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是《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中的一部。这部书的作者吴敬梓（1701年—1754年），生活于清康熙后期到乾隆前期，这时的中国封建社会已是“晚霞明处暮云重”，各种矛盾积重难返。当时，很多有识之士已经开始了对文化的反思和探索。吴敬梓通过小说呈现了这种反思和探索，是其中的佼佼者。对于《儒林外史》，我们需要从书的整体层面感悟贯穿全书的深层意义。
一、马二迷“举业”迂腐可悲
马二先生是《儒林外史》中的人物，本名马纯上。在书中，马二先生一出场就对“举业”有一套贯古通今的宏论，他对蘧公孙宣教：“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如孔子生在春秋时候，那时用‘言扬行举’做官，故孔子只讲得个‘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这便是孔子的举业……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鲁迅曾称赞这段议论“不特尽揭当时对于学问之见解，且洞见所谓儒者之心肝”。现代著名小说家张天翼曾对此也有议论，认为如果马二先生生活在现代，则会说“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进小学、进中学、进大学、留洋。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马二先生的宣讲，精辟地道出了古代人才选拔机制对知识分子所起的指挥棒作用，毫不讳饰地讲出了实话：做科举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只要能做官，朝廷叫做什么样的举业，就做什么样的举业。至于这种举业是否科学、合理，马二先生是根本不去想的。
在传统社会里，富与贵是利益的集中表现。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其“利益驱动”的体制机制，如何对待功利富贵，是人类恒久的课题。中国明清统治者运用封建社会长期积累的功利体制机制的经验，把“富贵”与“功名”相绑。“富贵功名”作为集合概念，其核心是做官。做了官，就有权势和钱财。“八股取士”既是官员选拔制度，又是获取功名富贵的阶梯，深刻影响了当时的教育内容与体制。因此，当时人性的种种弱点也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发现、放大的。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人们读书、考试如果偏执到惟功名富贵是求，就会发生价值观偏差，诱发种种人格堕落。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意思是功名富贵，是人人都想要的，但是如果不用正当的手段得到它，宁可不要。
马二先生讲科举举业，没教这个道理，但是吴敬梓通过《儒林外史》中的人物与故事，反思了当时的科举制度。
二、从周进、范进、匡超人看科举制度的弊端
《儒林外史》的突出艺术成就在于，把惟功名富贵是求所造成的人类精神危机，表现得酣畅淋漓。《儒林外史》写周进，就像“四幕剧”渐次展开，每一幕剧有一两个地点和三四个主角。第一幕，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缩微般显现乡村的势利世界，是序幕；第二幕，梅三相戏侮周童生。在明清时期，有童生、秀才、举人、进士四个层次，这四个层次代表了当时读书人的社会地位。明清时期的秀才是指已被县、州、府学录取的生员，获得秀才资格叫“进学”，秀才是被当时统治阶级承认的知识分子，可以戴方巾，称“相公”，在政治、经济方面享有一些特权。秀才如果当塾师，他的馆金（工资）比童生高，更重要的是，秀才有资格到省城的贡院参加乡试考举人。童生是还没有进学的考生，还没有资格进贡院考举人。《儒林外史》第二回写周进考到六十多岁还是个童生，有心理创伤。周进在薛家集当塾师的遭遇就是老童生一生辛酸的缩影。
在这一幕中，新秀才梅玖小人初得志，抓住周进考不上秀才的事实，挖空心思，残忍地当众奚落、嘲笑周进。在入席的时候梅玖用“老友（秀才）是从来不同小友（童生）序齿”的“学校规矩”奚落周进，并编了一首宝塔诗（第一句一个字，第二句两个字，第三句三个字）“呆，秀才，吃长斋，胡须满腮，经书不揭开，纸笔自己安排，明年不请我自来”。念罢，梅玖说道：“像我这周长兄如此大才，呆是不呆的了。”又掩着口道：“秀才，指日就是；那‘吃长斋，胡须满腮’，竟被他说一个着！”说罢，哈哈大笑。众人一齐笑起来。梅玖一而再，再而三地挖苦周进还不是秀才，每一句都像利刃一刀刀刺着老童生的精神创伤，侮弄得周进欲哭无泪。
第三幕，王举人踩压周童生。我们看，一个秀才就可以把周进踩在脚下，身为举人的王老爷在周进面前就更加飞扬跋扈了。他拿班作势，神气十足，借评论梅玖的梦自吹自擂，夸耀自己的举人身份，从政治地位上压迫周进；他故弄玄虚，说神道鬼，把自己的中举说成是福有独钟的天命，以高人一等的优越感，从精神上压垮周进；他趾高气扬，摆尽阔绰，“鸡、鱼、鸭、肉，堆满春台”，自己大吃大喝，让周进在一旁，用“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下了饭，进一步从吃喝气派上压倒周进。
周进完全被压扁了。如果说，受庸妄子梅玖凌虐时，周进心犹不甘，还敢于僭他先就坐，那么，在这位作威作福的王举人面前，他怀着敬畏之心和不可言说的自卑感，就只有驯顺怯懦，心悦诚服了。王举人走了，“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周进昏头昏脑，扫了一早晨”，这真不愧是神来之笔。王举人不仅留下残渣剩屑让周进打扫，还留下“穷塾师”和“阔举人”的鲜明对照。这时周进的内心感受如何？吴敬梓没有做心理剖析。但是从周进后来撞号板的举动，可以看出他当时的辛酸。
像周进这样的腐儒，如果在科场不能有建树，不仅精神上要受到无穷的折磨，甚至连塾师的饭碗也难保住。周进在薛家集勉强维持了一年，终被解聘，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可以说，《儒林外史》中的周进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都是科举制度的殉葬品。
第四幕，周进撞号板。在第二幕和第三幕中，周进被孙子辈的新秀才梅玖和王举人百般踩压，他都无奈卑顺地默默忍受了。不过，这种忍受越久，周进的心理压力就越大，精神消耗也越大。当他偶然到了贡院，挨近了秀才考举人入座的号板时，他神经最敏感，内心最脆弱的地方被击中了，长久的辛酸、苦楚、屈辱和绝望，顿时像决堤的洪水倾泻出来，于是不顾羞耻，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被灌醒以后，还连续猛撞号板，嚎啕大哭，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
吴敬梓通过描写周进撞号板这一精神失常的情节，以震撼人心的艺术力量，揭露了古代科举制度是如何使读书人深陷其中而精神崩溃的。
说完了周进，我们再看《儒林外史》中的范进。秀才之后是举人，中举后可称“老爷”，进入了特权阶级，具有了官的身份。范进中举前后的云泥巨变，既生动又深刻地显示出其表层的可笑和深层的可叹。
我们来看，胡屠户对女婿范进前倨后恭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中举前胡屠户骂范进，“你不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就想天鹅屁吃！趁早收了这心”。范进中举后胡屠户来个180度大转弯，说：“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
胡屠户前倨后恭突出表现了势利之人的行为做派。范进刚刚中举，他的才学没有变，品德也没变，什么变了？是地位，可见胡屠户衡量人的唯一标准就是对方的地位，这就把胡屠户人格中最卑劣的品性暴露得一清二楚。这种人在奴才面前是主子，表现就“倨”，在主子面前是奴才，表现就要“恭”。不是一般地“倨”和“恭”，要“倨”得可恶，“恭”得肉麻，前后才能形成鲜明、尖锐的对照。对照越鲜明，不和谐就越尖锐，讽刺就越有力、越深刻。势利小人缺少对大写的“人”的起码的尊重，在人之上时，不把别人当人，在人之下时，不把自己当人，自轻自贱，患了严重的“软骨病”，把人的尊严践踏殆尽。所以在舞台上这种角色总是丑角、小丑。
喜剧的武器是笑，发笑的要素是不和谐。不和谐被艺术地挑破就会让人发笑，丑乃是滑稽的根源和本质。范进中举后，胡屠户一面搬出一些“学校规矩”“体统”教导新秀才不要与平头百姓平起平坐。一面大大咧咧地说，“比如我这行事里都是些正经有脸面的人，又是你的长亲，你怎敢在我们跟前装大”。在他那个时代，屠户是很被人不齿的，他却偏要“装大”，夸耀自己是“正经有脸面的人”，以此来显示出比种田的平头百姓高贵。
在胡屠户的心中，买肉的主顾张老爷、周老爷已经是高贵的极品。当他见到张老爷来拜访新中的范老爷，他“忙躲进女儿房里，不敢出来”。
胡屠户和鲁迅写的阿Q一样，总要在乡下人面前吹嘘自己进过城，见过大世面，是大人物。他装腔作势地说，张老爷、周老爷“只拉着我说闲话，陪着吃酒吃饭……我是个闲散惯了的人，不耐烦做这些事”。在这个小市侩眼中，能挨上张老爷、周老爷，就是至高荣耀，但他偏要把这巴望而不可得的事，说成是不耐烦做而又摆脱不掉的事。又以不屑的口气夸耀自己。这里的不和谐也是多重的。他越是吹得天花乱坠，就越显得愚妄可笑。
在胡屠户心里，中举的老爷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他还认为，范进之所以能中举，都是沾了他的光，所以他说，“如今不知因我积了甚么德，带挈你中了个相公”。胡屠户的话语之所以具有高度的滑稽性，正是因为这是他性情的自然袒露，如果他遮遮掩掩，就没有如此高的滑稽程度了。
中举对于封建士子是天大的喜事，吴敬梓没有先写范进如何荣耀，而是写他如何发疯；不是写他如何脱下布衣换上官服，而是写他洋相出尽贻笑邻里。“噫！好了！我中了！”这句是在范进几十年辛酸人生中提炼出来的精华。几十年热切盼望的事突然实现了，让范进发疯了。范进的狼狈神态，让人们发笑，但这种笑与快乐无关。
除了滑稽的笑和含泪的笑，在《儒林外史》第三回末尾还出现了严冷的笑。范进中举后，在张老爷的带领下，进入“出”则为庸贪官吏、“处”则为劣绅假儒的功名富贵场。这时读着对范进哀怜的笑声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严冷的讥讽。
在后面的情节里，吴敬梓将讽刺的利刃指向官绅们。比如，在薛家集欺凌周进的举人王老爷的“宏伟”目标就是“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说的是官。
再看“绅”。劣绅严贡生削尖脑袋往权力机构里钻，充当官府的幕僚、心腹，凭着钱谷“师爷”的刁钻，刑名讼棍的狡诈，为父母官的贪赃枉法出鬼点子。他运用无赖无耻的手段，巧取豪夺、横行乡里，丧心病狂地诈取船工、农民的血汗钱。
假道学王德、王仁，表面上打着天理纲常这面大旗，实际则是“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伪君子。
《儒林外史》集中写了莺脰湖、西湖、莫愁湖三组“名士”的群体活动，揭示了他们实则仍不离功名富贵这个轴心。
再看《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匡超人的孺慕之诚出于本性。中国传统孝道不仅要“孝养”，而且要“孝敬”，不仅要满足父母的物质需求，还要努力满足父母的精神需求。比如，《儒林外史》第十六回写匡超人“见太公烦闷，便搜出些西湖上景致，以及卖的各样的吃食东西，又听得各处的笑话，曲曲折折细说与太公听。太公听了也笑”。这就是写匡超人在努力娱亲。
在传统伦理氛围浓厚的乡村社会里，匡超人是一个孝悌后生，不仅博得乡亲称赞，而且赢得好官的赏识，成为后来膺荐的资本。如果能在虞育德倡导的仁义礼乐环境里成长，匡超人会成为正人君子，可惜最后他还是走偏了。
匡超人的第一个人生导师是马二先生，马二先生热心帮助他走举业做官的路。后来他遇到景兰江等斗方名士，知道还有通过写诗攀结上层的方式。后来，匡超人受到的诱惑太多了，他当了布政司衙吏潘三的手下后，开始目迷五色、黑白不分，最终道德防线和法律防线都失守了。
匡超人顺着浊流，混到京城，进入官场。大官李给谏问他有没有婚娶，匡超人想着自己妻子是衙门差人的女儿，说出来不好看，就谎称没娶亲。于是，李给谏把自己的养女嫁给了匡超人。匡超人在京城“珠围翠绕，宴尔新婚”，拥着“瑶宫仙子，月下嫦娥”，得意忘形的时候，在老家那边，被抛弃的发妻活活吐血闷死。老岳母血泪控诉，“把我一个娇滴滴的女儿生生的送死了”。
经过浊流文化的冲刷，匡超人的善良底色被冲洗殆尽，德行、孝悌抵挡不住功名富贵的诱惑，让人唏嘘不已。
三、王冕弃权贵 才高行洁
《儒林外史》第一回“说楔子敷陈大义 借名流隐括全文”显现全书的总体设计。其中，七泖湖边的三个秀才不著姓名，因其是科场士绅的共影，其谈风是科场势利谈之共式。他们所仰望的权势大佬危素，是名节有亏的降臣；他们所羡慕的“县尊”，是“酷虐小民”的时知县之流。与危素、时知县成鲜明反照的是王冕，他信奉仁义，弃绝功名富贵。王冕指出，八股科举不好，因为“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从系统观念来看，《儒林外史》的形象体系不是个体形象的简单相加或机械组合，而是整体大于部分之和，在形象体系里的个体，例如一些贤人、奇人和各种肯定性形象，在全书的褒贬对照系统中、在全书的思想主题构筑中，他们具有艺术安排上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我们必须从整体去把握全书，防止碎片化、偏面化。书的前半部主要从贬抑面着笔，写出因热衷功名富贵不讲文行出处而致的人性异化；后半部，尤其是从杜少卿出场起，主要写能够正确对待功名富贵的人物。
四、《儒林外史》对早期启蒙思潮的回应
程朱理学是宋以后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主要流派，封建统治阶级把它奉为官方统治思想，把“理”抬到高于“仁”的至高无上的位置，把封建统治秩序、行为规范当作“天理”，用来禁锢、压制，甚至扼*人的自然欲求。生活在“程朱阙里”徽州的王玉辉就是中了这种弊端的毒，竟然怂恿女儿殉夫。
明中叶后，中华大地兴起了早期启蒙思潮。杜少卿作为真名士继承发展了魏晋风度，鄙弃琐屑的世务，讲求超逸的风貌、内在的真性情。迟衡山说，“少卿是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人”。杜少卿说自己“麇鹿之性，草野惯了”，想方设法辞掉“爵禄之縻”。他在摆脱功名富贵的羁络后，高兴地说，从此要“逍遥自在，做些自己的事”这可以视为杜少卿要求个性解放的宣言。这同早期启蒙思潮，尤其与泰州学派是同调的。泰州学派从王艮到李贽皆具“狂”的特质，吴敬梓承继了魏晋名士之风，又沾溉了他们的“狂”，塑造了以自己为原型的杜少卿和“市井四奇人”等形象。《儒林外史》第三十二回卧本评语称“少卿之狂”，这是以“狂”定义了杜少卿的特质。在封建社会，县太爷是“父母官”，王知县传话给杜少卿，想见见他。这是势利者巴不得的好事，可杜少卿却不理睬。不久，这位县太爷被罢官了。杜少卿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把前知县接到自己府上，待为上宾。人家问他为什么前倨后恭？他说，当县太爷有权势的时候我去见他，就有巴结之嫌，现在他落魄了，我就应当照顾他。这与胡屠户之类势利眼的前倨后恭恰恰相反。杜少卿待人平等，不要人称他老爷，他家里的老仆人娄老爹生病了，杜少卿亲自照顾娄老爹。吴敬梓以杜少卿的豪举对照范进、周进等辈的窝囊愚昧，以及种种不良世风，提倡豪杰精神。
从《儒林外史》这部书可以看到，自由平等的思想，不是从西方舶来的，胡适先生称赞，“这是真自由，真平等”。在陈独秀、钱玄同分别写的《〈儒林外史〉新叙》中，陈独秀说吴敬梓的思想“已经和当时的人不同了”，钱玄同说吴敬梓“在当时是一个很有新思想的人”。胡适、陈独秀、钱玄同均高度评价了《儒林外史》，说明吴敬梓确是那个时代具有进步思想的伟大文学家。
(根据宣讲家网报告整理编辑，
未经许可，不得印刷、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违者追究法律责任。)
作者：李汉秋 中国《儒林外史》学会原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