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背景和文学成就
历史背景 近代亚非文学是指19世纪中后叶至20世纪初期亚非地区各半封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国家的文学。这一时期，多数亚非国家的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一方面，西方列强的入侵使许多独立国家变为殖民化、半殖民化的附属国，残酷的殖民统治，导致了历史的灾难；另一方面，这种入侵又动摇了东方民族长期的封建禁锢，使许多国家从封建社会演化为半封建社会，促进了东方历史的发展和进步。
亚非地区近代的历史十分复杂，主要特点如下：（一）农村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结构致使亚非封建社会解体较晚，亚非各国的近代史不仅开始得晚，而且时间较短。（二）多数亚非国家逐渐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只有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三）亚非国家资本主义势力较薄弱，往往无法与强大的封建传统相抗衡，资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多带有改良色彩。（四）殖民主义同各民族的矛盾、人民大众同封建势力的矛盾构成了各亚非国家的基本社会矛盾，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斗争是近代亚非历史的主流。亚非近代文学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承继各自的民族文学传统，吸收欧美文学的影响，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与西方近代文学相比，亚非近代文学产生得较晚，历史较短，发展得不够充分，创作不够繁荣。但是，它受西方近代文学的影响极大。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在短时期内同时被介绍到东方，促使亚非文学呈现出多种流派共生并存的复杂局面。较之传统文学，亚非近代文学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均发生了巨大变化。内容方面，大量作品都立足现实，表现出较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积极的社会意义，程度不同地再现了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反封建的民族民主斗争，个别发达国家的文学还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与罪恶。在艺术上，近代亚非文学的表现形式不断更新演变，各种体裁相继出现。可以说，近代文学为亚非文学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拓了前进的道路。
文学成就 近代亚非文学在短短几十年间经历了欧洲文学几百年所走过的道路，许多国家和地区都涌现出大批有成就的作家和著名作品。以埃及为中心的阿拉伯地区文学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反殖斗争的深入而迅速发展，诗人巴鲁迪的爱国诗篇在阿拉伯诗歌史上发挥了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黎巴嫩作家纪伯伦组织领导了文学团体“笔会”，为发展阿拉伯文学作出了很大贡献。伊朗文学在20世纪初的资产阶级立宪运动中出现繁荣景象；以巴哈尔的诗篇为代表的文学创作在反映现实、反帝反封建方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另外，东南亚的菲律宾、缅甸、越南，东亚的朝鲜等国的近代文学也得到一定的发展。但总的看，近代亚非文学的发展不够平衡，其中印度文学和日本文学的成就较为显著，地位也较为突出。
近代印度文学是在反殖反封建斗争中起步的。在亚非国家中，印度最早遭受帝国主义侵略，自16世纪始，它就遭到西方列强的先后侵入，到19世纪中叶，彻底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殖民当局实行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激起印度人民连续不断的反抗斗争。在斗争中，民族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逐渐成长壮大。20世纪初，印度相继出现几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有力地促进了民族意识的觉醒，沉重打击了殖民统治。正是这种民族矛盾、阶级冲突相互交织的复杂历史条件，构成了印度近代文学的社会基础。
印度近代文学萌芽于17世纪，真正产生则在19世纪下半叶。各类作品的思想内容大多具有鲜明的反殖反封建倾向，文学体裁除诗歌外，还产生了小说、散文和戏剧等。这一时期，许多作家都以地域性民族语言进行创作，其中孟加拉语、印地语和乌尔都语文学的成就较高。孟加拉语文学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都居于领先地位，其创始人之一是般金·钱德拉·查痔吉，他的重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毒树》和《阿难陀寺院》。印度近代文学的光辉代表泰戈尔也用孟加拉语写作，他以多种文学体裁的丰富创作为印度文学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萨拉特·查特吉（1876—1938）的文学地位仅次于泰戈尔。他...
日本于1868年爆发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明治维新”，推翻了德川幕府近300年的封建统治，确立了近代天皇专制政体，从而使日本成为唯一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亚非国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社会政治上封建贵族和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经济上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封建农业并存，人民群众身受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城乡*乱与暴动时有发生。同时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也不断发展，曾爆发大规模的“自由民权”运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后，日本进一步加速了军国主义化的步伐，天皇政府对内残酷镇压民主力量，制造了血腥的“大逆事件”，对外加紧侵略扩张，正式加入帝国主义国家的行列。近代日本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作为明治资本主义社会边伴生物应运而生的乙从1868年起，日本文学在短短50年时间里走过了欧洲近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过程，社会的迅速变革和各种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使近代日本文学呈现出两个突出特点：（一）文学流派纷繁复杂，此伏彼起，令人目不暇接；（二）民主的进步的文学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无法形成强大的文学运动。
近代日本文学经历了启蒙、成长、成熟、分化四个发展阶段。
启蒙时期（1868—1885）：随着西方文明的传入，日本文坛上出现一批介绍西方政治、文化、科学的译作和倡导自由民权、宣传爱国思想的政治小说，它们都具有资产阶级的启蒙性质。
成长时期（1886—1904）：坪内逍遥1885年发表《小说神髓》，宣告了近代文学的真正发端。此后，各种新的文学运动，文学社团和文学作品相继出现。近代日本文学中第一部现实主义杰作是二叶亭四迷的《浮云》（1887），这部长篇小说用清新流畅的口语写成，通过小职员内海文三的生活遭遇，揭露了天皇制官僚体制的腐败和社会的黑暗。森鸥外的短篇小说《舞姬》（1890）被誉为日本最早的浪漫主义作品，小说反映了自由民权运动失败后一部分青年知识分子的苦闷心理。此时期日本文坛初现繁荣，重要作家除了二叶亭四迷和森鸥外，还有尾骑红叶、北村透谷、樋口二叶、国木田独步等。与此同时，正冈子规发起俳句、和歌改革运动，标志着徘句、和歌的创作进入近代阶段。
成熟时期（1905—1911）：此期的文学主流是自然主义文学。天皇极权的日益强化，使资产阶级民主改革的希望化为泡影也导致浪漫主义文学的衰落，面对沉闷的社会现实，许多作家对前途丧失信心，转向自然主义创作道路。他们反对功利主义文学观，主张破除理性、单纯记录事实，突出表现人的生物本能，大胆暴露丑恶，掀起了独具特色的日本自然主义文学运动。最早介绍自然主义文学理论的是永井荷风和长谷川天溪，后经田山花袋、岛村抱月等人的宣传和实践，自然主义风靡一时，成为当时文坛的主要流派。自然主义文学在创作上十分复杂，不少作家同时兼具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倾向。影响较大的自然主义作家有岛崎藤村、田山花袋、德田秋声、正宗白鸟等，其中以岛崎藤村和田山花袋最为著名。岛崎藤村1906年发表长篇小说《破戒》，通过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继续歧视贱民秽多族的事实，批判了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展示了当时社会的腐败黑暗。这部作品以强烈的批判性、深刻的揭露性和情节安排、人物刻画、语言运用等方面的突出成就引起巨大反响，被认为是具有现实主义倾向的自然主义文学的重大收获。岛崎藤村后来的作品（如《舂》、《家》、《新生》等）表现了遗传、性欲对人的毁灭作用，同时也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沦丧。田山花袋的《棉被》（1907）是直接表现人的性欲与生物本能的中篇小说，作品通过一个已婚文学家对其女弟子的强烈爱欲，展示了主人公复杂的心理活动，反映了明治以后封建旧道德仍旧禁锢、压抑人们思想意识的客观现实。这个中篇不仅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范本，也开辟了日本“私小说”的道路。正当自然主义文学极盛之时，夏目漱石独树一帜，提出了反自然主义的“余裕派”文学主张，开拓了现实主义的文学方向。
分化时期（1912—1920）：“大逆事件”之后，自然主义文学渐趋衰落，代之而起的是白桦派、新思潮派和唯美派3个较大的文学派别。白桦派得名于同名刊物《白桦》，代表作家有武者小路实笃、志贺直哉、有岛武郎等。该派反对自然主义所倡导的“纯客观”的文学主张，提倡以自我为中心、追求个性解放，其创作被称为“人道主义文学”。志贺直哉是白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一生作品众多，知名的如《到网走去》、《灰色的月亮》等。新思潮派由菊池宽、芥川龙之介等创办的《新思潮》杂志得名，他们的创作反映了上层小资产阶级对现实的不满情绪。芥川龙之介是该派的代表作家，重要作品有短篇小说《罗生门》、《鼻子》等。唯美派是另外一个由不满自然主义文学的作家组成的文学流派。他们宣扬艺术至上和唯美主义，代表作家是谷崎润一郎和永井荷风，其中前者知名度最高。谷崎润一郎的成名作是短篇小说《文身》和《麒麟》。
总之，近代日本文学的各个流派都取得一定的文学成就，都有名家名作问世，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现实主义流派和以岛崎藤村、田山花袋为代表的自然主义流派。
第二节 泰戈尔及其文学成就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近代文学的光辉代表。他不仅是著名的诗人、小说家、剧作家，还是杰出的音乐家、美术家和社会活动家。在长达60多年的文学生涯中，他写了50多部诗集，30多种散文著作，12部长、中篇小说，近百篇短篇小说和30多个剧本，还创作了3000多首歌曲和1000多幅美术作品，出版了有关语言、文学、哲学、政治、宗教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论著。他的创作以深刻的思想内容为近代印度文学服务于反帝反封建斗争开辟了广阔道路，以精湛的艺术技巧为各国作家继承发扬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并积极借鉴外来经验作出了榜样。他的作品已被大量介绍到全世界，得到进步人类的普遍赞誉。五四以来，我国郭沫若、徐志摩、郑振铎、谢冰心等许多作家都深受其影响。
泰戈尔的生活和创作可分为三个时期：
早期（1901年以前）。泰戈尔1861年5月7日出生在加尔各答的一个地主资产阶级家庭。他的家是当时孟加拉的知识中心之一，父亲是印度著名的哲学家和宗教改革家，哥姐及与他年龄相仿的侄辈也多是诗人、画家或社会改革者。在这种家庭环境影响下，泰戈尔自幼就爱好文艺并关心社会问题。他8岁习诗，14岁发表爱国诗篇《献给印度教庙会》，15岁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女乞丐》和第一部长诗《野花》。1878年遵从家训到英国学习法律，但到伦敦后却陶醉于英国文学和西洋音乐。1880年回到印度，献身文学事业。两年后出版第一部诗集《暮歌》，受到文学界的瞩目。
从1890至1901年，泰戈尔大部分时间住在父亲的庄园里，管理家族的地产。这段历对他民族民主思想及文艺观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他经常泛舟河上，广泛接触乡村社会，目睹了农民的苦难处境和英国殖民当局的专横暴戾，还搜集了许多民歌民谣，对人民口头创作产生浓厚兴趣。
这一时期是泰戈尔创作生涯中一个硕果累累的时代。他先后发表数篇短篇小说，出版著名抒情诗集《金帆船》（1894）、《缤纷集》（1896）、《梦幻集》（1899）等及一部《故事诗集》（1900），还写出若干戏剧和长篇小说。早期作品的基本倾向是歌颂青春与爱情，探求神秘的精神世界，但其中的短篇小说和故事诗却表现出鲜明的反帝反封建倾向，艺术上也取得突出的成就。
中期（1901—1919年）。20世纪初叶，印度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空前高涨。1901年，泰戈尔为了探索社会改革出路，在桑地尼克坦创办了一所与劳动相结合的学校（该校于1921年发展成著名的国际大学）。1905年英国殖民当局推行分裂孟加拉的政策，泰戈尔闻讯后毅然来到加尔各答，投身于群众反英斗争的高潮。他发表演说，领导示威游行，还写了不少爱国歌曲鼓舞人们的斗志。但他当时是个改良主义者，不赞成群众骂英国人，烧英国货的所谓“暴烈行动”，主张多做“建设性”工作，通过改革宗教和教育，消灭愚昧与贫困等途径改造印度社会。这些观点遭到人们的误解，他陷入极度的精神痛苦和矛盾之中。1907年他退出运动，回到桑地尼克坦，居住于此长达十几年。
泰戈尔中期创作的主要收获是长、中篇小说和散文哲理诗。他相继发表优秀长篇《小砂子》（1903）、《沉船》（1906）、《戈拉》、《家庭与世界》（1916）和中篇杰作《四个人》（1916），出版散文哲理诗集《吉檀迦利》、《新月集》（1913）、《园丁集》（1913）、《飞鸟集》（1916）等。此外，还创作了重要剧本《顽固堡垒》（1911）和《邮局》（1911）。此一时期的小说反映出许多重大社会问题，体现了印度近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成就，诗歌和戏剧则比较复杂，多数作品带有神秘主义色彩，基本倾向是宣扬爱的理想和人性的完美。泰戈尔此期的散文诗在艺术上高度成熟，英译诗集《吉檀迦利》于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晚期（1919年以后）。20世纪20—30年代，国际和印度国内的政治形势急剧发展变化，泰戈尔重新燃起了斗争激情。1919年，面对英国殖民主义者屠*爱国群众的野蛮暴行，他拍案而起，愤怒写信给英国总督表示抗议，并正气凛然地唾弃英国政府所授予的爵位和特权，支持群众的正义斗争。此后他告别半退隐生活，直到逝世，始终关注着世界和印度的大事。从1912年起，他先后10余次远渡重洋，访问了几十个国家，传播和平、友爱的种子。他于1924年访问中国，1930年访问苏联，高度赞扬印中人民的情谊和苏联的建设成就。同时，他还不断进行自我解剖，晚年明确意识到劳动群众对历史发展的决定作用，思想认识进入一个新的境界。泰戈尔1941年8月7日病逝于加尔各答。
泰戈尔此时期的主要文学收获是《生辰集》等一系列爱憎分明、情绪高昂的政治抒情诗和《民族主义》、《在中国的谈话》、《俄罗斯书简》等散文观感、演说集。此外还发表《纠纷》（1929）等五部长篇小说和《摩克多塔拉》（1922）等十几个剧本。泰戈尔的晚期创作表现出鲜明的进步政治倾向、强烈的国际主义、爱国主义精神和深刻的人民性，其中有些政治抒情诗可说是他漫长创作生涯的光辉总结。
诗歌创作作为文学巨匠，泰戈尔首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他的诗歌不仅数量很大，而且题材繁多、风格多样。依其产生时间的先后和内容、形式的不同特点，它们可分为3种主要类型：早期故事诗、中期散文哲理诗和晚期政治抒情诗。
早期故事诗。泰戈尔早年在父亲庄园居住时，创作了一批篇幅短小、语言朴素、思想倾向明确的故事诗。它们大多取材于古老的宗教传说、民间故事和历史故事，经过诗人的艺术加工，表现出印度人民与英国殖民统治者斗争到底的决心和反抗各种封建压迫的强烈愿望。其中《更多的给予》（1900）、《被俘的英雄》（1900）等热情颂扬了18世纪锡克教教徒反对波斯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讴歌了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民族英雄，《婆罗门》（1893）、《丈夫的重获》（1900）等揭露抨击了封建种姓制度和寡妇殉葬陋习，《无上的布施》（1898）赞美了劳动人民忠厚，朴实的优秀品质。早期故事诗中最著名的篇章是《两亩地》。
《两亩地》（1894）的主人公巫宾是个质朴善良的穷苦农民，他“只有两亩地，其它的一切都在债务中失去”。可是，就连这块最后的“站脚地”也被王爷用勾结法庭、伪造借据的卑劣手段强行夺走，他只好换上苦行者的衣履，长年在外乞讨流浪。16年后，巫宾回到日夜思念的家乡，当他在本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拾起两只芒果时，竟被王爷骂为“惯窃”。诗篇生动地描述了巫宾的悲惨遭遇，深刻揭露了地主勾结法庭残酷剥削和掠夺农民的罪行，表现出诗人对封建统治者的憎恨和对穷苦农民的深切同情。
中期散文哲理诗。此时期的诗作是泰戈尔退隐生活的产物。泰戈尔退出群众政治运动后对现实感到失望，陷于精神矛盾和苦闷之中，甚至想从宗教中寻求安慰。这十几年中的诗歌一改早期的现实主义诗风，几乎都是歌咏青春、爱情、童心、母爱和“神”的，其中有些和格言毫无二致，有些则寓意莫测，只给人一种恍惚朦胧的美感。总的看，这时期的诗歌程度不同地带有某种复杂性：一方面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矛盾，表现出深厚的爱国感情和人道主义精神，另一方面又流露出浓重的宗教观念和神秘主义色采。
《园丁集》中的诗歌以探索人生真谛、表现爱情生活为基本内容，许多作品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情人之间热恋、幽会、相思、新婚、别离的情景，抒发了爱情的欢乐、忧伤等微妙感情。《新月集》主要表观儿童的天真可爱，也有的颂扬了崇高的母爱。《飞鸟集》是一部格言诗诗集，其中大多短诗都精辟地总结了生活的经验和人生的哲理，富有教诲意义。
泰戈尔诗歌创作中最重要的作品是发表于1912年的诗集《吉檀迦利》。全书收入英译散文诗103首，均无标题。书名意谓“献诗”，是诗人献给自己心目中的神灵的诗篇。但这位神灵既不是主宰世界的上帝，又不是某一具体的偶像，而是一位独具特色的“泛神”。
泛神论思想是泰戈尔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泰戈尔的思想基点仍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但这种人道主义具有浓郁的东方色彩，融进了印度延续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的泛神论思想。这种思想认为，世界的本质或实体是一个无形无影又无所不在的神，即所谓“梵”，“梵”是宇宙万物的统一体，人和自然都囊括其中，只有在“梵我合一”、人神交流的境界中，人们才能得到最高的快乐和幸福。一般地说，《吉檀迦利》形象而充分地表现出了这种哲学思想，表达出诗人对人神交流境界的追求、追求过程中的困惑和进入这种境界时的欣悦。
然而，若透过扑朔迷离的神秘气氛进一步分析，则可窥见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密切联系，感受到诗人进步的人生和社会理想，及其在复杂现实中苦于出路难寻的迷惘和矛盾心理。
在《吉檀迦利》中，诗人通过对神的礼赞，曲折地表达了对人生的热爱，对劳动人民的赞美，对祖国命运的关切和对殖民统治者的厌恶。古代印度哲学中含有“出世”、“解脱”思想，泰戈尔却针锋相对地说：“我以我在这伟大的世界里为乐。”他所赞美的神不是高居于众生之上的救世主，而是“穿着破敝的衣服，在最穷最贱最失所的人群中歇足”。在诗人看来，神的意志一旦实现，国家就会摆脱各种形式的压迫和奴役，变成自由幸福的乐园。第35首诗集中展现出泰戈尔的理想境界——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片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没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在那里，心灵是受你的指引，走向那不断放宽的思想与行为——
进入那自由的天国，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
这幅图画形象地显示出诗人渴望实现心灵和谐、人生完美、社会进步的民主主义理想和爱国主义精神。
在抒发理想的同时，《吉檀迦利》还表现出泰戈尔紧张、痛苦的精神探索，及其在现实中“希望、追求、绝望”不断循环往复的复杂心境。诗人在第12首诗中写道：“天刚破晓，我就驱车起行，穿遍广漠的世界，在许多星球之上，留下辙痕。……旅客要在每一十生人门口敲叩，才能敲到自己的家门，人要在外面到处漂流，最后才能走到最深的内殿”——这类诗句无疑体现了诗人对光明世界的热烈向往和不懈追求。但诗人的理想国是虚无缥缈、难以捉摸的，他借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泛神、泛爱思想也是脱离现实、不切实际的，因而作品中不能不时时流露出迷惘、困惑、哀愁和绝望的情绪。比如：
“罗网是坚韧的，但是要撕破它的时候我又心痛。……
我确定那无价之宝是在你那里，……但我却舍不得清除我滴屋的俗物。”（第28首）
“我象一片秋天的残云，无主地在空中飘荡，……假如你愿意在夜晚结束了这场游戏，我就在黑暗中……溶化消失”。（第80首）
活画出诗人的矛盾心理和对世事无常、命运难卜的叹息。
《吉檀迦利》在艺术上别具一格。诗作实现了深邃的哲理、丰富的想象和浓郁的诗情的完美融合，将诗人的理想追求和社会探索完全寓于优美魅人的艺术境界之中。但其中许多作品都笼罩着程度不同的神秘色彩，由此显见当时西方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等文学思潮对诗人的影响。
晚期政治抒情诗。20世纪20—30年代，在国内外政治形势的影响下，泰戈尔的思想和世界观发生深刻变化，诗歌风格也为之一新。在许多政治抒情诗（如《问》1932）中，诗人清算了自己的泛神、泛爱思想，号召人们奋起战斗，“反对披着人皮的野兽！”同时还密切关注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愤怒谴责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掠夺。如《敬礼佛陀的人们》（1937）辛辣地讽刺了日本侵略军在佛寺祈祷侵华战争胜利的卑劣行为，《号召》（1938）对加拿大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予以声援。
《＜生辰集＞第10首》（1941）是泰戈尔晚期诗歌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之一。在诗中，诗人首先进行了严格的自我剖析：
“对于这包罗万象的世界我实在缺乏了解，
……我还不曾找到走进人们心灵的门路，
我的生活的藩篱限制了我。”
接着指出：
“农民在田间挥锄，
纺织工人在纺织机上织布，
渔民在撒网——
他们形形色色的劳动散布在四方，
是他们在推动整个世界在前进。”
因此，真正的诗人必须是劳动人民的“同伴”和“亲人”，
“如果一位诗人不能走进他们的生活，
他的诗歌的篮子里装的全是无用的假货。”
最后，泰戈尔热切呼唤着这种新型诗人的出现：
“呵，你有才华的诗人，
成为他们的亲人吧！
让他们在你的荣誉里找到他们的荣誉，
我将是第一个
一再向你敬礼，对你衷心欢迎！”
这首诗充分肯定了劳动人民的历史地位，正确认识到艺术家与劳动人民的关系，表现出泰戈尔对自己一生思想的深刻反省及其晚年世界观的新飞跃。全诗充满饱满的政治善良品质和美好情操。
小说创作泰戈尔的小说创作可以大致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短篇小说为主，后一阶段的创作成就则相对集中在于中长篇小说方面。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大多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表现劳动群众的苦难生活和不幸遭遇，批判残酷的封建习俗，对妇女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具有强烈的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精神。其中，揭露鞭挞封建婚姻制度和种姓制度的篇章尤其引人注目。在《河边的台阶》（1884）中，库苏姆7岁出嫁，8岁守寡，正当青春年少就以身殉教；《弃绝》（1892）中的库松只因曾是寡妇并出身低贱，就被公公连同丈夫一起赶出家门；在《素芭》（1893）中，哑女素芭的命运更为悲惨——先是被父母用欺骗手段嫁到远方，接着又被丈夫无情抛弃；最为震憾人心的篇章是《摩诃摩耶》（1893）：美貌的名门之女摩诃摩耶正在和童年时的伙伴、家世低微的罗耆波真诚相爱，她的哥哥却强迫她同一个高种姓的垂死老头在火葬场上举行婚礼。婚后第二天她就成了寡妇，接着又被绳捆索绑，扔上柴堆，履行寡妇殉葬的“义务”。通过这个悲剧故事，作家对罪恶的封建等级制度和野蛮的寡妇殉葬陋习作了严厉批判，歌颂了妇女要求解放的反抗精神。泰戈尔还写有一批反映民族觉醒，歌颂反对殖民主义斗争的作品，如《太阳和乌云》（1894）、《加冕》（1898）、《泡影》（1898）等。在抨击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泰戈尔还赞美了普通人和被压迫者的善良品质和美好情操，这方面的代表作品如《邮政局长》（1891）和《喀布尔人》（1892）。《喀布尔人》别具匠心地勾勒出喀布尔山民拉曼的富有人情味的内心世界。朴实、淳厚的小商贩拉曼远离家乡到印度做生意，常常酷思自己家中的独生女儿。但作家没有正面描写他的心理活动，而是运用几个精巧的细节，通过他对异乡小姑娘敏妮的慈父般的爱，展示出下层人民的深挚友情和纯洁父爱。作品立意新颖，构思巧妙，显示出泰戈尔短篇小说创作的非凡功力。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具有鲜明独特的艺术风格。首先是抒情和叙事的完美结合。他的小说往往在情节推进中流溢出浓郁的诗情，他笔下的许多人物都富于诗意、饱含激情，自然景物常与人物的喜怒哀乐贴切地融为一体，作品中不时出现意趣盎然的抒情插笔，文章语言往往有着诗歌语言的凝练和优美。其次是跌宕起伏的情节设置。作家常常运用出入意料的偶然情节促使故事的发展转化，这些情节又入情入理，恰切得当。如在篇幅不长的《摩诃摩耶》中，一系列异乎寻常的事件相继发生，两青年幽会被发现，摩诃摩耶被迫嫁人，紧接着又焚身殉葬，突然降临的大雨使她火里逃生，最后罗耆波的偶然失误又使她永远出走。正是这些扣人心弦的情节，使作品主题和人物性格得以一波三折，富有层次地表现出来。最后，泰戈尔善于运用精心提炼的细节展开情节，塑造人物。如，《法官》中一再提到的戒指和《原来如此》中多次描写的念珠，都具有连贯情节、刻画人物、深化主题的多重功用；《喀布尔人》中拉曼精心保存的印有女儿“小小的手印”的“又小又脏”的纸，则极为感人地展现出一个挚爱女儿的喀布尔山民的美好情愫。
与短篇小说相比，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更多地表现了印度近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愿望和社会理想。在这类作品中，《沉船》和《戈拉》占有突出的地位。
《沉船》的情节十分曲折，主干故事是青年知识分子罗梅西不惜牺牲自己最宝贵的名誉和爱情，帮助因航船失事而与丈夫失散的少妇卡玛娜寻找家人，并最终使之与丈夫团圆。作品多方面表达了泰戈尔以“爱”为核心的人道主义理想，同时对封建包办婚姻制度、宗教偏见、传统道德习俗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动摇性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批判。全书富于传奇色彩，书中人物大都闪射出理想光辉，读来引人入胜，感人至深。
如果说《沉船》主要从伦理道德角度和家庭生活方面阐发了泰戈尔的人道主义理想，那么，长篇杰作《戈拉》则着重从社会政治方面表述了作家的爱国主义思想。
《戈拉》写于1907—1909年，先在《布拉巴希》杂志上连载，后于1910年正式成书出版。作品以9世纪70、8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为背景，艺术地再现了印度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和印度近代先进人物探索民族解放道路的艰苦历程。
19世纪70到80年代，印度民族资产阶级正在成长壮大，广大农民对社会现状日趋不满，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的时机已基本成熟。但由于印度当时种种复杂的社会条件，民族运动从一开始就出现错综的矛盾，进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分裂成明显的两大思想派别。一派以梵社为代表，主张学习先进的欧洲文化，铲除国内各种封建陋习，但梵社1865年发生分裂，其中一派一味崇拜西方文明，贬抑民族文化，有人甚至成为殖民主义者的奴才，另一派以新印度教为代表，坚决反对崇洋媚外，强调维护民族文化，但同时又要求严格遵守印度教的一切传统，包括最落后的种姓制度。这两派之间就许多重大政治问题展开了长时间的激烈论战。
这场论争一直持续到小说写作时的20世纪初，小说在这时发表，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在《戈拉》中，泰戈尔从坚定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立场出发，热情颂扬了以戈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和顽强意志，同时严厉批判了他们的复古主义、教派观念和脱离群众等偏向，从而号召印度人民打破种姓藩篱和教派偏见，团结一致，为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的自主独立而共同斗争。
《戈拉》成功地塑造了印度教青年戈拉、宾诺耶，梵社姑娘苏查丽达、洛丽塔，爱国老人安南达摩依、帕勒席，以及买办洋奴哈伦等艺术形象，其中戈拉是全书着力刻画的中心人物。
戈拉是19世纪后半叶印度青年爱国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艺术典型，他本是留居印度的爱尔兰人的后代，因父母双亡，从小被一个印度中产阶级家庭收养。在这个家庭中长大后，他对印度无比热爱，对印度教极其信仰。小说着重描述了他探索民族解放道路，克服宗教偏见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大学毕业后刚刚走上社会时，戈拉的爱国思想同他的宗教狂热存在着尖锐矛盾。他是印度爱国者协会主席，印度教青年教徒们的领袖。他“爱印度胜过自己的生命”，对印度的自由解放满怀胜利信心。他曾说：“我的祖国不管受到什么创伤，不论伤得多厉害，都有治疗的办法——而且治疗的办法就操在我自己手里”。为了印度的解放，他随时准备献出自己“一切的一切”。但他却将宗教偏见和爱国热情混为一谈，处处恪守印度教教规，悉心维护婆罗门种姓的纯洁，行触脚礼，不吃喝异教徒的东西，甚至反对与异教姑娘恋爱结婚。他本想以此团结民众，推动实现民族复兴的斗争，但却事与愿违，到处碰壁，以致陷入深深的精神痛苦之中。
后来，社会实践的教育使他开始纠正自己的偏颇。在下乡旅行途中，他接触了许多下层农民，亲眼目睹宗教纷争和种姓制度造成的严重恶果，认识到宗教“只是将人分为种种等级，又将各个等级互相分开”，同时也看到劳动群众破除教派争端，一致反帝的事实。这使他感到，再也不能“用自己脑子所虚构的那种迷妄之见来欺哄自己了”。
最后，养父病危时说出他原是英国人后代的秘密，这使他震惊之余完全摆脱了印度教和种姓制度的精神束缚。他彻底清算了以往的偏见，决心为印度的全体民众服务。他由衷欢呼：“真正的劳动园地已经展现在我面前，……这是给三万万印度儿女谋福利的真实的园地！”“给三万万印度儿女谋福利”——戈拉的爱国主义思想至此达到最高、最完美的境界。
戈拉形象是当时印度进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艺术概括，也是泰戈尔社会政治理想的重要体现者。通过戈拉对人民的热爱、对自由平等的向往、对殖民主义的仇恨及对理想世界的不倦追求，作家生动地描述了19世纪后半叶先进知识分子强烈的民族自尊心、深厚的爱国主义精神和艰难坎坷的成长经历，这一形象表现出泰戈尔进步的社会政治观和他对民族解放道路的积极探索。
《戈拉》在艺术上也有鲜明特色。
第一，人物对话富于论辩性。小说的中心内容是探讨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在全书79章中，辩论有关民族、政治、宗教、种姓、文化、妇女、爱情等问题的篇幅竟占一半以上。辩论不仅发生在不同教派、不同思想的人物之间，还发生在父女、母子、姐妹、情人和朋友之间。辩论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唇枪舌剑，如戈拉和哈伦之间；有的各抒己见，如戈拉和朋友们之间；有的谆谆善诱，如安南达摩依和帕勒席对青年们的谈话。这些论辩性的对话是作家刻画人物性格，表达主题思想的重要手段，但某些篇章说教过强，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第二，小说善于运用对比手法塑造人物，使各自的性格在相互对照中更趋鲜明。不仅正反面人物形成强烈对比，如爱国者戈拉和买办洋奴哈伦，就是正面人物之间也交相辉映，如温柔沉静的苏查丽达与果断刚强的洛丽塔。在多重对比中，中心人物戈拉的性格得以充分揭示。
第三，《戈拉》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自始至终回荡着炽热的爱国主义激情。小说的主体虽是讲述故事，但其中带有很大的抒情成分。作家将叙事、议论和抒情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通过气势磅礴、热情奔放的文学语言，赋予作品以激动人心的艺术力量。在小说末尾，当戈拉得知自己不是安南达摩依所生，又感到她正是自己所要寻求的真正“母亲”时，全书的抒情达到最高潮：
“母亲，你就是我的母亲！”戈拉大声说。
“过去我到处寻找母亲，原来始终坐在我的房间里。你没有种姓，你不分贵贱，你不知憎恨——你只是我们幸福的化身！印度就是你！”
第三节 夏目漱石和《我是猫》
夏目漱石是日本近代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于自然主义文学风行之际提出现实主义的文学主张并诉诸创作实践，开拓了现实主义文学的道路，为日本近、现代文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夏目漱石原名夏目金之助，别号漱石。明治维新前一年（1867）出生于江户一个小官吏家庭，童年作为养子在别人家度过。他自幼好学，中小学时深受汉学薰陶，爱好汉诗文，写过纪行体汉诗文集《木屑录》，有志于“以文立身”。1893年升入东京大学文学院英文科学习。大学毕业后曾参加正冈子规倡导的俳句革新运动，创作了一些俳句。1900年，作为日本首批官费留学生赴英国深造，在伦敦广泛阅览文学著作，尽量搜集积累资料，进行文学理论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后来编为《文学评论》和《文学论》两部著作。两年多的留学生活使他对资本主义社会中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及“西方文明”有了切身感受和深刻认识。1903年回国，在东京大学任教。1905年发表处女作《我是猫》，轰动日本文坛，一举成为知名作家。首创的成功，极大地激发了夏目漱石的创作热情，紧接着他又连续发表《哥儿》、《旅宿》等作品，显示出多方面的艺术才能。1907年他辞去大学讲师教职，应邀加入东京《朝日新闻》社，从此走上专业作家道路。此后，他创作日丰，作品思想及艺术水准亦不断提高，先后推出《虞美人草》、《三四郎》、《门》、《从此以后》、《心》、《过了春分时节》、《道草》、《行人》等力作。连续不断的伏案执笔，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到了晚年，几乎每写一部作品，就要病倒一次。但他不顾病魔缠身，呕心沥血笔耕不辍，直到生命垂危之际，仍然顽强坚持创作。1916年12月因胃溃疡大出血不幸逝世，时年49岁。当时他正在奋力写作长篇小说《明暗》，该书第189节的题头标号竟成为他的绝笔。
夏目漱石的一生虽只度过49个春秋，创作活动也仅持续了12个年头，但成就却很卓著。他先后写出15部长、中篇小说，7篇短篇小说，两部文学理论著作，以及大量诗歌、评论、随笔等。他的文学成就最突出的是小说创作。从处女作《我是猫》到未完成的绝笔《明暗》，其文学活动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初期（1904—1907），是他作为业余作家进行创作的时期。此期的重要作品除《我是猫》外，还有长篇小说《哥儿》（1906），中篇小说《旅宿》（1906）、《二百十日》（1906）和《疾风》（1906），短篇小说集《漾虚集》等。这一时期是夏目漱石思想、艺术的探索阶段，创作的基本倾向是正视现实，对社会的黑暗现象进行尖锐批判。
中期（1907—1910），是他辞去教职，成为专业作家之后的创作时期。此期的重要作品有表达作者道德理想的《虞美人草》（1907）、描写知识分子爱情生活的前三部曲《三四郎》（1908）、《从此以后》（1909）、《门》（1910），以及长篇小说《矿工》（1908）等。这些作品的思想艺术成就多比初期有所提高，基本倾向从反映社会现实转向表现家庭生活、剖析人物内心世界、展示个性要求与世俗伦理的矛盾方面。
后期（1910—1916），是他思想发生重要转折以后的创作时期。此期的重要作品有被称为后三部曲的长篇小说《过了春分时节》（1912）、《行人》（1913）和《心》（1914），自传体长篇小说《道草》（1915），未完稿的《明暗》（1916）等。这一时期，由于“大逆事件”的发生、作者身患重病的磨难以及爱女天折的打击等多重因素，夏目漱石的思想再度发生明显变化，创作倾向随之转向批判利己主义、揭示人们内心世界的黑暗与罪恶方面来。他主张从伦理道德方面净化人的心灵，逐渐形成剖析心境，探求哲理的艺术风格。此期作品思想更加深邃，艺术更趋精熟，但社会批判力较前有所减弱。
夏目漱石在明治文坛上独树一帜。他的创作始终关心现实，坚持反映人生，尽管少数作品存在着所谓“余裕”倾向，但主导方面一直是现实主义的。作为日本近代社会的同龄人，明治社会培养出的第一批高级知识分子，他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伊始就对其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这是极为可贵的。他的创作，描绘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动荡不定的社会生活，展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为日本现实主义文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是猫》是夏目漱石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在1904年年底，夏目漱石应《子规》杂志主编之约，在教课之余写了一个短篇，题目为其首句“我是猫”。小说发表后反应热烈，于是他就一回回地续写下来，从1905年1月起在《子规》上连载，后来汇集出版引起了轰动。
幽默讽刺作品《我是猫》发表时，日本已经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体。当时，明治政权对内残酷剥削压迫人民，强化专制统治，对外侵略扩张，搜刮掠夺别国财富，社会贫富分化加剧，阶级矛盾日益激化。作为一个具有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夏目漱石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些弊端，他在小说中借一只猫之口，以嬉笑怒骂之词抨击时弊，揭露黑暗，批判资本家和金钱势力的邪恶，并艺术地再现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
小说以“我”——一只猫从生到死两年间的见闻和感受为线索，围绕着主人公苦沙弥同资本家邻居金田夫妇的一段矛盾纠葛，展开了简单的故事情节：金田的妻子为了选择女婿向苦沙弥了解理学士寒月的情况，苦沙弥不欲理睬她，于是招来金田夫妇的阴谋迫害，苦沙弥大动肝火，对金田及其走狗进行了反击。后来风波渐趋平息，苦沙弥的生活依旧平庸，猫也感到无聊，终因偷喝啤酒，掉进水缸淹死。
小说的基本部分表现了明治时期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情趣，塑造了有一定正义感而又空虚软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群象。猫的主人苦沙弥是个中学英语教师，他正直善良，疾恶如仇，安于清贫，不求荣达，憎恨权势阶级和趋炎附势之徒，对资本家的厌恶竟达到“顽固不化”的程度。他怠慢金田夫人，大骂金田老爷“算什么东西”，把走狗铃木的名片扔进厕所，“在那个臭地方判处了无期徒刑。”他不怕给自己招灾惹祸，抱着对社会黑暗势力的仇恨进行抗争，但这种抗争又是软弱无力，缺乏行动的。例如，金田收买帮闲偷听他的谈话并起哄闹事，又唆使落云馆的学生到他院里捣乱，一次他因遭到谩骂而勃然大怒，抓起手杖猛冲出去，结果却只是对着空无一人的大街，撑着毫无用处的手杖发呆生气。尽管他自我解嘲说“可是我每天都在斗争着。虽然对手不出来，我一个人动了火也要算是斗争吧”，但这种既找不到对手，又无用武之地的所谓斗争，除徒使自己增添烦恼之外，于对方是丝毫无损的。仅仅一个金田施展诡计就搞得他束手无策，又哪里谈得上与更大的社会恶势力对抗？苦沙弥就是这样一个对黑暗现实不满，蔑视权贵，敢于抗争；但又缺乏明确的生活目标，消极混世、精神空虚的具有两重性格的人物。
在苦沙弥周围，美学家迷亭性格开朗，机智敏感，爱开玩笑，恶作剧，吹牛撒谎，故弄玄虚，对人生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例如，有一天他到饭店吃饭，故意将“牛肉马铃薯”说成“薯铃马肉牛”，闹得堂倌莫名其妙，不知所云。他一有机会就嘲笑讥刺金田和小资本家铃木之流，但也只是冷嘲热讽而无具体行动，空有才华却找不出解决问题的实际办法。理学土寒月拒绝作金田的女婿，不肯与资本家为伍，是个有骨气的青年，可是他的生活十分无聊竟研究什么荒诞无稽的“吊颈力学”，诗人东风，哲学家独仙同样灵魂空虚，无所事事，可笑复可悲。
作者笔下这群既对统治阶级不满，又游离于人民大众之外的知识分子，是明治社会造出来的“多余的人”。小说再现他们的生活，同情他们的遭遇，讥讽他们的弱点，生动形象地展示了明治时期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命运。这些形象丰富了日本文学的人物画廊，并寄予了作者对腐败现实的强烈批判。
《我是猫》还从许多侧面揭露、抨击、嘲讽了明治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
首先，小说揭露了资产阶级和金钱势力的罪恶。这方面的内容主要表现在对资本家金田的描写上。金田是靠高利贷盘剥发家的大资本家，身兼三家公司的董事，拥有大笔财产。他赚钱的诀窍是“精通三角，就是要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的意思”（日语读音“三角”“三缺”相同，此处意为“三缺”）。他唯财是命，“只要能赚钱“什么事也干得来。”他倚仗财势为非作歹，苦沙弥与他素不相识，仅仅因为怠慢了他的老婆，他便几次三番施展阴谋迫害打击，使苦沙弥吃尽了苦头。作者对这种为富不仁，凶狠可憎的人物深恶痛绝，他用画式的笔触丑化其面貌，巧妙地勾勒出他的卑劣嘴脸；还借迷亭之口骂他：“凭着驴打滚高利贷起家，又贪又狠，穷凶极恶，千刀万剐，他也不肯咽气哩。”除金田外，小资本家铃木也是个典型的拜金主义者，他一心想爬上大资本家的地位，甚至不惜出卖学友为金田充帮凶。作品还通过猫之口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金钱万能的丑恶现实：“使得世间一切事物动的，确确实实是金钱。”其次，小说还抨击了资产阶级的统治机器——官僚机构和特务察制度。作者将明治社会比作毫无真理可言的疯子社会：“大疯子滥用金钱和权力，迫使许多小疯子为非作歹，还被人推崇做什么伟人”，批判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并认为特务警察都是统治者的鹰犬，“侦探是和小偷、强盗一个类族的东西，其臭无比。”另外，小说对当时社会虚伪的人际关系，腐朽的文化教育，堕落的道德伦理观念等痛加鞭挞和嘲讽，流露出作者对现实与未来的悲观绝望情绪。
《我是猫》在艺术技巧方面也有许多特色。首先是幽默风趣、冷嘲热讽的文章风格。小说中几位主要人物的名字皆以谐音暗指它义（如“苦沙弥”与“嚏”音同，“东风”与“豆腐音近等），给人以幽默滑稽之感，对金田夫妇丑陋外形的肖像描绘（金田老爷面庞扁平极度，金田太太鼻子硕大无朋），更收到强烈的讽刺效果。《我是猫》的独特形式还表现为两个十分明显的特点：一是借用一只猫的眼睛来展示生活、观察世界。小说第一句话就是“我是猫，名字还没有”，点出了作品奇特的叙事角度。作者在猫的动物性之上又赋予其人的意识与感情将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形象进行刻画。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猫就是作者的代言人。另一个特点是，《我是猫》缺少一般小说那种贯穿全书的情节线索，“既无情节也无结构，象参一样无头无尾。”（见《＜我是猫＞初版序言》）诚然，从动物的视角观察生活并非创举，没有情节亦未必高明，但只要将其放置于明治文坛加以比较，就立见其不凡了。该作品突破当时流行的言情小说的陈套，借助于猫的眼光拓宽视野，直面人生，不受既定情节束缚地剖析社会，挞伐时弊，的确是开一代文风的创新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