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勃
《论六家要旨》，应该是司马谈早期的作品，这篇文章里最推崇的是道德家也就是黄老之学，认为它兼有各家之长而没有各家之短。西汉初年直到汉武帝即位初期（窦太后去世之前），这都是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汉武帝乾纲独断之后，这已经成了一种过时的观点。
司马谈迅速跟上了形势，他教育儿子的时候，就总是强调孔子之道和《春秋》大义，不再谈什么黄老清静之道。如果认为是司马迁选择性记录的父亲的嘱托，那么至少有一点无可置疑：司马谈极得汉武帝赏识，汉武帝最为重视的封禅大典，司马谈是重要的策划人之一。而封禅一事，无疑属于司马谈嘲讽过的“博而寡要，劳而少功”的儒家弊端，和道家无为而无不为的原则正相违背。
所以司马谈获得了远远超过一般太史令所能得到的资源。而这些资源，又确实为未来司马迁的创作提供了巨大便利。
司马迁20岁的时候壮游，足迹踏遍了汉朝的大半壁江山。那么，这一次司马迁是公费还是自费？
古代出门旅行是一笔巨额开支，如果做“铁官”和“市长”的先祖都是贪官，积累了大量财富，那么私费也负担得起，倒是可能的。但自费远行，途中注定会有极多风险，碰到官府盘查，还有诸多不便。有一条史料说，司马迁这次出门，是“使乘传天下，求古诸侯之史记”（卫宏《汉旧仪》），即坐着政府的公车，搜集散落在天下各地的历史书。
太史令的本职工作，并不包含撰写历史书，显然，司马谈是利用汉武帝好大喜功，思想学术领域也要创造空前伟业的心理，把个人的撰著冲动，变成了国家级的文化工程的一部分，为儿子要来了这笔经费。
司马迁回到长安之后，做了“郎中”，即九卿第二个部门郎中令里的一个小官。
司马迁祠
郎官系统的任务，是平时执掌宫廷的门户，天子出行，则充任车骑，实际上没有特别具体的工作，但有较多机会亲近皇帝，所以更像是皇帝为未来选拔亲信官员而建立的一个人才库。那么，司马迁是怎样成为郎中的呢？
郎官照例由高干子弟或富家子弟充任，此外的途径：有在边境上建立军功，这个司马迁显然不符合；或者是先得到家乡父老的好评，被推荐为博士弟子，学习一年后通过考试名列前茅，就可以称为郎官。
以后人的标准看，司马迁继承父亲的事业，是尽了最大的孝道，他文才横溢，似乎考试也不成问题。所以通过这个途径成为郎中，可能性是最大的。但偏偏司马迁自己说过，他“少负不羁之名，长无乡曲之誉”，少年时代他在家乡简直被视为不良少年，完全不可能得到被推荐的机会。
所以，还是要靠父亲为儿子铺路。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能够走上仕途，是“赖先人之绪业”“幸以先人之故”，靠的是父亲的力量。本来，要二千石的高官，即相当于今天副部级的官员，才有资格让子弟充任郎官。太史令不过六百石，竟也享受了这个待遇，无疑就是汉武帝对司马谈有特别的青睐，愿意为他开方便之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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