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在歌剧《红鹰》中饰林华（中）
1952年在西安与苏联文化 艺术代表团员交流
1984年7月率团参加 美国奥林匹克艺术节
1953年，在歌剧 《小二黑结婚》中饰小芹 “青线线的那个蓝线线，蓝格英英的彩，生下一个兰花花，实实地爱死个人……”
这是我婆婆刘燕平于19岁时唱响的一首民歌。
那是1951年，全国首届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在北京举行。正在青海为修筑青藏公路的筑路部队和民工演出的她，被选定为西北演出团的歌手。在奔赴北京的火车上，她和同行的陈若飞以采风收集的原始资料为基础，编创出这首陕北民歌《兰花花》。
忽然听到《兰花花》的歌声不由得一惊
当时的陇海铁路，从西安到北京需要三昼两夜。
与许多来自民间的小曲一样，这首吟咏兰花花的歌儿在口口相传中不断丰富，光是收集到的词就有近百段，而各段之间却无必然联系，全凭歌者兴之所至，信手拈来，唱的就是个情调，或言消遣。经过他们的选择、归纳、整理，又在旋律变化、表现处理上反复琢磨、一遍遍吟唱，一首有故事、有情节的叙事民歌伴着驰行的列车有了新的生命，新的模样。
到了北京，伴奏还没有着落，我婆婆急中生智，请到了延安鲁艺的老熟人——作曲家刘炽。演出当天，刘炽隐身于侧幕，用一根竹笛，伴完全曲。一曲歌罢，掌声如潮。
下面一段文字，是作家李若冰当时的感受：“记得1951年春天，北京正在举行首次民族民间歌舞大赛。一天，我在广播里忽然听到《兰花花》的歌声，不由得一惊，那陕北特有的悠扬抒情的歌声真动人魂魄！声音鲜亮摄人，字正腔圆，朴实无华，是地地道道来自陕北高原的音调！”
会演完毕，我婆婆即被选拔参加在东柏林举行的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并光荣获奖。之后，作为中国青年艺术团的成员，她又在历时一年的东欧八国巡回演出中，把《兰花花》唱到了奥地利维也纳歌剧院，唱到了在捷克举行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让东欧听众感受到中国民歌的魅力。一个有趣的反馈是：1953年罗马尼亚部队歌舞团访华演出，带来的唯一中国歌曲，就是《兰花花》！
文化交流中，东欧八国的异域风情、歌舞戏剧丰富了她的积累，开阔了她的眼界。她珍藏的老照片，再现了此行的一幕幕难忘场景。
13岁的黄母，17岁的喜儿
我婆婆是在延安成长起来的艺术家。10岁那年，她父亲——八路军总部和120师高级参议、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刘杰三，在延安开参议会期间，就托赶牲灵的脚夫，将她从家乡绥德“捎”到延安，投入革命的怀抱。经过延安自然科学院预科班的学习，三年后，她被调到西北文艺工作团，不仅在上演的剧目中担任角色，而且和团里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行军，参加战地医院的救护与服务。
作家王汶石看了她13岁时在歌剧《白毛女》中扮的那个阴险毒辣、残暴伪善的黄母，大为赏识，赞不绝口。15岁那年，她又成功扮演了剧中善良憨厚的王大婶。到17岁，她开始演喜儿，直至50年代。
一位乐队成员还清楚地记得，一次带乐连排，当剧情进展到杨白劳喝卤水而死，扮演喜儿的她跪腿搓步扑向爹爹，一声凄绝的“爹……”竟使合唱队、乐队成员泪水夺眶而出。
数十年后，我婆婆从北京回到西安探亲访友。当年团里的炊事员见了她第一句话就是：“喜儿回来了！”
她的表演之所以打动人，靠的不仅仅是天赋，更有刻苦、勤奋和对剧中人物投入的真情。
在《白毛女》多次复排期间，为了准确把握喜儿躲进深山的心境、感受，她曾经独自跑到附近的小山坡上揣摩思索。突然间，草丛中蹿出条花蛇，把她惊呆了。她将那瞬间掠过的孤独、恐惧感贮存于心，设计出相应的形体表现。她也曾在排练场、院子里滚爬体验，为了使台上的人物更加生动逼真，裤子磨破了好几条。
周总理鼓励她“要坚持走自己的路”
随着思想、艺术上的成熟，她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她是陕西歌剧团的主演，要出演这个团排演的诸多歌剧中的女一号：《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草原之歌》中的侬错加，《蓝花花》中的小兰，《红鹰》中的林华，《红珊瑚》《神泉支队》《江姐》中的珊妹、队长、江姐……她还是听众喜爱的独唱演员。她登台演唱的歌曲有百余首，其中《歌唱志愿军》《刘志丹》《信天游——横山里下来游击队》《赶牲灵》《跑旱船》《猪娃好》《南来的大雁北去的风》《枣园一盏灯》《周总理视察下乡来》……是她首唱。她还担负着团里的领导工作。
为了不辜负观众、听众的喜爱，她更加刻苦地学习。从书本里学，向中外艺术家学。她读莎士比亚，读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读鲁迅……上世纪50年代末，京剧名家关肃霜到西安演出，她每场都去观摩。侧幕、台口、灯光槽的边上，都是她学艺的好地方，哪怕有几千瓦的灯烤着，她也不顾。还有一年梅兰芳先生在西安登台，而她正卧病在床，她硬是让人搀扶着，去看了那场机会难得的演出。
1956年，国家为经济建设的需要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我婆婆积极响应，希望到专业学府就读深造，系统学习音乐理论、提高声乐技巧。她投考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并获录取。没想到，日理万机的*总理得知，即委托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向我婆婆转达了他的意见：“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各条路上都需要有人扛旗……”
语重心长，关怀深切。
我婆婆首次见到周总理是在1951年。在那次汇报演出中，她唱的就是《兰花花》。1953年，周总理率中央慰问团前往旅顺、大连，我婆婆奉调随团慰问演出，担任独唱、领唱。在那次活动中，周总理称赞我婆婆的《信天游》唱得好，有感情、有生活，还和她聊起苏联人民演员哈侬的艺术风格，鼓励我婆婆：“走自己的路，向人民学习，让人民喜欢。”
此时，周总理再次提出“要坚持走自己的路”，显然是希望她继续扎根于民间沃土，保持生活气息浓郁的歌风。
顿悟后，我婆婆放弃了就学深造的机会，遵从周总理的嘱托，向人民学习，通过采风、观摩，从流传于民间的歌曲、眉户调、碗碗腔、秦腔和各地方剧种吸取营养，求教名师，博采众长，再通过艺术实践，使自己特有的风格焕发出持久的活力。
辛勤的付出，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她的表演艺术，得到观众的喜爱、社会的肯定，曾多次获得西北甲等、一等演员奖，被陕西省授予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先进工作者、三八红旗手、五好干部等誉称。1959年，登上了天安门，参加国庆十周年大典。1960年和1979年，她先后当选为第三届和第四届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代表，并连任第五、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
支撑她活下去的是素不相识的观众悄悄送上的宽慰
我婆婆在舞台上，展现给观众的是闪光的形象、活跃的生命。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她6岁就患上淋巴结核，23岁方见痊愈，又与肺结核搏斗了10个春秋。其间，她谨遵医嘱卧床治疗了3个月。
参加过战地救护、16岁即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时准备为人类最伟大事业牺牲的她，将“轻伤（小病）不下火线”奉为律己信条。身为一名文艺战士，虽然在和平时期，她仍然习惯用战时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在她的心目中，个人的事都是小事，能扛过去的病都是小病。
在她艺术生命最旺盛的那段时间，带病练功排练、带病登台，就是她的常态。下场后的乏力、不断的咯血，她都默默承受，不对任何人提起。她明白自己在台上的作用，不愿因个人身体的原因“扰乱军心”影响大局，更不想让喜爱她的观众失望。
一次排练中，她嗓子发紧，只觉一股腥气直往上撞。她急步跑到院子里，一阵剧烈的咳嗽，大口的鲜血喷涌而出，将地上的积雪染得一片鲜红。而她却没有声张，略定定神就平静地回去排戏。地上的鲜血，被继续飘落的雪花层层覆盖，没有人察觉。直到天晴雪化，人们才发现，她是在拼着命工作。
为了止血，医生为她实施气腹治疗，用3寸长的气针将氧气灌入其腹腔，以托起隔膜，减弱肺部活动。充了气的腹部像怀了孩子，呼吸、弯腰、转身都受到限制。而她，居然能够在这种情况下完成排练，按时登台。也许，正是她所扮演的那些勇敢、坚强、勇于牺牲的女英雄，江姐、刘胡兰、向秀丽的精神给了她鼓舞与激励。她藐视病痛，无论是排练还是演出，只要一进入剧情，她就激情充沛活力四射，很难让人想到，这是一位尚在咯血的病人。
“文化大革命”中，她迎来了比病痛更严酷的考验，被扣上“走资派”“刘少奇文艺路线的黑尖子”“反动军阀的孝子贤孙”这些纯属污蔑的帽子，被隔离揪斗，剥夺了演出的权利。她困惑、迷茫，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更不知道将来又会怎样。支撑她活下去的，是素不相识的观众悄悄送上的宽慰，是单位炊事员冒着风险的照料，是周围的人用眼睛传达的同情……
1973年6月上旬，周总理陪同越南政府访华团到达西安。这时已是“文革”后期，我婆婆刚刚被“三结合”到陕西歌舞团的领导班子“内部控制使用”。给越南客人演出的那天，她见到了周总理，却被“保卫”挡住未能上前问候。当年9月，她来京为团里的演出服装设计定样，意外地接到新华社杜修贤同志的通知：总理要见你。于是，就在首都体育馆，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外事活动间隙，周总理抽空单独接见了她，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噢，总算在这儿见到你了。”
交谈中，总理关心地询问起她的父母、姐姐，问起6月在西安的那场演出后，她为什么没近前来说说话，之后，又谈起了延安，谈起了刘志丹，谈起了《兄妹开荒》《信天游》，谈起了民歌艺术……他嘱咐我婆婆，要把《横山里下来游击队》这首民歌修改保留，作为纪念刘志丹的歌，并进一步提出：“把民间的东西好好加工、提炼，好的保留下来，不好的去掉……要好好搞几首革命民歌出来。”
这是我婆婆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待总理与她握别后缓缓离去，她才如梦方醒，想起刚才，总理和她竟自始至终，一直是站着交谈，而总理当年已是75岁高龄！
操心的领导，慈爱的长者
十年浩劫结束后，我婆婆奉调赴京，担负起中央民族乐团的领导重任，操心忙碌于筹划演出。1979年，她率领的演出队，以中央慰问团的名义到广西自卫反击战前沿鼓舞士气，受到文化部通报表扬。1980年，她带领中央民族乐团来到四川，沿着当年红军长征走过的路线，为在基层贫困地区艰苦环境中工作、奉献的民众演出，受到当地观众最热烈的欢迎，也使乐团的演职员受到了革命传统教育。1984年，她又率中央民族乐团来到洛杉矶，参加奥林匹克艺术节。
一开始，主办方给特邀参加奥林匹克艺术节的中国演出团安排的演出场次不多，票价也定得比较低。结果中央民族乐团的演出一炮打响引发轰动，票价由6美元一下被炒到黑市的40美元，到后来80美元也一票难求。美国人说，中国的艺术真了不起！留学生、华侨流着眼泪表示，你们的演出是我们的骄傲。
在工作中，她是操心的领导，在家里，她是慈爱的长者。她疼爱每一个儿女，关心他们的生活，支持他们的工作。
记得我在担任采编工作时，曾为采访不到有分量的内容而发愁。我婆婆就将她熟悉的人介绍给我，帮我开拓机会。
一次，单位要派我出访，恰逢我丈夫病重。领导让我征求家里的意见。我婆婆告诉我：“咱们有困难，但可以克服。工作要紧。”外出的那些天，我忙得连电话也顾不上打一个，直到回家，我婆婆、丈夫也没有一丝怨言。
我婆婆自幼接受新思想的培育，早就摒弃了“男尊女卑”的陈腐观念。她10岁就开始在革命的大家庭中生活，到了晚年，仍然喜欢全家人聚在一起那样热热闹闹的氛围。为了让她高兴，儿女、孙辈逢周末都是尽可能回到她的身边。
她小小年纪就离开了父母，不再有机会撒娇任性。而当她有了自己的孩子时，又工作繁忙，她也没给他们撒娇的机会。孩子们就这样长大了，以为自己的母亲是一个缺乏温情的人。可当她有了孙辈，她却将无微不至的溺爱给予他们，见面要拥抱，分手要吻别……让子女们好生艳羡。
她还常常念叨起自己当年，光顾着忙工作，对父母的关照不够细致。为了弥补遗憾，逢年过节，她总要在父母的遗像前摆上果品美食，祭奠一番。
2010年秋，我陪婆婆回乡探亲访友，婆婆的好人缘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经常是行至半路就遇上熟人，见了面总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暂住的宾馆更是访客不断。
我还陪着婆婆去祭拜了她父母的墓，是在一座山坡上。坚强的婆婆在向老人诉说自己的愧疚时流下了伤心的泪，令我十分震撼。我的眼泪也夺眶而出。从那一刻起，我似乎更贴近了她的内心。
如今，我的婆婆已是86岁高龄，但她仍然关心时事，热爱学习。她学会了阅读和转发微信，经常用新获得的消息和知识同我们交流。她用自己的行动影响着我们，希望子孙们能够像他们那一辈那样无怨无悔地为国奉献。
我今天写下这篇文章，就是想让她放心。
文并供图/杏云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