、日夜渴望爱抚的女子，现在为浓浓的爱所包围，天天都沉浸在甜蜜的愉悦里，她尝到了从未有过的巨大的令她晕眩的幸福。
张中行在杨沫的心目中，够得上是光芒四射了。他待人认真负责、有情有义，处事严谨厚道而有分寸，治学又勤奋多才……杨沫把一颗少女纯真的心完全地给了他，全身心地爱着他，爱得全然不顾其他。要知道，这是杨沫的第一次热恋，熊熊大火一旦燃烧起来，便势不可挡。很快，杨沫就*了。
当杨沫把这一消息告诉张中行时，令她始料不及且大失所望的是，张中行竟然脸色立刻阴沉下来，愁眉不展，根本没有表现出常人所惯有的那种喜悦与激动。这让杨沫十分困惑与吃惊，随之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不满，她顿时感觉像一下子跌入了冰冷的低谷似的。
杨沫是个感情火热、细腻而敏感的人，她认为自己*后，张中行明显地与自己疏远了。她又是一个好强的人，负气之下，便不再去找张中行。也是祸不单行。年底，杨沫的母亲撒手人寰，随之，这个家也散了。迫于生计，三姐妹各奔东西。1932年夏天，杨沫的肚子在一天天变大，她不好意思住在家中，就悄悄在张中行的住处附近，租了间房子等待临产。
张中行还常常来看她。然而，两个人的感情上已经产生了一些隔膜，失去了往日的亲密，只有相对无言了。
最后，杨沫决定到妹妹白杨的奶妈家把孩子生下来。临走时，张中行也没有送她一程。杨沫后来在文章里写道：眼看着我挺着一个大肚子，一个人上了路，他竟然连送送我的意思都没有，好狠心的人呀！
杨沫生下了张中行的儿子。生下孩子12天后，杨沫坐着一辆毛驴车从乡村回到了北京城里。儿子留给奶妈照看。
不久，张中行又恢复了对杨沫炽热的爱。其实，他还真对杨沫有感情，毕竟她年轻有活力、长得模样周正，又有文化，他农村出身的妻子自然相形见绌。至于不想要孩子，其中有他自己不同的观念和想法，有他难言的苦衷。
杨沫虽然埋怨他，却还是深深地爱着他，就原谅了他。从此，即1932年下半年，两人在沙滩的小公寓里开始同居。
杨沫给张中行做饭、洗衣、缝缝补补，过着失学失业、半饥半饱的生活。但是，受过文化教育的杨沫并不甘心做一个全职太太整天窝在家里。据张中行在他的《流年碎影》一书中回忆说：杨沫“读了不少新文学作品，并想写作。又为了表示心清志大，把有世俗气的学名‘成业’扔掉，先改为‘君茉’，嫌有脂粉气，又改为‘君默’，以期宁静而致远。”
那个时候，张中行还只是求学的一介书生，杨沫又没有工作，这个小家庭得完全仰仗张中行一个人的生活费来勉强度日。因此，他们的日子清苦得很。
一天上午，白杨来看杨沫。小夫妻俩的屋子里特别寒冷，窗台上的水杯里都结了冰碴。已经是10点多了，却还没有生火取暖。屋里没装烟筒，仅有的一个做饭用的小煤球炉还是一副奄奄一息的样子。人在屋里不敢脱衣服，还冻得哆哆嗦嗦。
白杨一脸惊诧和同情地问：“这样冷，你们怎么能住？”杨沫说：“每天上午10来点钟生火做饭，到下午吃完晚饭灭火，烧了七八个钟头，屋里挺暖和的。晚上进了被窝，有厚被子，再怎么冷也不怕。”白杨还发现饭柜里除了一点咸菜外，什么吃的也没有。又问：“你吃些什么菜呢？”杨沫说：“每天有肉有菜。”白杨说：“大姐，你别开玩笑了。”杨沫说：“每天买一毛钱的猪肉，再加上半棵白菜，这不是有肉有菜了吗？”
杨沫的生活如此清贫，着实令白杨大吃了一惊。好在她随后知道姐姐的精神生活还是很丰富充实的，这才稍稍放下些心来。张中行一肚子学问，精通古书，他隔三差五地给杨沫写诗词，让杨沫感受到了一种高雅的情趣，这样多少弥补了房子寒冷和吃不上肉的缺憾。譬如，有这么一首张中行写给杨沫的诗：“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闺阁，杨花飘荡落南家。含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臆。秋去春还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窝里。”含蓄地抒发了他对杨沫的一片痴情。在这段时间内，这种爱让童年不幸的杨沫感到了莫大的满足与愉快。
杨沫与张中行日复一日过着琐碎平淡的北京小市民的普通生活。直到1933年的除夕夜，她的人生忽然间有了一个大的转折。
1933年春节前夕，张中行一人回到香河与父母团圆去了，留下杨沫一人在京。除夕这天，白杨邀请杨沫去她那儿欢聚。杨沫来到白杨在宣武门的住处后，见到了一批进步青年，如后来的新四军文艺干部许晴，《解放军文艺》总编辑、老共产党员宋之的，云南省文联主席、党组*陆万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主任、老党员邸力等等。正是这次偶然的见面，改变了杨沫的一生。这些人大都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之一苞莉苞剧社的成员。他们聚在一起，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畅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等等，而不是谈论什么吃喝玩乐、男欢女爱、穿着打扮、文物古籍和赚钱发财之类。
他们在一宿的玩乐与闲聊中，有说有笑，手舞足蹈，喜怒哀乐尽情表现，充满着青春的朝气。杨沫置身其中，大受感染，耳目一新。她觉得他们与张中行完全不同，自己与他们更能谈得来。闲谈中，有人给杨沫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还给杨沫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与这些进步青年一接触，杨沫就被他们迷住了。他们个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她迎面吹来。
而回到家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自己的家是那么阴暗冰冷。张中行整天埋头钻研于线装书堆中，两耳不闻天下事。“九·一八”事变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国家危亡在即，但是，张中行却无动于衷，依然仅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漠不关心，称得上一个十足的书虫。杨沫就有所不同了，她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十月革命和共产主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也正是她找不到工作、穷苦寂寞和渴望革命的现状，使她极其容易地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更何况，在那些新朋友的介绍下，她还陆续阅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接受了新思想、新朋友熏陶的杨沫感觉与张中行的差异越来越大。他是个学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重研究轻实践，重东方轻西方。他崇拜胡适，喜欢研究具体的问题，而不喜欢谈主义。杨沫接触了马列主义新学说后，觉得很时新和现代，特别好奇和神往。而张中行却看不惯，认为是西方来的，背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他对国民党不满，但对共产党也敬而远之，总是醉心于中国古文古籍的研究，反对杨沫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他只想杨沫本分老实地做一个纯粹的贤妻良母。他虽也是个青年，却少激情，安于现状，循规蹈矩，一门心思读书与过小日子。然而，杨沫却是那种不甘平庸、渴望动荡、渴望干出一番事业的女性。她有激情，爱幻想，看了革命的书就想参加革命，正如童年看了武侠小说就想当侠客一样。
斗转星移。杨沫在与张中行平淡无奇的生活中，随着整天围着锅台转、为柴米油盐琐事的费心操劳，情绪烦躁起来，两人的摩擦有增无减，不断吵架。这正像后来她在一份材料中所说：“张中行在我和他一起生活的5年（1932-—1936）中，并没有参加国民党或从事什么政治活动。当时，他是个不问政治，一心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1933年后，我思想开始倾向革命。因为我们思想有了分歧，我们不断吵架，1936年终于和他脱离了关系。”
1933年到1936年，渴望革命的杨沫一直希望能找到共产党。但那时共产党还是秘密组织，即使真的共产党员也不公开承认。有时候，杨沫也想与张中行谈论国家大事，可是话不投机。张中行几次提醒她说：“少看赤色书刊，太危险。不要跟共产党掺和，当心坐牢。”然而，杨沫继续我行我素，只是不再与他谈政治，自己去找什么朋友，也不敢告诉他，两人的感情裂痕越来越大。张中行尽管对杨沫有些不满，但还是深爱着她的。一次，杨沫到滦平县办事，因吉鸿昌将军在长城一带抗日，交通阻断，一时间回不到北平。张中行急坏了，寝食难安，形瘦容悴，还写出一篇情深义重的散文，登在报上，寄托自己的思念。杨沫返回后，很受感劫。
但是，杨沫仍然为自己的处境很苦闷，为此曾经向白杨坦陈心迹。白杨劝她与张中行坚决分手算了，她说：“这老夫子有什么可爱的？何况他家中还有老婆。”杨沫内心很矛盾，因为张中行在她陷入绝境时帮助了她。白杨劝说：“他成天钻在古书里，整个一个书虫，还带着礼帽，穿着长袍，一副老学究的样子，要是我的话早与他分手了。”白杨的话在杨沫的心里慢慢激起了共鸣。
1936年春，当张中行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时，他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许多。可是，杨沫仍然不愿靠张中行养活，想出去工作。经过努力，张中行作出让步，杨沫再次来到香河县立小学教书。在这里，她遇见了男教员（共产党员）马建民，寻党心切的她与他交往逐渐多了起来。
这一切引起了张一真（张中行的哥哥，时任香河县教育局长）的怀疑，便写信向张中行告了密。不久，张中行突然从天津来到香河，坚决要求杨沫辞职跟他一起回天津去。张中行的说法是，他收到在香河小学任教的一位朋友的信，说杨沫与马建民来往过于亲密，如若还想保全家庭，最好把杨沫接回天津。张中行听从了这位朋友的话，先是写信，后又是亲赴香河劝说。杨沫觉得好不容易有个工作，还未干上两个月就回去，决意不从。但张中行苦口婆心地劝说，说他挣的钱足够两个人花，何必非要辛苦工作而两地分居？在张中行兄弟二人的压力下，杨沫只得随张中行回到了天津。杨沫回去后仍然暗暗与马建民通信联络着。
张中行发现后勃然大怒，平时文质彬彬的他一脚踢翻了火炉上的蒸锅，弄得满屋子蒸气弥漫。杨沫一气之下，立即向同学借了几块钱，返回北平哥哥家。谁知没过几天，张中行又追到北京，哀求杨沫跟他回家，杨沫心一软，又随他返回了天津。此时，杨沫虽然怀上了张中行的第二个孩子，但她越来越无法忍受这种学究妻子和围着锅台转的生活。终于，1936年6月的一天，她偷跑回北京，并给张中行写信要求断绝关系。不久，杨沫就与马建民结了婚，并于11月，生下了她与张中行的孩子，是个女儿。杨沫与马建民将她抚养长大。
建国后，张中行与杨沫见过面，与杨沫相比，他的境遇差了很多。他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的一般职员，一个月仅拿几十元的工资；杨沫算是老干部，要比他多两三倍。幸好他在政治上还可称得上是平安无事的，这样默默无闻地生活到了1958年。
杨沫在《青春之歌》中以张中行为原型创作的余永泽，随着各种形式的文艺载体的传播，家喻户晓。张中行的日子开始不好过了，人们对他冷眼相看，认为他就是《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自私、落后、庸俗。无形中，张中行被杨沫的《青春之歌》搞得灰头土脸，在单位里抬不起头来。
其实，真实的他要比书中的余永泽好得多。他有着中国文人的正直，从不干告密、打小报告之类的事，也从不乱揭发别人，踩着别人往上爬。尽管杨沫在书中塑造的以他为原型的余永泽虚构了一些他所没有的毛病，丑化了他，让他背上了落后分子的帽子，但他对杨沫的评价却始终是肯定的、正面的，从无半句怨言。甚至别人在一旁都看不下去了，好心劝说他写写文章，给自己辩解一下。张中行反而说，人家写的是小说，又不是历史回忆录，何必当真呢？就是把余永泽的名字改成张中行，那也是小说，我也不会出面解释。
张中行尽管学识渊博，业务能力强，然而，由于社会大气候（特别是政治因素，学术政策、体制和机制使然）及自身曲高和寡等种种原因，却长期不受重用。运动一来，他率先受审查。“文化大革命”中他曾经被发配到安徽凤阳劳动改造。期间，遭到三次批斗。一次是因挑水把水桶掉到井里，没有捞上来，说他破坏“抓革命，促生产”；另一次是因为晚上看彗星，被认为是想变天；还有一次是因书写唐诗宋词，而不钻研红宝书。之后他又被遣返回原籍，一贫如洗，饱尝了世间炎凉。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张行仍旧毫无名气，未能受到公正的待遇。
但是，张中行却始终没有指责过杨沫一句，每每对人提起杨沫时，他总是说：“那时候，杨沫比我进步，比我革命。”晚年，张中行曾经私下向某编辑表示：“余永泽把我的缺点扩大了，我虽然不接近共产党，但我对国民党也不满，也批评，也不参加它的什么活动。所以解放后，在镇反、肃反中我并没有被抓起来，否则，我可能就挨整得很惨了。”
杨沫与卢嘉川的原型路扬
路扬，1917年生，原名路天庚，河北省临城县石城村人。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投笔从戎，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历任冀西先遣支队第二团政治处主任，冀西先遣支队政治科科长，冀中十分区第二十七团总支*，十分区政治部教育科科长、宣传科科长，《前线报社》社长等职。参加过河北安次县调和头战斗、十分区神堂战斗、辛戊战斗和百团大战。
当杨沫还未认识马建民时，就曾与路扬相识，并有过一段比较亲密的友谊。但是，后来不知什么缘故，他们分手了。几年后，在炮火连天的抗日根据地，两人重逢时，杨沫已经嫁给了马建民，而路扬仍旧孑然一身。杨沫对路扬有些愧疚，路扬也很痛苦。以后两人有机会碰巧又工作在了一起，随即发展了一段感情，但最后又因为路扬离队治病产生了误会……
大约在1941年左右，冀中十分区根据地沦为敌占区，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自然陷入了非常艰难困苦的境地。但即使这样，英勇不屈的共产党干部战士依然想方设法团结和发动广大群众顽强抗日。在这种极其艰苦的生活和残酷斗争的双重摧残下，杨沫病倒了。
杨沫只好随卫生部来到铁路西的后方医院治病。经过一段时间的疗养，病情稍微有所好转，杨沫便急着想回到自己的岗位上，与同志们并肩战斗在一起。然而由于敌人戒备森严，多层封锁，她显然已经回不去了，只得来到十分区政治部宣传科路扬的手下，当起一名小报编辑。
当时，杨沫病得不轻，患了疟疾，总打摆子。每天或隔一天身上就一阵阵的先冷后热，难受得她总要缩在老乡的炕上低声*。工作部门发给同志们的晚饭一般是一个玉米饼子。同志们给她送来饭时，她没有胃口吃，就拿饼子换房东大娘的小米粥喝。谁知换了几次之后，被有的同志发现并反映到领导干部那里，说她娇气，不珍惜宝贵的粮食。在那样一个革命至上的年月，一个衰弱的病人用玉米饼跟老乡换碗小米稀饭喝，竟然也会招来某些非议。杨沫得知后，心里十分难过，可又不便说什么。
路扬知道这件事后，悄悄来安慰杨沫，表示了难得的春风送暖般的同志关怀。他向杨沫解释说：“由于敌人的‘三光政策’，边区生活很苦，粮食十分紧张，大家都吃不饱。一个饼子对常常挨饿的男同志是什么分量，你一个女同志可能想像不出，所以同志们对你的不满是很自然的……”
路扬恳切理解而入情入理的一席话，说得杨沫心悦诚服。自此，杨沫对路扬有了好感，觉得这位比自己还小3岁的顶头上司真能干，说起话干起事还挺一套一套的。那时，出于革命工作的需要，也由于斗争环境的艰险困难，杨沫与丈夫马建民各自专注于党的工作，几乎一直是两地分居，感情上不免出现了问题。杨沫觉得丈夫待自己不像刚开始时那么好了，加之两人性格等方面越来越多的不合和极少沟通，多日不见面，见了也不冷不热的。而在一起工作的路扬虽然比她小，却很有修养，性格温和细致，对杨沫较为体贴入微。
当然，这段含有某些爱情成分的友情，中间也曾经出现过一些曲折与误解，让杨沫痛心过，也让路扬怀恋并痛苦过。
路扬曾经送给杨沫一本《鲁迅选集》。在那样一个极其动荡不安、危机四伏的战争年代，她一直将这本书视为珍贵之物带在身边。即便是1943年春天左右，在爬封锁沟、涉大清河的时候，杨沫宁肯舍掉其他物件，也要带着这本书。从1943年到1945年整整两年，一直带着它东奔西跑。1945年春天，遭遇敌人铁壁合围的紧急时刻，杨沫把它收藏在新城县东照村一位姓杨的村长家中。可惜由于村子发大水，这本书就再也没能找到了。
1942年春，杨沫听说路扬私自脱离部队，到敌占区去了。从这天起，杨沫一想起这个朋友，就感到惭愧，不愿意再回想，并驱逐了过去对他的好感。
后来，经过整风运动的洗礼，杨沫对此事做了公开的检查，彻底消灭了对他的那种感情。
1949年2月，杨沫在石家庄一家医院看病时，无意中巧遇6年不见的路扬。当晚，路扬就急切地找到杨沫，解释了他们之间过去的误会。原来事情的真相竟然是这样的——他说他并不是私自去敌占区，而是因为患病，刘秉彦司令员批准他去治病的。病好些后，组织上就让他和刘民英一起在保定地区工作了。
原本经过整风运动后，杨沫已经消除了对路扬的感情。而始料不及的是，二人这次意外的重逢不可避免地再次提及这个事情。他还情绪激动地说，为了心中已有的杨沫，1942年他拒绝了别人对他表白的爱意。前两年，因为婚姻问题的刺激，他随便找了一个老婆，没当回事，结果在党校整风时，别人批评他对婚姻问题不严肃。
接下来，路扬告诉杨沫说，他目前一个人在石家庄看病，遇见了她非常高兴，并表示想和她重修旧好。
杨沫内心矛盾极了。她虽然被路扬这么多年来一直怀恋她的感情所感动，也为现任丈夫马建民对她冷漠、夫妻感情淡化所不满，但是，考虑到眼下自己已经是一位有4个孩子的母亲了，已经有过与张中行合合离离的痛苦经历，思来想去，理智还是战胜了感情冲动，她坚决地拒绝了路扬的要求，害怕自己重蹈过去痛苦之覆辙。
路扬最后失望地走了。
后来杨沫才知道，解放战争时期，路扬历任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晋察冀军区三纵队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十九兵团六十三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在清风店和石家庄两大战役中，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政治工作的才能，对保障战役的胜利，起了很好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路扬先后任十九兵团兼陕西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十九兵团六十三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1952年因成绩突出，荣获志愿军总部的嘉奖。
1951年9月，在杨沫开始构思、动笔写作《青春之歌》的日子里，意外地收到了久已中断了联系的抗日战友路扬的信。这封信来得真是时候，像雪中送炭，唤起了她心中这段美好经历的回忆。这为她构思与写作眼下的小说大大助了一臂之力。她的思维更加活跃起来，人物刻画找到了更好的影子。因为，用杨沫的话来说，当时27岁的杨沫与24岁的路扬之间有过一段罗曼蒂克的美好友情。
这封突然而至的路扬写于7月份的信，使杨沫惊喜不已。路扬在信中说，他现在随十九兵团到了朝鲜战场，利用战余时间写信，对祖国人民很是怀念。杨沫慎重考虑了一番是否给他回信，后来觉得他是多年的老战友，又远在朝鲜战场，随时有可能牺牲，就回了一封信。10月，当她开始正式写作《烧不尽的野火》（即《青春之歌》）时，收到了路扬的回信。这才知道他在十九兵团任宣传部部长，之前曾在六十三军当了几个月的政治部主任。这封信，又引起了杨沫深深的思索。路扬对她的感情让她惴惴不安，自己已经有丈夫和孩子了，虽然夫妻感情不是很融洽，但路扬的这种感情没有多少希望，只会让自己陷入无穷的痛苦之中。阴差阳错，他们不可能在一起了。
然而，她忽然掠过一个念头，虽然和他的关系不能“死灰复燃”，但可以把他写进自己的书中，让他永远活着。她激动地对自己说：对，在小说中写出这个人物，把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出生入死的感人事迹表现出来。顺便也写出他对自己经受了长期考验的感情。爱幻想的杨沫认为，在朝鲜前线的路扬这么惦念她，与丈夫马建民对她漠不关心的态度恰巧成了鲜明的对比。而且，眼下可以借助这部小说，将她与路扬以往曲折所积蓄的感情风暴渲泄于其中，这多少给了她一些欣慰与满足。
杨沫与路扬的情谊，中间疏远了很多年，当时又似乎在她心中的某个角落里恢复起来。杨沫的思绪时不时会飘到遥远的异域战场，设身处地想像着路扬的艰险遭遇：他正在朝鲜和美帝国主义打仗，他会牺牲吗？他现在正干什么呢？他的个人问题怎么解决？……
鉴于现实生活中绝对感情上的不可能性，也为了免除双方不必要的感情纠缠及造成不良影响，杨沫本想与路扬一刀两断，不再联系。可是，又考虑到他在前线出生入死，很希望能看到自己的信，为此，出于对前线志愿军的关心和支持，杨沫与路扬继续通信并给予他朋友的关怀与鼓励。
于是，在小说中，怀着对一个前线战友的深情，对一个永远不能在一起的人的爱，杨沫用最真挚的感情虚构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卢嘉川。这个人物后来读者普遍反映写得不错，塑造得很成功。其实，这正是杨沫与路扬的这段友谊兼恋情故事的美化与完善，因真情实感隐于其中，所以才会那么打动人心。
1953年10月至1961年2月，路扬任中央军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协助肖向荣主任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和军委领导交付的各项任务，得到了*、彭德怀、黄克诚和粟裕等领导同志的称赞，之后调国防科委任副主任兼秘书长。1955年，路扬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
1964年8月，奉中央军委的命令，路扬又调回军委办公厅任副主任、主任。在“文化大革命”中，尽管他的处境极其困难，但是仍然冒着巨大风险，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出色地完成了许多特殊的任务。
1967年的时候，路扬处境还算不错。自从原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打倒之后，路扬由第一副主任升任主任。他的大名在报纸上频频出现。他利用掌管京西宾馆和总参五所的权力，把这两个地方变成了掩护老干部的坚强据点。当他获知《敌后武工队》的作者冯志在河北被打成反党分子的消息后，冒着危险坚持让冯志夫妇躲藏在自己家里。随着造反派通缉冯志规模的升级，冯志担心连累战友，执意要回去。路扬竭力挽留，冯志不听，结果回保定不久后就被整死了。
然而，好景不长。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发生后，路扬受到牵连，遭到林彪一伙的打击迫害。他军委办公厅主任一职随即被撤，降职到河南省军区任政委，控制使用。1972年又被江青诬陷入狱。原来，这年2月，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江青突然对纪登奎说：“路扬去哪儿了？这是个坏人。”于是，路扬立即被抓，秘密关押在北京，关押了近7年之久。期间，有一次，路扬被审了几天几夜，面对连轴转的审问，他半醒半昏、神智恍惚，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即使这样不堪忍受，但为了避免泄露机密，影响首长们与同志们的安危，他果断地咬破了自己的舌头，满嘴直流鲜血。从而严守了党和国家的机密，表现了宁死不屈的精神。当时，正大张旗鼓地清查林彪死党，显然是把路扬当成了林彪线上的人，谁也不知道他的下落，其实，他成了中央专案组的审查对象。到了1974年7月，※※※主席亲自批准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平反，而路扬却依旧被关押着。粉碎“四人帮”后也未能放出来，一直拖到1978年10月，在老首长杨得志和叶剑英的干预之下，路扬才获得了自由。整整被关了6年8个月。
路扬，这位冀中军区远近闻名的“才子”，在当时极端困难和复杂的境地中，不惜个人蒙冤多年，不惜咬烂自己的舌头，以命抗争，死死保护了大量机密。真不愧是《青春之歌》中卢嘉川的原型。
“文化大革命”中，杨沫也因《青春之歌》遭到批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她与路扬完全断绝了来往，直到1978年才恢复联系。这时候，她才知道了路扬在“文革”中的遭遇，但仍极少再与他联络。
1983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为路扬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大军区副职待遇，离职休养。
1990午夏天，杨沫再次巧遇了路扬。那是杨沫去参加一次会议时在人民大会堂西门内看见他的。至此，他们已经有十余年未曾来往。这次相会使杨沫万分感慨。她发现路扬比较精神，也不怎么显老，而且，路扬依然大度热诚，对她嘘寒问暖的，并未因她曾经责备过他而计较什么。路扬还热情地为她介绍了当年晋察冀的老领导杨成武。这次的相逢，给杨沫更深的感触，她想：人总是有感情的，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了一条缝，以往融洽相处的许多美好回忆就涌上了心头，而客观原因多于主观原因造成的那些不愉快成分便抹掉了不少。
2001年6月6日，路扬因病逝世，享年84岁。
三，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 创作的前前后后
作为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正面描写知识分子斗争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以“九一八”事变到 “一二·九”运动时期的爱国学生运动为背景，通过青年学生林道静“从一个个人主义的知识分子变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艰难历程，塑造了青年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表现了一代青年在党的领导下的迅速成熟。作家杨沫曾坦言：“林道静革命前的生活经历基本上是我的经历，她革命后的经历，是概括了许多革命者的共同经历。”因而，作品具有一定的“自叙传”色彩，是作家关于红色青春的深刻记忆。
那么，这部伴随新中国几代人成长的红色文学经典，究竟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其前后情形又怎样呢?
叛逆走上革命路
杨沫于1914年8月25日出生在北京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但她幼年时却得不到家庭温暖，这反倒使她有了接触下层人民的机会。她同佣人睡一盘炕，放学后，和拾煤渣的穷孩子一起玩。她还常被母亲带到滦平乡下去收租。她在《我的生平》一文中回忆说：“在这里，我看到世界上最悲惨的事——看到了地主是怎样残酷地压榨农民，怎样吸干了农民最后一滴血汗的真实景象。”这种贫与富的鲜明对照，使杨沫对黑暗的封建社会愤慨不满，从此在心中埋下了叛逆的种子。
1931年春，当时正在西山温泉女子中学读书的杨沫因反抗母亲包办婚姻，被家里断绝了一切供给。她靠着几个同学的接济，勉强维持到暑假。9月，经同学介绍，托北京大学学生张中行帮忙，杨沫终于在河北省香河县立小学谋到一份教职。但不久，她便辞职回家照顾病危的母亲。母亲病故后，杨沫与张中行相爱并同居。尽管生活贫困，她仍坚持到北京大学旁听、学习。
1933年1月25日大年除夕，杨沫应邀来到妹妹杨成芳(著名演员白杨)的住所——宣武门头发胡同的通顺公寓。其时，作为联华电影公司演员的杨成芳，正在北平(今北京)演话剧。她家聚集着一群革命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多是外地人，又都是左联领导的共产党外围组织“苞莉苞”(即俄文“斗争”之意)剧社成员，其当时的负责人是地下党员于伶和宋之的。他们在通宵达旦的聚会中，抨击时弊，激情洋溢。其中有人还向杨沫推荐了《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等进步书籍。杨沫在《青春是美好的》一文中回忆说：“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正是这个除夕之夜，彻底改变了杨沫的人生，为她指明了新的生活道路。
从此，深受影响的杨沫冒险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革命同志，为他们做事，同时还拿起笔来进行斗争。继处女作散文《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之后，她相继创作发表了控诉日本侵略者和反动势力摧残劳苦大众罪行的《某家庭》《死与逃》等4个短篇小说。其中《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为人民大众的幸福而牺牲个人感情，投身于火热革命斗争的故事。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身遭际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无疑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四，《青春之歌》的艺术成就与特色
(一)成功塑造了一批典型人物形象
《青春之歌》是杨沫以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的半自传体小说，情节生动，人物形象鲜明，成功塑造了林道静、卢嘉川、江华、林红、余永泽、王晓燕、白莉萍等一批鲜活、生动、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形象。
林道静——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青年知识分子典型形象
林道静所走的道路，是从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追求个性解放，到参加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在斗争中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道路。
地主阶级家庭的出身和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教育，生母的悲惨身世和异母的非人虐待，使她成长为革命者，但历程又非常艰难。作品从生活的实际出发，描写了她向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攀登过程中的三个阶段：一是苦闷彷徨阶段（出走）。她为抗婚离家出走，幻想到社会上寻找个人出路，然而，“水远山长处处同”，残酷的现实使她的希望破灭，最后只能以死抗争。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走投无路的真实写照。二是追求探索阶段（觉醒）。在共产党员卢嘉川的启发教育下，通过对马列主义的学习和实际斗争的锻炼，她克服了软弱思想，和余永泽彻底决裂，走上了革命的人生里程。三是锻炼成长阶段（成长）。在近乎严酷的革命暴风雨中，她经历了生与死的严峻考验，克服了小资产阶级思想，铸造了崭新的灵魂，成为一名自觉的无产阶级战士。
在这三个阶段中，林道静实现了三次决裂。第一次是为求得个人解放，与封建家庭决裂；第二次是为争取民族解放，与小家庭决裂；第三次是为整个无产阶级的解放，与旧我决裂。
林道静，她追求自由，不甘屈服；更追求进步，投身革命，富有斗争精神，自觉在平凡而艰苦的工作中锻炼自己。她热爱读书学习，积极思考，善于反思，可塑性强，不断成长、进步；她多愁善感，又正直勇敢。柔弱文静的外表下有一颗倔强、坚强的心。她同情劳动人民，爱国爱民，富有责任心等。当然，在前期，她的身上、思想深处也存在着多愁善感、温情狂热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还有轻信他人等缺点。后期亦存在斗争经验不丰富、工作水平不强的不足。
余永泽：一个“不革命”的追求“小我”的世俗人物、落后知识分子形象
一部《青春之歌》让我们看到了一批坚强不屈的革命斗士。一个余永泽却让我们看到了人性和社会的复杂。余永泽这人物形象塑造得相当成功，令人印象深刻。对于余永泽，在教科书里，我们可以将他作为一个反面人物，加以证明革命的时代不应该沉默，而要去面对不公平的世界，去推翻它。但我们也不能将其过度“标签化”，而应从人性角度、实事求是地分析认识这个人物形象。
余永泽出身于一个地主家庭，家里生活比较富足，从小没有受到生计上的威胁，这使他根本没有想过要反抗、推翻什么，因为他觉得根本就没必要。他受封建思想影响极深，封建宗法观念根深蒂固，如他听从父母之命娶一个自己都不认识的女人，他对待佃户冷酷、毫无情面，他不允许林道静外出工作等。他的信念就是念好书、做好学问、考虑自己将来的工作、出路、有一个幸福的爱人与家庭等。他为了实现这一目的，热衷于投靠、结识名人，为以后铺路。他活在自己狭小的思想信念里，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一心只读圣贤书”，为自己而活。对这种狭隘性，我们既要严肃批评，也要表示一定的理解。
余永泽也有他的可取之处或优点。他是北大中文系高材生，很有才华；他也曾是热血青年；他有自己的处世原则，如他虽然嫉妒卢嘉川，但他不会去告密，出卖他。他只是冷眼旁观一切，也不倒向反动派。他的错误在在于他没有看到对付黑暗的统治只能用革命的手段，想苟活于世，只能庸俗卑琐。其实在那个时代，像他这样的人有一大批，他们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类人。人各有志。我们要着力批评的是那些背叛革命的人，出卖组织的人，他们阻碍社会的变革，残害同胞手足，才是真正的为世人所不齿之流。如小说中的党内叛徒戴愉。
卢嘉川——中国革命者、优秀共产党员、共产主义战士形象
这位小学教员的儿子，从小受李大钊同志的影响，思想十分活跃。早在中学时代，卢嘉川就参加革命活动，考入北大后，很快成为一位党组织负责人。卢嘉川没有固定的住所，到处漂泊，在国民党军警的严密搜捕下，他凭着自己的勇敢、机智、沉着一次次摆脱了敌人的盯梢。由于叛徒戴愉的出卖，不幸被捕。在狱中，卢嘉川受尽折磨，他始终坚贞不屈，战斗到底。他用残废的身躯，垂危的生命在狱中建立“狱中支部”，组织领导了绝食等斗争，最后壮烈殉道牺牲。
江华——优秀的中国革命者、革命*的形象
一位经常失业的印刷工人的儿子。生活贫困，十二三岁时过着流浪的生活。后来，跟随父亲当了印刷厂的学徒工，在党组织的关怀下，进入党办中学读书，接学了革命教育。在北大学习期间，他策划组织了唐山五矿工人大罢工。察北抗日同盟军刚成立，他又被党派到那里当军事指挥员。同盟军遭失败后，江华转到农村从事农民运动，担任以河北定县为中心的周围几个县的县委*。与林道静认识后，两个人在共同的战斗中增进了友谊，产生了爱情，结成了伴侣。江华身材高大，阅历丰富，举止敦厚，言谈质朴，待友细心关怀，工作严肃认真，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林红（郑瑾）——优秀的中国革命者、女共产党人形象
早年，林红就被作为政治犯而在苏州国民党监狱里呆过三年。出狱后从上海调到北平工作，不幸叛徒告密，刚工作不久又被捕入狱。在狱中，林红对因受重刑而生病的林道静关怀备至，又如亲姐姐一般鼓励被无辜抓进监狱的十五六岁的小姑娘俞淑秀。共同的理想、事业、遭遇使她们很快成为亲姐妹似的朋友。她教育林道静，被捕不是生命的终点，真正的革命者要有长久斗争的意志，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同时希望林道静将斗争进行到底，做一名坚强的共产党员。她最后英勇就义。
王晓燕、许宁——有苦闷彷徨而又执著追求最后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的知识青年形象
王晓燕出身于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大学教授，成长环境比较优裕、单纯。许宁则出身平民，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想一腔热血投入革命，但因为母亲成天担惊受怕而念叨恳求他不要走，他顾念母亲而一度无法行动，无法贯彻始终。他内心长期在革命和孝顺间挣扎。
王晓燕是一个从不问政治，埋头读书，到追求革命、走过弯路的转变者的形象。生于乱世之中的许多青年因为涉世未深，对很多人和事往往看不清楚。王晓燕便是这样的人。她有一颗向往光明的心，她积极帮助林道静，也与她积极谈论革命问题，甚至反对父母“不找路，只求自保的想法”。但是她对林道静的革命思想与行动并不积极。当戴愉以花言巧语取得她的信任后，她便想当然的、炽热地爱上了她，并与林道静相背离了。当然后来，当她得知真相后，她又积极去找林道静澄清，积极接受她的引导，走上了革命与光明的道路，实现了蜕变。
许宁在被捕后，在林道静的几次探视中，开始产生变化，他心中的不坚定，在那些没有笔墨书写的经历中被抹去了。他依旧聪敏，但却变得更坚强更有担当，也变得更明白自己的道路。在小说中，对许宁的笔墨终结于又一次被捕。
白莉萍——一个贪图物质享受而堕落自灭的典型人物形象
她思想空虚，贪图享乐，最后沦为人家的玩物。
作者善于将人物放在尖锐激烈的斗争旋涡中加以刻画，善于通过不同人物对同一事物的不同反映来展示各自的性格特征，善于将人物的外貌描写和心理刻画巧妙地结合起来，善于通过富有性格特色的细节来描写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善于将人物性格的变化与人物命运遭遇的变化结合起来描写。虽然这些形象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类型化的痕迹，但仍能显示出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深厚艺术功力。形形色色人物的精神面貌得到了展示，这又使得小说包含了广阔、丰富的时代内涵。
(二)小说结构清晰、完整而严谨
小说虽人物、场景较多，但始终以林道静的成长和行踪为主线，设计任务，安排情节，因而所涉及的内容虽广泛，却线索明晰、结构单纯，层次清楚，完整而严谨。
同时，杨沫在小说中从始至终使用了两套叙事系统，即革命叙事与爱情叙事。在外显的宏大革命叙事的掩护下，隐藏的爱情叙事得以合法生存。因此，《青春之歌》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荫庇下开辟了一块个人化爱情叙事的自留地，使作品增添了一些个人化、生活化趣味，吸引了更多读者。
(三)语言的浓郁抒情色彩与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
在语言风格上，作者以流畅、简练的叙述和热情的笔调行文，尤其是浓烈的抒情色彩。很多篇章、段落都写的情真意切、感人肺腑。既真挚委婉、诗情洋溢，又曲折入微、纤毫毕见。同时，又时常在抒情中穿插一些哲理性的话语。而且对各类人物的内心世界揭示得细腻真切、楚楚动人，可见作者驾驭语言的深厚功力。
如第一部第六章。道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一封封读起那些热烈的、缠绵的信，渐渐脸上有了笑容。她被信中洋溢着的温柔情意和热烈而又含蓄的告白深深感动了，年轻的心沉浸在爱情的喜悦中，忘掉了一天的疲劳。看完信，她立刻提笔给余永泽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信中说到的一段话可以看出她不像一个天真的少女的、而仿佛是一个饱经忧患的老人的心情：
……永泽，我憎恶这个万恶的社会，我要撕碎它！可是我像蜘蛛网上的小虫，却怎么也摆脱不了这灰色可怕的包围。……家庭压迫我，我逃到社会；可是社会和家庭一样，依然到处发着腐朽霉烂的臭味，黑漆一团。这里，你的堂兄和我父亲是一样的货色——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我真像一只孤独的骆驼，背着沉重的负担，跋涉在无穷尽的苦难的沙漠中。……永泽呀，何时才能看见绿洲？何时又才能看见那渴望的甘泉呢？……
告诉你，你不是总嫌我对你不热烈甚至冷酷吗？不，从今天起，我爱你了。而且十分的……你知道今天我心里是多么难过，我受不了这些污辱，我又想逃——可是我逃到哪里去呀？……所以我非常非常地爱你了。……
第一部第十二章开头。黎明前，道静回到自己冷清的小屋里。疲倦、想睡，但是倒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除夕的鞭炮搅扰着她，这一夜的生活，像突然的暴风雨袭击着她。她一个个想着这些又生疏又亲切的面影，卢嘉川、罗大方、许宁、崔秀玉、白莉苹……都是多么可爱的人呵，他们都有一颗热烈的心，这心是在寻找祖国的出路，是在引人去过真正的生活。……想着这一夜的情景，想着和卢嘉川的许多谈话，她紧抱双臂，望着发白的窗纸忍不住独自微笑了。
《青春之歌》存在的争议或不足
在风光无限的背后，《青春之歌》这部“十七年文学”中“红色经典”系列中唯一的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小说，可谓是命运多舛，不仅面世前饱受“难产”之苦(“六七次重写、修改”)，而且在诞生后不久就受到质疑。1959年初的大论争聚焦于林道静的小资产阶级情调和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尽管讨论的结果是肯定意见占上风，但作者却相当谨慎地根据批评意见作了修改。在1960年的再版本中大量删减了林道静投身革命实践后流露的小资产阶级感情，并增写了林道静在农村与工农结合的八章和领导“一二·九”运动的三章。“文化大革命”中，该小说被定义为“毒草”，受到批判。虽然“文革”后予以平反，但评论界又有许多争议，有些人认为之前的修改是概念化的。但杨沫先生在1978年出版的重印本(定本)中，依然以修改过的再版本为主要依据。在《重印后记》中，她说：“这本书在这次再版中，除了明显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和某些有损于书中英雄人物的描写作了个别修改外，其他方面改动很小。”1992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杨沫文集》，《青春之歌》(定本)被收入第一卷，自此，其版本变迁终于尘埃落定。
其中一方面的修改，涉及林道静入党后的作用和学生运动两个问题。《再版后记》中说：“修改本里，我力图使入党后的林道静更成熟些，更坚强些，更有作为些。通过她，也把‘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面貌尽可能写得充实些。”然而，“因为生活的限制我自己并没有参加过‘一二九’，所以写来写去，怎么也无法写得更丰满。”笔者阅读时，明显感觉到林道静被党组织派到北大主持工作那些篇幅，读来明显不晓畅、不生动，称得上全书的薄弱之处。
第二方面关于林道静的感情问题。初版本里，林道静与五位男性有感情纠葛。她与余永泽、卢嘉川、江华有相互的恋爱关系，而与赵毓青的关系是赵“向往着”，而她只是“关切着”赵，与许宁的关系是许爱她而她并未爱上许。再版本里首先删除了赵、许对林道静的向往、爱恋关系。这大约由于讨论中有批评者指责林道静个人生活过于随便，杨沫遂采取的应变之策。这一块的修改是成功的。同时，杨沫认为：林道静参加革命以后，再过多地流露出那种小资产阶级追怀往事的柔情，就不可容忍了。于是，她在再版本中删除了部分内容，以一个坚强、乐观、有原则的共产党员形象，置换了初版本中情感丰富、有血有肉的林道静。这一块的修改可谓有得亦有失。
从总体上看，有评论指出：“《青春之歌》第二部不如第一部，入党后的林道静不如入党前的林道静”。这原因是作者已不是把她当成一个普通人来写，已不再把她按照生活、成长规律写，而是过早地把她作为理想化的党员和党的干部来写了。同时，此作品也有对《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明显借鉴与模仿之处等。
1991年，杨沫先生“新版后记”中写道：几十年岁月，人事沧桑，世事更迭，亦喜亦忧，良多感叹。只是我对《青春之歌》的看法与情感却从未变更，从未迁移。因为它是我投身革命的印痕，是我生命中最灿烂时刻的闪光。它如果泯灭，便是我理想的泯灭，生命的泯灭。它的命运就是我的命运……我不能忘记前两年有一位大学生给我写信说，他是在原中学校大批焚毁“毒草”书时，冒着危险，偷偷从大火中抢救出了一本《青春之歌》而读到它的；优秀青年张海迪姑娘，当着魏巍同志的面亲口对我说，她也是在“文革”中连夜偷看残本的《青春之歌》的。他们读后都受到鼓舞，都非常爱它。一本书能得到不同年代的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的挚爱，这对于一个作者来说尽够了，尽够了……我推崇现实主义创作法则，我的生活经历，我的信仰决定了我的爱与憎，也决定了我喜欢写什么，不喜欢写什么。这无法更改。我不想媚俗，不想邀某些读者之宠；我只能以一颗忠诚于祖国、人民，热爱共产主义的心来从事我的创作。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有助于广大读者——尤其是青年读者了解旧中国危殆的过去，向往新中国光明的未来。
笔者坚信，《青春之歌》是中国文学的重要收获与中国“革命文化”“红色文化”的宝贵财富，必将永远熠熠闪耀下去。
五，杨沫的《青春之歌》与成长小说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中优秀的成长小说，主要写了从“九·一八事变”到“一二·九运动”间小资产阶级林道静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事迹。这部带有半自传体性质的小说通过描写林道静在革命和爱情中的成长，道出了当时社会背景以及作者杨沫的内心希冀。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的成长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封建地主家庭中逃脱时的苦闷彷徨;在接触共产主义思想后的生命皈依;经历一系列磨难后的重获新生。小说通过对林道静成长经历的描写以及她周边人物的影响成功地塑造了林道静的人物形象，具有一定的启发教育意义。
一)、“成长小说”的由来及背景
“成长小说”这一术语是摩根斯坦分别在1819年题为“论成长小说的本质”的讲座和1820年题为“论成长小说的历史”的讲座中提出的[1]。“成长小说”于20世纪80年代初被引入中国。无论国内还是国外，每个人对于“成長小说”都有独特得见解，但他们的定义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成长主题小说类型，小说主人公得以成长，主要还是精神层面的逐步提升，面对生活的磨练和熏陶，最终成长为较为完美的人格。
二)、青春之歌与杨沫
（一）《青春之歌》创作背景
《青春之歌》是杨沫以“九·一八”至“一二·九”这一期间的历史为背景进行创作的。新中国成立后，各种题材的小说风起云涌，尤其以革命小说最为出众，革命题材受到了热烈的追捧，这些小说盛极一时，影响深远。《青春之歌》代表了众多革命小说，写出了革命时期学生起义的一腔热血，杨沫也代表了众多作家，不顾外界环境的影响，将自己的胸怀与抱负写进了书里。
（二）杨沫创作《青春之歌》的心理分析
小说中无论是细节描写，还是人物描写，都表现出精湛的写作技艺，之所以杨沫将爱情与政治结合的如此契合，这不仅是因为杨沫自身的写作水平高深，更重要的是与其自身的成长经历相关。书中林道静便是现实中的杨沫，林道静少年时也未曾感受过家庭温暖，十几岁时便离家出走，做过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热恋的对象也是一位虽沉迷于古典书籍但也给了林道静温暖的北大学生，所以余永泽便是现实中杨沫的第一任丈夫张中行的原型。卢嘉川给林道静整个生活注入了新鲜血液，使她迅速成长起来，这便是杨沫的第二任丈夫马建民的原型。林道静的第三任爱人江华同杨沫相伴晚年的李蕴昌也有相似之处，同是高材生，且对于林道静也给予了细致的照顾。林道静是杨沫内心的向往，她将对于自己的希冀寄托在了林道静的身上，所以将自己的经历与心之所向归于内心幻想的林道静，历经多年写成了优秀的成长小说《青春之歌》。
三)、《青春之歌》中林道静的成长史
（一）逃离：苦闷绝望中的挣扎
林道静的幼年伴随着孤独和冷落，没有生母的关爱，后母也仅是将她看作换钱的工具。也正是如此冷酷的环境催生了林道静勇敢且独立的性格，对她以后的生活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她极力反抗婚姻包办，索性逃离了从未给过她过多温暖的封建家庭。她结识了第一任恋人余永泽，但思想脱节的两个人最终形同陌路。林道静发现原本境界高深的余永泽变得不求上进，加上自己接触了很多进步思想后，越觉得余永泽的迂腐是自己难以忍受的。爱情和政治融合后，林道静在爱与追求中徘徊，最终选择了向前迈进一步，与保守主义划清界限。这也是林道静在久经徘徊挣扎中走出的第一步。
（二）觉醒：启发教育下的锻造
卢嘉川是林道静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人物，他的出现也是林道静生活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他高深的境界和进步的思想给了林道静很大的启发，也是她踏入新征程的强大动力。在卢嘉川的指引下，林道静从一个具有个人主义的小知识分子变成了一名光荣的革命者，不仅生活轨迹发生了变化，思想境界也得到了提升。
（三）成长：生死考验间的重生
继卢嘉川之后，江华成为林道静生命的导师，给了林道静很多的鼓励与指导，也成为了她精神的支柱。他教会了林道静很多东西，让林道静从对革命的浪漫的幻想中回归到现实，教她变得愈发坚强和勇敢。面对再次被捕入狱，林道静的心境与最初完全不同，没有了以往的孤独与恐惧。1935年被释放的林道静仿佛获得新生一般，以更加炽烈的热情投身于革命。成为党员后的她身受重任，她做起了北大学生的工作，最终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在“一二·九”以及此后的一系列游行示威中，林道静所表现出的沉稳老练是她成长史的见证，面对刀枪剑戟，毫不畏惧。此刻的林道静仿佛一位久经沙场的战士，丝毫不见刚开始的晦涩懵懂。
四)、《青春之歌》的现实意义
《青春之歌》是一部很典型的社会现实主义成长小说，以林道静为主要人物展开叙述，同时给予她帮助，影响她生活的人也有很多，有正面人物的鼓励和支持，也有反面人物的背叛与陷害。其目的都是为了衬托林道静的成长，为她的成长史增色，使其更为丰富。小说中主人公在不断的磨练中获得进步，从而更加成熟，人物色彩也逐渐丰富起来。杨沫历经几年的锤炼，写成了《青春之歌》，一经发表立马掀起了读者的喜爱，翻译成多种版本。可是就是这样带有红色革命色彩的经典在文革时期被打为“毒草”，一度被封。仿佛将落之日般，尽管气息奄奄，总难以抵挡曾有过的光与热，《青春之歌》的光芒也在爱国青年中发散开来，得到平反后，虽失去了往日的炙手可热，却也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人奔涌向前，坎坷前行。
五)、《青春之歌》与“成长小说”的解读
（一）对“政治爱情叙事”的解读
在十七年文学中，女性对于爱情的向往和追求往往掺杂着政治的色彩，个人爱情往往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爱情与革命利益的结合。最初与余永泽坠入爱河的林道静内心怀揣反抗精神，具有“女权”意识，可是余永泽同样具有“男权”思想，他总想着让林道静做一个良家妇女，照顾好小家庭就足够了，这也注定两个人的分开。从政治角度来说，在林道静生命中出现的所有人物都有意义，卢嘉川，江华，林红都对林道静有很大的启发，提升了她的精神境界。而从爱情角度出发，余永泽，卢嘉川，江华都从不同层面促进了林道静个人的成长。余永泽让林道静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卢嘉川则是林道静生命发生重要转折的催化剂，让她循着自己的内心不断向前。而江华则如同父亲般沉稳，完成了林道静的精神“救赎”。
（二）对“女性成长”话题的解读
相信读过《青春之歌》的读者都领悟到其中人物的成长之路，在十七年文学时期，女性成长话题频频出现于各种著作，成为各个作家付诸心血的母题，小说离不开“成长”的话题，而书中具有成长要素的主人公也都以女性居多。在那个时代，女性脱离了封建时期的软弱，被赋予逐渐强大的思想与意志，而女性之所以不再被“弱化”，与革命的因素有着莫大的关系，女性因为革命而逐步成长且愈发强大，而一度被赋予柔弱体质的女子之所以能站起来反抗，除了其内心具不甘屈从的坚贞，还因其生命之中有重要人物的指引，而《青春之歌》是这些话题结合最好的产物，在众多成长革命小说中脱颖而出，成为脍炙人口的读物。
六)、结语
《青春之歌》是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其中渗透着严肃的政治主题，但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小说中处处体现出来的爱情成分。小说通过对林道静冲破封建社会的藩篱的描写无形之中也反映出处于社会底层女性意识的觉醒。林道静从最初逃离封建家族起，女性意识就在她心底生根发芽，而后遇见余永泽，她内心的“女权”意识与余永泽保守的“男权”思想发生碰撞，她选择离开余永泽，也是她捍卫“女权”的体现。在之后遇见的卢嘉川和江华都是她女性意识逐步成长的催化剂，指引着她冲破世俗的藩篱，最终实现女性生命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