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记事·人物记·身边儿的抗日英雄·1·高志远
高志远画像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们家儿还住在“土改”分的一间半老瓦房里。庄里还没通电，后响木制灯台上一灯如豆，我妈就着昏黄的灯光在炕东头儿纺线，我爸爸靠着炕西头儿的被垛眯着眼歇着。我跟比我小两岁的五弟缠磨着爸爸“说瞎话儿”，爸爸挨缠不过，朝被垛上拱拱身子说：“那今儿个就讲讲高志远吧。高志远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儿！枪法忒准！
那天高志远上滦县火车站*一个汉奸，当着那么多人，一枪就把汉奸打死咧。那日本人会伪军还不追他！高志远就跑，日本人着马队追他，眼看就追上咧，高志远看见旁边儿有个卖肉的案子，紧着钻到案子底下，一骨碌儿打个滚儿变了个大花儿狗，在底下卧着。日本人哪儿知道这狗就是高志远哪，骑着马还往前追。看日本子走远了，高志远一打滚儿，又变回来咧起身跑咧。你说神不神！”
我跟五弟赶紧问：“那高志远后来咋的咧？”
“后来？后来可了不得溜，高志远当了‘便衣队儿’的总司令，带着几万人打鬼子，那威风可就大溜！”
父亲的讲述虽然简单，却在我心里迅速树立了一位极具传奇色彩的英雄形象。
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家乡工作，有机会接触到一些历史资料儿，对高志远有了更多的了解。
高志远，原名高翔云，字腾霄，今滦南县马城镇多余屯人，1907年6月儿出生在多余屯一个富裕农家。高志远8岁到本庄儿李麟生开办的私塾读书，14岁辍学，回家务农。
高志远的塾师李麟生先生经过商，当过兵，阅历丰富，知识广泛，是位有才学的人，而且具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教书的时候儿经常向学生们讲述关羽、岳飞、文天祥等英雄的故事，并向学生们灌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理念。李麟生先生对高志远的成长产生了重要影响，深受高志远的敬重，高志远一直敬称李麟生为“先生”
高志远的青少年时期，正值清末民初，国势危蹙，天下大乱，冀东很多置有田产的人家儿都购买枪支自保。高志远家有个老火枪，高志远辍学回家，每逢下地都带着，在做活计的间隙练习打枪，到20岁，练得百发百中看见天上的雀儿，不用瞄准儿，只把枪一顺，雀儿即刻落地。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侵占了东三省，东北各学校的爱国学生纷纷闹起抗日学潮，东北大学的学生杨莲芝和弟弟参加了抗日运动，挨日伪通缉，姐弟俩为了躲避日伪抓捕，从东北逃到老家多余屯避难。
杨莲芝的父亲是高志远的妻舅，高志远经常上多余屯“西场儿”杨家，跟杨莲芝姐弟询问东三省抗日救国的事儿。高志远从小儿怀有报效国家的志向，听杨莲芝姐弟讲到东北闹“义勇军”的事儿，非常动心，也想有朝日拉起一拨子人马，打击日本侵略者。
1933年1月儿，日本侵略军大举进犯山海关，驻守山海关的东北军将领、“临榆警备司令”何柱国率部奋起还击，“长城抗战”爆发。何柱国一边儿坚守山海关，一边儿派部下彭祖佑到冀东各县筹款筹粮、募集兵员。高志远这时候儿在马城一带已经有一定名气，彭祖佑找到高志远，高志远立即响应，率先卖了家里部分土地，联络了不少亲朋好友，筹得款项送到山海关前线。
彭祖佑还告诉高志远：“不能等着当亡国奴，要组织“义勇军’,支援长城抗战’。”当年春天，高志远带着同村好友儿陈维等人找另一位好朋友、在乐亭县汀流河开办医院的刘冠英，从那儿招募了大约200名青年，准备参加“义勇军”。
但滦县城南司营儿有个大恶霸刘兰亭，听到高志远招募“义勇军”的消息后，带领一伙儿土匪，扬言要包围高志远的队伍，缴他们的枪。刘兰亭人多势众，高志远迫于无奈，只得按道路远近，给大伙儿分发了路费，把队伍遣散。跟大伙儿分别之前，高志远嘱咐大家：“第一不能当亡国奴；第二等我老高再扯旗抗日之时，积极响应！”
长城抗战
这年春夏之交，杨莲芝给高志远写信，告诉高志远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了“抗日同盟军”，全国有许多有志之士前去参加，希望高志远再组织队伍前往。但高志远迫不及待，恨不得立时赶到张家口，只带了陈维前往。
然而，当时日本侵略军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主席何应钦的部队封锁了从北京西北的康庄儿车站到张家口的一切道路，高志远和陈维在康庄儿车站滞留一阵儿，只得回到北京，经在北京经商的多余屯人袁昆山安排，暂住在北京西城区的“京华公寓”。
在京华公寓住下以后，高志远到内迁北京的东北大学找杨莲芝姐弟，参加一些学生们的抗日救亡活动。有一回在大街上朝学校走的时候儿，赶上学生们做抗日救亡演讲，恰逢一个挺瘦的年轻人讲演。高志远听了年轻人的演讲，佩服地说：“听人家讲的多好哇，既通俗易懂又道理深刻，中国人要都像他讲的那样儿做，小日本儿咋也进不了中国！”
后来通过杨莲芝介绍，高志远认识了“中国大学学生救国会”主席王仲华，王仲华就是那位演讲的学生。王仲华，原名董毓华，字质存，跟高志远同岁，1907年11月18号儿出生于湖北省薪春县狮子口董冲一个教师家庭，中共“延安五老”之以董必武的族孙。
在董必武的教育和培养下，王仲华参加并领导了武汉学生反对直系军阀统治的活动，1925年上海“五州”惨案发生后，发起组织“沪案后援会”，举行抗议游行；1926年3月儿，经董必武介绍，王仲华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北伐军挺进武汉，王仲华回到家乡狮子口地区发动农民运动，建立党组织，成立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斗争土豪劣绅，推动了这一地区农民运动的发展；1933年，王仲华考入中国大学政治经济系，11月儿，“中国大学学生救国会”成立，王仲华担任第一任主席，后来任“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负责人、“平津学生南下宣传团”总指挥，是北京“一二·九”爱国运动*之一。
王仲华跟高志远结识以后，经常到京华公寓跟高志远相聚，俩人有共同的理想一一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本着这个信念，相处两个多月后，王仲华跟高志远成了推心置腹的好友。
在高志远从北平回家之前，王仲华跟高志远做了一次深谈，建议高志远兴办“民团”，抓枪杆子，积蓄抗日力量。回到老家以后，高志远跟王仲华还有书信往来。
“长城抗战”失败后，国民政府在1933年5月儿跟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塘沽协定》，冀东地区被定为“非武装区”，国民政府有名无实，共产党力量薄弱，日伪统治也还没稳固，这种“政治空白”造成冀东地区进入无政府状态，社会动荡不安，城乡土匪猖獗。为了保家安身，各庄儿相继成立了联庄会和保卫团（自卫团），保卫团按各户儿土地多寡摊钱买枪般是50亩地买一条枪，也有的地方儿30亩地买一条枪，不足30亩或50亩，按这个标准几户儿合买一条枪，庄里青壮年都是团员。
高志远变卖部分家产，给自卫团购买枪支，许多绅家富户儿在他的带动下，也出钱给自卫团买了枪。由于高志远为人仗义，办事儿公正，枪法儿又好，大家推举他做了马城自卫团大队长。
高志远组建自卫团以后，先后消灭了在马城一带作恶的胡宝山、在滦县东南、乐亭北部作恶的刘兰亭等多股儿土匪。
冀东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