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讲的标题是“生民未有，万世师表”。“生民”，出自《诗经·大雅·生民》。“生民未有”两句的意思是：自从有了人类后所没有过的伟人。在北京孔庙，大家可以看到清代帝王题写的“生民未有”匾。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被尊称为“万世师表”的，是孔子。在港澳台，每年的教师节即是孔子的诞生日。孔子的道德文章，堪称千秋万代之师和表率。
“释奠礼”，是自古相传的祭祀孔子的典礼。可是如今中国人都感觉很疑惑，很陌生。所以，有必要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释奠”一词，始见于《礼记·文王世子》，当时的学校，对于先圣、先师行“释奠礼”。“释奠”是什么意思？没有作出说明。东汉著名经学家郑玄解释说：“释奠者，设荐馔酌奠而已，无迎尸以下之事。”“释”就是放，在牌位面前放祭品；“奠”也是放，在甲骨文里，“奠”字的本义就是把一个酒器放在地上。“设荐馔酌奠”，“荐馔”，是食品；“酌”，是酒。一般的祭祀，都需要有“尸”。这里的“尸”不是死人，古代祭祀，一定得有一个人代表死者坐在那里，这个人就是“尸”。释奠礼没有“尸”，只需要把祭品放在那里。唐人孔颖达解释说：“释奠”是“直奠置于物，无食饮酬酢之事”，即只要将祭品直接放在神主之前表示祭奠之意，致祭者之间不需要酬酢。总之，这是一种比较简略的仪式。
中国文化有“敬天法祖”的传统。所谓“敬天”，就是敬仰大自然给予我们的恩惠。之所以要祭祀天、地、日、月等自然神，是因为它们给予我们生存的环境。在北京有天坛、地坛、日坛、月坛，每年要以祭祀的方式来表达报恩之心，这是“敬天”。“法祖”，就是效法祖先艰苦创业，开辟崭新社会的精神，对他们怀有温情和敬意。后人永远不能忘记这个民族、这个家族是怎么来的，尤其是为这个民族、这个家族做过重大贡献的人。中国人尊重历史，以前家家都要祭祖，没有祖先，就没有我们今天，尽管大多数祖先都是普通人，但他们的身上，都有着许多值得继承、弘扬的优秀品德。
祭祖是祭祀和自己有血缘关系的亲属，祭奠的对象不具有神性。古代说，人死为神，这个“神”并非今天所讲的神仙。
中国还有一类祭祀对象，既不是自然神，也不是与之有血缘关系的人，而是对社会做出杰出贡献的文明先驱。
比较典型的是“祭黄帝”。《史记·五帝本纪》把黄帝作为文明史的初祖。中国历朝历代都祭黄帝，直到今天，每年清明节，陕西黄陵县都有社会各界的公祭活动，这是作为国家大典来进行的。这是大家所熟知的。
据文献资料，古代还大量祭奠各个领域的发明创造者，比如，发明农业的人。古人认为，发明农业的人很了不起，把种子播种到地里，经过一定的耕耘程序，就能够丰收。以今天的观点来看，这很有道理。农业是人类文明之母，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就是农业和畜牧业的分工，没有农业什么都谈不上。古人把最早发明农业的人称为“先农”，每年致祭。
发明蚕桑的人，也是圣人。蚕的头上有孔，通过孔不断地朝外吐丝，直到把丝吐尽，蚕就把自己包在里面，这叫“作茧自缚”。蚕丝很细，外面还裹着一层胶，粘得非常密。世界上很多地方有蚕茧，只有中国人，发现蚕茧是可以抽丝的，而且，最早懂得要把外面这层胶化掉。江南一些缫丝厂就是把茧放在热水里，泡上一定的时间，丝绪就露出来，然后再把丝抽出来。一枚蚕茧的丝有一公里长，且质量好、很结实。野生蚕的丝的断面是三角形的，在光下旋转，会有三棱镜的效应，闪闪发光。而家蚕的丝，横截面是圆的，无论怎么转都没有光。用野生蚕的丝做成的衣服、被子，有利于治疗关节炎，有利于身体健康。在浙江嘉兴新石器时代墓葬中，发现了距今约四千年的丝织品的实物，所以那时，中国人已有丝绸织物。到南宋以后，棉花从国外传进来，才开始做棉制衣服。
还有发明医学的先驱。中国的医学，像针灸之类，也很出色。尽管中国医学中的穴位理论，在西方解剖学上得不到证明，但并不因此而可以抹*这套理论。据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以及张家山汉简记载，那时的人已经知道人体有经络，并且知道用相应的工具刺激经络来治病。中国的这...
若是去北京，可以去看看先农坛。《周礼》提到要“祭先农”，那么是谁最早发明了农业？不知道。可是每年还是要祭他，不能忘记他给我们后人带来的福祉。在北海，建有“先蚕坛”，每年要“祭先蚕”。先蚕是谁？尽管也不知道名字，但是必须对他表达一种由衷的感激。还有太医署，要祭“先医”，就是祭奠最早发明医学的人。这些人，虽然与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却是给社会带来了无穷的恩泽。中国人很厚道，因而都要祭奠他们。
在这些祭祀里，只有对于孔子的祭祀，是确切知道名字的，而且仪式也最为隆重。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对孔子的祭祀。这样安排，主要是考虑南京的两大名胜古迹：一个是中山陵，一个是夫子庙。我小时候就听大人说过南京的夫子庙，很是神往，但当时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以后才知道，这是祭祀孔子的地方。
一、孔子的生平和学行
孔子列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巨擘。“子”，是尊称，名丘，字仲尼，鲁襄公二十二年（前554）生于鲁国的昌平乡陬［zōu］邑。
中国有民间修史的传统，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修“家谱”。“家谱”记载一个家族迁徙、流传过程。有一年，我到韩国安东的一个乡访问，那里的文化颇盛，是八个“宗家”的聚集地，名闻三韩。有位老人听说来了一位中国教师，特别高兴，便请我去他家，并搬出厚厚的三册家谱。打开第一页，看到他们的祖先，最早可追溯到唐朝的一位姓金的官员。这位官员被派遣出访日本，因途上遇到飓风，被吹到朝鲜半岛了。当地的人见有唐朝的使臣到来，便把他接到岛上。因是从南面漂过来的，于是被当地政府赐姓“南”。发展到现在，南氏已有二十多万人。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是因为有了家谱才流传至今，家谱因而弥足珍贵。
孔子的先世可推到殷朝末年。《论语·微子》讲“殷有三仁”，其中之一是微子。这三位仁者处在商朝末年，因正直而著称于世。武王克商后，封微子于宋，建都于今河南商丘地区。中国古代的文化非常有意思，很多方面西方人看不懂。比如把某个国家消灭后，不仅不会赶尽*绝，而且还留一块地让他们继续生存。北京西城有座历代帝王庙，只有极个别非常坏的没摆进去，其余的帝王都在其中接受后人的供奉。尽管清灭了明，但明朝的帝王依然被供奉在该庙之中，因为历史是不能磨灭的。武王克商后，把微子封到了宋。传了几代之后，出现了孔防叔，为了躲避战乱，迁到了鲁都曲阜。在这样迁徙的过程中，古代的姓氏不断地产生新的分支，孔防叔以孔为氏了。
到了孔子父亲叔梁纥的时候，家族开始衰败，成为没落的贵族家庭。孔子三岁时，父亲过世，因此他从小生活就非常贫困。孔子自己讲，幼年时家境不好，所以“多能鄙事”（《论语·子罕》），曾经当过诸如管仓库、养牛羊之类的小吏。“吾少也贱”，身份低微，没有社会地位。但是孔子从小对文化情有独钟。读《史记》可以看到，孔子小时候玩耍，也不同于其他小孩子喜欢打闹，他常陈俎豆，设礼容，模仿祭祀、礼拜等体现中国文化的活动。这是他自幼就与众不同的地方。
孔子有广博的学问，富有人文关怀。他非常痛恨春秋乱世，怀念周公制礼作乐的政治理想。读过《礼记·礼运》“大同”章都知道，孔子希望实现“大同世界”，反对暴政，反对社会的无序、无礼。孔子有一套救国救民的方案，他相信如果谁能采用这套方案，社会就会改变。为此，他周游列国，希望有人能采纳。非常遗憾的是，诸侯迷信的是暴力，追求的是个人私利，所以孔子处处受到冷遇。《史记·孔子世家》讲，“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孔夫子的一生非常不幸，没有人愿意采纳他的思想、意见。到了晚年，他非常伤感，回到鲁国。这时，他的年龄也大了，他的抱负没能在政治层面得以实现，但恰恰也是这个原因，使他在其他层面上有所成就。
像孔子这样既有理想又有学问的人，总是想为社会做些事情。于是，他发明了一种职业，这就是“讲学”。在孔子之前，学术是被官府垄断的，叫作“学在官府”。孔子打破官府的文化垄断，开始在民间兴办私学。他办学的门槛很低，“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无论家里贫穷，还是富裕，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学费也很低，大家都知道“束脩”，就是一束干肉，只要交上这么一点学费，就可以跟随他学习。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同一个问题，不同的人问，答案是不一样的。孔子以“文、行、忠、信”四教教导学生。一个人应该学“文”，不学文，怎么能跟上时代呢？怎么能在这文明社会生活呢？讲“文”，不是用来装点门面的，而是为了指导“行”。了解知识的目的，就是要用来指导行为，知与行一定要合一。朱熹讲，人生只有两件事：一个是知，读书求得真知；一个是守，守住理。陶行知说：“千学万学，学做真人。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礼记》中的《学记》，是中国最早研究教学理论的著作。这本书的文字不是很生僻，大家都应该读读，其中蕴含的教学思想，至今没有过时，还可以为我们所用。例如，学与思并重、启发式教育等。为什么说孔子是“万世师表”？因为他不仅是最早的老师，而且是中国教师的典范。一般地说，“第一个”都不太好做，可是孔子不仅做出一流，而且至今，没有一个人能超过他。
孔子还是一位学者。《论语》第一篇就是《学而》。孔子“学道不倦，诲人不厌，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史记·孔子世家》）。他一生都在不断地学习，把学来的知识再传授给别人。他是后世学习的楷模。
孔子的学问可以概括为四个字：“修己治人”。首先是“修己”。读书是为了修身。《论语·学而》记载：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贡讨论，子贡讲，《诗经》有一句话“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不是说一个人要不断地修身？孔子听了很高兴地说，真是不简单哪，我从此可以和你讨论《诗经》了。“切磋”是指对玉、石、象牙、骨器的加工。比如用一根骨头做簪子，首先要把骨头切断，因为比较毛糙，所以还要把它“磋”光滑。玉也是如此，琢出花纹后，还要把它打磨得很润泽。一个人的修身，好比是切了还要磋，琢了还要磨。做人要有底色，还要不断地进行“切磋琢磨”，使自己符合时代文明的要求。每个人都要修身，“吾日三省吾身”，不懂得反思，不懂得自我批评，就永远不会有进步。要“切磋琢磨”，不断去掉自己身上不好的东西，使自己成为一个高雅如艺术品的人，这需要用毕生的精力来打磨、修饰、雕琢。如果没有这样的工艺，你仍然只是一块料。尽管这块料的本质不错，但如果不经过切磋琢磨，就成不了艺术珍品。这就是“修己”。
“修己”的目的是“治人”，就是说要像加工玉器、骨器那样，给别人帮助和影响。朱熹《大学章句》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清华大学早期的宿舍，起名为“明斋”、“新斋”、“善斋”。“斋”是修身养性的地方。每天看到“明斋”二字，就会自我反省：我今天“明明德”了吗？作为人类，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人生来就“明明德”。但是在社会上待久了，它被一些污浊的东西给遮蔽了、蒙住了，所以需要将它重新焕发。仅有“明明德”还不够，还要“新民”，作为知识精英，要以先觉觉后觉，让没有觉悟到的人，在你的影响下觉悟。要“明明德”，要让自己光明的德性更加彰显，以此影响大众，引领社会向上。这是知识分子的责任。“明明德”、“新民”不能只做一天、几天的，就像现在的“学雷锋”，很多人只在每年的3月5日秀一下，这样，就算给一百年的时间也学不好。“学雷锋”是讲时时处处的。那么，“明明德”、“新民”该到何时“止”呢？“止于至善”。两者都达到“至善”的境界，才能止。讲“修己”，讲“治人”，就是要将自己完善之后，要让天下的人都完善。孔子学问的主旨就在于此。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都讲做人的道理。程子说：“今人不会读书。如读《论语》，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如果诸位听彭老师课之前是此等人，听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听。我千里迢迢来这讲课，如果一点效果也没有，大家只是听听笑笑而已，那就辜负了我。我会感觉很失望。
孔子学问的旨趣，是如何使仁爱、中和、忠信、诚敬、孝悌等内化为人的本质，强调的是内化。现在港台地区将今天这样的课，叫作“通识教育”，内地叫作“素质教育”。这些年，人们一直在讨论该叫“素质教育”还是“通识教育”。我个人主张叫“素质教育”，因为“通识教育”强调的是知识的传授。台湾著名的女作家龙应台写过一篇很精辟的文章，说知识是一种外在于本体的知道。比如喜马拉雅山有多高，这与本体“我”毫无关系，是外在于我的一种知道，是可以量化的。而“素质”不同，“素质”是在学了文史哲知识之后，它们内化为本体的一部分，并成为指导人生的一种理念和力量。如果把中文系的《红楼梦》课原封不动地端到化学系去讲，就叫“素质教育”吗？这不过是增添了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素质教育的目标要更深一层。
一个民族、国家要腾飞，就要提高人们的素质。素质，应该是指最基本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要求，并且一定要把它内化为人的本质的一部分。孔子特别强调这种内化，通过内化，树立起高尚的人格、正确的人生理念和高度的文化自觉。我每开一门课，都会反复思考，这堂课要带给大家什么？不是要灌输一大堆知识，而是要通过知识来激发、培养学生的文化自尊、文化自觉。每个人都面临着诸多的选择，如果没有文化自尊、文化自觉，就容易人云亦云，失去主心骨。
有同学采访我，问我对“国学热”的看法。我认为，如今有不少地方的“国学热”做歪了，走偏了。怎么能拿“国学热”去发财、去出人头地？“国学热”一定要归结到文化精神上来。中国没有宗教，靠什么把社会推向前进呢？就靠文化精神。就是要求每个人修身，修身之后再来影响周围的人。这其中，涉及修身以及影响周围的内容非常多。复兴儒学，不是为了复古，而是要法古开新，吸取其中的精髓。
史*载，鲁哀公十四年（前481），鲁哀公在名叫“大野”的薮泽狩猎，叔孙商抓了一头麒麟。麒麟是仁兽，一般情况下不出来，但是它不仅出现，而且被抓住了，大家都觉得这个兆头很不好。结果两年后孔子故去了。
孔子虽然去世，他的影响还在。他的弟子和仰慕者纷纷搬到他的墓边居住，多达一百多，大家都离不开他。所以那个地方叫“孔里”。但是弟子们又不能服丧。因为服丧的人，必须要有血缘关系。怎么办？服“心丧”。尽管不穿丧服，但每天在心里哀悼他，怀念他。“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我们周围有不少上了年纪的知识分子对老师都特别尊敬。我有个同事，一天见他特别痛苦。问为什么？说刚得到他老师去世的消息，老师对他的恩惠实在太多，但他又赶不回去。于是，他就朝着老师所在方向跪着，“望哭”，望着那个方向哭泣致哀。为父母亲服三年之丧，孔子的弟子亦为他心丧三年。子贡与孔子的关系很深，他将自己的房子盖到墓边，并在那待了六年。师生的情感多么深厚！
孔子开创私学，使中国文化，走向了大普及的时代。依我看，以后诸子百家局面的出现，与孔子有很大的关系。中国诸子百家的时代，处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西方人认为，在公元前6世纪前后，人类文化达到了一个高度灿烂的巅峰时期，在印度出现了释迦牟尼，在古希腊出现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在中国出现了孔子和老子。西方人对孔子的成就是非常推崇的。
司马迁是龙门人，治学风格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为了读书、学习和写作，他走遍全国各地，他也去了孔子的家乡。司马迁十分敬仰孔子，把孔子列为《世家》。《史记》对帝王叫“本纪”，如《周本纪》、《殷本纪》、《夏本纪》、《秦始皇本纪》；对诸侯都叫世家，如《鲁世家》、《吴世家》、《宋世家》。孔子只是一介布衣，没有做过诸侯，但司马迁将他放在《世家》的位置，推崇备至。
《史记·孔子世家》有这样一段赞美孔子的话：“太史公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诗经》的两句话“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把孔子比作一座高山，比作文化史上的巅峰，虽然我不能达到他那样的高度，可是心中始终向往，始终朝这个方向前进。“适”是“前往”的意思。“车服、礼器”，指孔子的遗物。“诸生以时习礼其家”，诸生按照规定的时间，在孔子家里学礼。“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祗”当“敬”讲，意思是我满怀着对孔子老人家的敬意，走来走去不忍离开。古往今来，有多少诸侯天子，活着时，前呼后拥，死后便什么都没了。“传十余世”，是指传到司马迁那个时代。“学者宗之”，所有的学者都以他为宗。“六艺”，指《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六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有了《诗》，就有了文学，有了诗歌学；有了《春秋》，就有了史学；有了《易》，就有了哲学。中国所有的学术都是由六经发端的。对于六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出现争论时，就用孔子的话来作为标准来判断是非曲直，这就是“折中于夫子”。孔子是至高无上的圣人，他的学问影响至今，堪称万世不朽。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熹《朱子语类》提及，有个唐朝人记载说，这是他在蜀道馆舍壁间所看到的。意思是，假如上天没有把孔子生下来，人类将会万古长年在黑暗中摸索。由此可见，人们对于孔子可谓敬仰有加！
二、祭孔仪式的演进
孔子去世第二年，鲁哀公决定祭奠他一下，并且将孔子生前的三间房子，改为祭祀场所，把他用过的衣、冠、琴、车、书等，都收藏在里面，供人们凭吊、瞻仰。
西周以来的祭祀主要是“四时祭”，就是在春夏秋冬每个季节换季时，祭祀祖先。每年的四时，人们都会自发地到孔子墓前祭祀，甚至有儒生在那里演习乡饮酒礼、大射礼等。孔子在世时，在看过乡饮酒礼后，非常感慨这种仪式潜移默化的教育作用，说：“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也。”（《礼记·乡饮酒义》）就是要推行王道是何等地容易啊！这里的两个“易”是强调容易。
除了群众自发祭祀外，孔子的后裔祭孔，主要是“四大丁祭”。何谓“四大丁祭”？春夏秋冬四季，每季三个月，分别称为孟月、仲月、季月。古代用天干纪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一共十天，一个月不超过三十天，所以，一个月之内，十个天干会出现三次。其中有三个丁日，第一个丁日叫上丁日，第二个叫中丁日，最后一个叫下丁日。祭孔就在仲月第一个丁日，即上丁日。韩国最高级别的孔庙——成均馆，每年春秋两季的仲月的上丁日祭孔。韩国南北各道都有孔庙，这些孔庙要比成均馆的祭孔日晚，在中丁日。而县一级的孔庙，则在下丁日祭孔。这是古法的流存。
帝王也有祭孔的传统。西汉第一个皇帝是汉高祖刘邦，很多书说他没有文化，甚至是个无赖。但据《汉书·高祖本纪》记载，汉高祖刘邦即位十二年，从淮南返回京城经过曲阜时，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成为第一位祭祀孔子的帝王，开创了帝王祭孔之先河。在他之后，共有十一个帝王、十八次到山东曲阜祭祀孔子。
到了东汉，各地郡县的学校都开始祭祀孔子。据《后汉书·礼仪志》记载，各郡县举行乡饮酒礼之后，在当地学校祭祀先圣、先师，先圣是周公，先师是孔子。最初，周公和孔子是摆在一起合祭的，所以古人常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并提。祭牲是一只犬。此时祭孔的仪式和格局还没有形成。
唐太宗非常尊重孔子，也非常喜欢儒学。贞观二年（628），房玄龄提出，周公、孔子虽然都是圣人，但是对于历史的贡献是不同的，在国学里，应该祭孔子，这一提议得到唐太宗首肯。于是，就把周公、孔子分开来祭。不过，古代人祭祀都不会单独祭一人，要有一位与其关系最密切的人配享。孔子对颜渊的评价很高，俩人关系也最好，亲如父子，所以就让颜渊配享。后来，又有人认为这样不行，周公和孔子还是应该摆在一起致祭。所以有过短暂的反复。唐高宗时，又把周公、孔子分开。因为周公的贡献主要在政治上，周公和成王的关系最密切，所以就用成王配享周公。颜渊配享孔子，作为一种规则，从此就被定下来了，再没变化。
唐太宗时还有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在各地的州县建孔庙，以敦行儒学。自那开始，每一个州县都有一座文庙、一座武庙，文庙是孔庙，武庙是关公庙。武庙提倡的是忠义。随着州县普遍建立孔庙，祭孔仪式随之推行到各地，成为所有读书人都参与的一项活动。
释奠礼的规格，到唐朝趋于完善。唐初，州县之学多仿魏晋故事，祭四次，即每年春夏秋冬各祭一次。主祭是学校学官自己充任。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规定，祭孔一年两次，即在春秋季的仲月，称“释奠礼”。
“释奠礼”的规格，国学、州学、县学各有不同。国学行祭孔礼，要三献，就是敬三次酒。第一次叫初献，是最重要的，初献官在三献官中最重要。国子监祭酒担任，祭酒是官名，相当于后世国立大学的校长，祝辞要说“皇帝谨遣”，意为受皇帝委托，代表皇帝来祭孔，他个人的身份不够。古代在陕西黄陵县祭祀黄帝，也必须要说明是受皇帝的差遣，代表皇帝来致祭。现在已经走样了，变成陕西地方官在祭。初献之后是亚献，司业“亚献”。国子监博士“终献”。在州学，刺史初献，上佐亚献，博士终献。在县学，县令初献，县丞亚献，主簿及县尉等终献。这一规定，提升了释奠礼的规格，为后世沿用。如果皇太子亲自去祭，那他一定是初献官，规格会更高。
魏晋南北朝时，开始讨论释奠礼的规格。著名学者裴松之认为，现行的祭孔仪式太过单调，提议加入舞队。古代的舞队一排八个人，叫作一佾［yì］，天子是八佾，共六十四人，诸侯是六佾，共四十八人。司马迁把孔子当作世家，享受诸侯的待遇，应该用“六佾”。这个动议提出来后，由于金石器乐准备不足，最终未果。到了南齐，有人提出用“轩悬之乐、六佾之舞”的规格，得到允许。六佾跳舞时，需要乐队，古代乐队有规格。天子是“宫悬”，钟磬悬四面；诸侯是“轩悬”，即把南面的去掉，悬三面；卿大夫是“判悬”，悬两面；士是“特悬”，只悬一面。到了唐朝，如果皇太子亲自释奠，举行迎神、登歌奠币等仪节时要奏乐，乐章都有专门的名称，分别叫《承和》、《肃和》、《雍和》、《舒和》等。虽然孔子的牌位在这里，可是孔子的魂魄却在天上。怎么请他下来呢？孔庙中间的门平时不开，这时就要打开，要奏迎神曲，接引他下来受祭，祭毕要奏送神曲，送他上天。到了宋代，释奠礼由中祀升为大祀（古代的祭祀级别有大祀、中祀和小祀三等），使用的礼器是十二笾豆，与天子祭社稷的规格完全一样。到了明朝，释奠礼由“六佾”升为“八佾”，礼器数目与天子等同。虽然孔子没有做过王，但他是“无冕之王”、“素王”，且所有的王都要向他行礼致敬。在历史上，孔子的地位是与帝王一样的。
祭孔时要有一个牌位，牌位上需要有称呼，孔子是文化巨匠，为了表示对他的尊敬，按照古代的习惯，要给孔子追谥。在古代中国，一旦过世了，特别是帝王，一生的表现要用一个字来代表。例如周幽王的“幽”，就是他的谥号，是幽闭、不明之意；周厉王谥“厉”，暴虐之意。这叫恶谥。所以，帝王都很谨慎，因为恶谥会被记入史书，千秋万代都会知道。好的谥号，有文、武、康等。
唐开元年间，追谥孔子为“文宣王”，喻示他的贡献。到了宋朝，认为这个谥号不足以表达他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于是加上“至圣”，就是最高的圣人，就成了“至圣文宣王”。元朝加谥，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就是集大成的、至高无上的圣人。到了明朝，改称“至圣先师孔子”。现在到北京孔庙，可以看到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孔子原本只是个布衣，但是两千多年来却享有如此之高的身后荣耀。
三、四配与十二哲
古代大成殿里供奉孔子牌位，最初只有颜渊一人在旁边配享。渐渐觉得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只一个配享，祭祀的规模太小了，便以孔子四个最好的弟子配享。这里有一个问题，什么叫作“弟子”呢？“弟子”一词出自《史记》，其中《仲尼弟子列传》讲到，孔子的学生年龄相差很大，有的比孔子小几十岁，就像他的儿子，有的只比孔子小四岁，就像他的弟弟，所以年长的如弟，年少的如子，也有父子俩一起做他学生的，如弟如子，合起来就叫“弟子”。
孔庙以四位最杰出的儒门弟子——颜渊、曾参、子思、孟轲配享，称为“四配”。孔子在中间，左边配两个，右边配两个。“四配”中第一个是颜回，字渊，故又称颜渊，与其父颜路都是孔门弟子。孔子在《论语·雍也》中称赞，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非常喜欢读书，虽然穷成那个样子，住在破烂的巷子里，吃的是盛在竹器里的一点米饭，喝的是一瓢冷水，如果有人处在那个境况下，都会不堪其忧，哪还有心思念书呢？但是“回也不改其乐”。颜渊这个人能“闻一知十”。孔子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个科目评价学生，德行以颜回为首。鲁哀公曾问孔子说，弟子中哪个最好学？孔子说“有颜回者好学”（《论语·雍也》），没说第二个人。又说颜回死了之后，“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颜回终身不仕，一直追随孔子，亲如父子，“颜回之于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吕氏春秋·劝学》），就像曾子侍奉他的父亲，所以他最早配享孔子。
第二位是曾参，就是曾子，他与父亲曾点也都是孔子及门弟子。曾子最突出的一点是孝，《大戴礼记》有一篇《曾子大孝》，可见他的孝行非常突出。除此之外，曾子还刚毅超群，“辱若可避，避之而已”（《春秋繁露·竹林》），屈辱，如果可以躲避，又何必去忍受呢？“及其不可避，君子视死如归”（《春秋繁露·竹林》），这是一种非常从容的态度。“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论语·泰伯》）这些脍炙人口的名言，都出自曾子之口。相传曾子著四书之一的《大学》，受到宋朝学者的推崇，被誉为“儒学纲领”、“入德之门”。曾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到南宋时也被列入配享。
第三位是子思。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名叫孔伋，父亲孔鲤在他幼年时就去世了，所以他一直和孔子生活在一起。通过《礼记》和出土的简帛可以看到，子思曾经当过鲁穆公的老师。他有一本书，叫作《子思子》，到魏晋南北朝时还有人看到过，到了隋唐就亡佚了。汉儒在编《礼记》时，取了《子思子》中的《中庸》、《表记》、《坊记》、《缁衣》四篇。曾有人质疑历史上有没有《子思子》这本书，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汉朝人伪造的。近来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里面有完整的《缁衣》篇，说明《缁衣》不是汉代的，而是先秦的；还有一篇《性自命出》，所表达的主题与《中庸》一致。这两点，验证了先秦子思作《子思子》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子思的《中庸》尤其重要，宋朝人“四书”的读法：先读《大学》，然后读《论语》，然后再读《孟子》，最后才读《中庸》。“极高明而道中庸”，因为它讲形而上，讲儒家的哲学思维。韩愈说《中庸》的重要性，是与《易经》、《孟子》等同的。二程、朱熹认为，《中庸》是“孔门传授心法”之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贯穿着中国文化的道。中国文化的道是什么？二程认为，就是《中庸》之道。子思看到天下大乱，学派林立，担心再不把它写下来，恐怕将来异端邪说就会主导社会，于是就写了下来，《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其中的思想，与郭店楚简都能对上。所以子思也非常了不起。在南宋时，子思开始列入配享。
第四位是孟子。有的书上说孟子是子思的学生，但是俩人的年龄不符。有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认为孟子是子思门人的学生。孟子也非常了不起，孔子是“至圣”，孟子被尊为“亚圣”。孟子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在政治思想史上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他提出的“君轻民贵”的观点，闪耀着民本主义的光辉思想。他提出的“性善论”，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孟子的心性学说，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河。孟子，最初属于先秦诸子，《孟子》列于“经史子集”的子部。宋代学者非常喜欢《孟子》，最后把它列入儒家经典。就儒家经典而言，先是六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只剩下五经。以后又不断加入《公羊传》、《穀梁传》、《礼记》等，到了唐朝，已有九经。之后又加入《尔雅》、《孝经》。到了宋朝，所加的第十三部经就是《孟子》，从此再没有加。《孟子》在宋代还被列入“四书”，并且从南宋开始，孟子配享。
1127年，徽、钦二帝被金人抓走，北宋灭亡。高宗仓皇南渡，逃到浙江后，他继续腐败，“直把杭州作汴州”，虽说失去了半壁江山，却照样歌舞升平。这时，孔子第48代孙孔端友也南迁到浙江衢州，在当地建孔庙祭祀。所以，现在孔脉有两大宗，一支是在南宋之初迁到衢州，成为孔脉的南宗；还有一支留在曲阜，称为北宗。分离局面结束后，两支关系非常好，没有争论谁是正宗，但还是应该以曲阜为正宗。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宋度宗，他到太庙祭祀时，正式确立颜渊、曾参、子思、孟轲作为配享。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对此有很高的评价：“自此之后，国无异论，士无异习。”觉得这四个人做配享是最合适的，一直到元、明，孔庙的格局就此奠定。
有了“四配”还不够。《论语·先进》里，孔子曾经用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评定学生的优长：“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由此可见，这十人，显然在三千弟子或者七十二贤人中，是高一个档次的。所以，唐太宗诏令国学祭祀孔子时，因颜渊已升为配享，故将曾参（子與）列入，补颜渊之缺，以此“十哲”配享。南宋时，因曾参进入“四配”，故将颛孙师（子长）列入。
到了南宋，朱熹地位非常高。朱熹是继孔孟之后，中国学术史上最为伟大的人物，他的学问浩瀚之极。大家若有兴趣，可以读一读《朱子语类》或是《朱子全集》。朱熹一生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来做儒学的普及工作。当时很多人读不懂儒学经典，朱熹就注“四书”。他做的是集注，就是吸收前人对“四书”的注释中最好的内容。他注得很精练。他自己就讲，所写的“四书”的注，每一句话都像是在秤上称过的，多一个字不得，少一个字不得。而且非常通俗。《四书集注》成为后来科举考试的官定文本，在思想文化史上影响巨大。前几年，南京的凤凰出版集团要出版朱熹的《四书集注》，希望我写一个序，并且计划把这个序刊登在杂志上，让我单独给起个题目。我给了两句话：“儒学之根基，六经之阶梯。”只有把“四书”看懂了，融会贯通了，才能看明白“六经”。钱宾四先生，也就是钱穆先生，对朱熹也是非常推崇，因为朱熹不仅学问好，而且有人文关怀。到了清朝，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熹被增补为第十一哲。
中国人是讲究对称的，有了十一哲，还要找第十二哲，最后找到了有若。有若在史书上的记载并不多，但在《论语·学而》中，有三段有若的言论。而且不是称有若，而是称“有子”。在《论语》里，可以称为“子”的，除了孔子以外，一是曾子，再就是有子。有人据此推测，《论语》可能是曾子和有子的学生编的，所以不敢直呼老师的名字，凡是遇到老师的地方，就称为“子”，其他人因为不是直接的老师，因而可以直呼其名。此外，孔子去世时，鲁哀公曾去哀悼，有若过世时，鲁悼公也去吊唁过。由此可见，有若在孔门的地位很高。再者，据《孟子·滕文公上》载，子夏、子张、子游在孔子死后很失落，他们发现在同学里有若的言行、气质、长相特别像老师，于是就用侍奉孔子之礼侍奉他。直到乾隆三年（1738），有若才成为第十二哲。
四、先贤、先儒从祀
儒学自孔子开始，在后世不断发展。除了孔门弟子之外，历朝历代都有人在传播孔子的学问。尤其是唐太宗，对于推行儒学所下的力气是很大的。贞观二十一年（647），唐太宗下诏，每年太学祭孔时，将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胜（一作伏生）、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等二十二位为儒家经典作过注释的学者，作为儒学功臣配享。
在这些先儒里，有很多是大家熟悉的。孔子写《春秋》，后来有三家出来给它作“传”，就是作解释，有左丘明写的《左传》，公羊高写的《公羊传》，穀梁赤写的《穀梁传》，被叫作“《春秋》三传”。
说到伏胜，这人很有意思。秦始皇焚书坑儒，把书都烧掉了。到了汉初，社会不能没有文化，可是书都烧掉了，怎么办？于是就到民间去征集，看谁家还有私藏的文献。捐出来，政府有奖励，政府会抄一本，将副本留给你，正本捐给国家。济南有个老人叫伏胜，会背《尚书》，于是就让他背，派人去记录下来，但是他说的山东话听不大懂，就问他的女儿，《尚书》就这样磕磕巴巴地被记了下来。这伏胜是《尚书》的功臣。
高堂生、戴圣是研究《礼记》的，刘向、郑众、杜子春都是汉代的经师，何休是注《公羊传》的，杜预是注《左传》的，范宁是注《穀梁传》的。没有这些人，那些经书后人是看不懂的。
到了宋神宗时，又将荀况、扬雄、韩愈等三位列入从祀。荀子非常崇拜孔子。大家看《荀子》可以发现，这本书是模仿孔子《论语》的：《论语》第一篇叫《学而》，《荀子》第一篇叫《劝学》；《论语》的最后一篇叫《尧曰》，《荀子》的最后一篇叫《尧问》。《荀子》是极好的一本书，可惜现在大家都不怎么读。还有扬雄、韩愈，最后从祀的先儒达到七十七人。
这七十七人的牌位，供奉于两庑南端。这样，在大成殿的外两侧，先贤靠前，离大成殿近，排完后再往下排先儒，实际上，就把历史上最为优秀的学者，全都囊括在内了。
五、祭孔的文化意义
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中华文明所及之处，无论东西南北，还是台湾、海南，都有孔庙的存在。在汉文化圈内的朝鲜半岛、日本、越南等地，也无不如此。孔子的第76代孙孔德成在1949年到了台湾岛。他去日本，日本人迎接他，就像迎接神一样，跪下来拜。在越南，河内的孔庙很大。韩国仅有约五千万人口，相当于中国一个规模比较小的省，却有两百多座孔庙，其中最大的孔庙，就是汉城的“成均馆”。“成均馆”每年的祭孔，都是按照明代传过去的仪式进行，已成为一个人文景观，很多外国人都去看，包括中国游客。相比起来，国内某些地方的祭孔活动，已成商业表演。前几年，四川某地开儒学会，祭孔，穿的是戏班子里的衣服，很多前往观看的外国人都很愤慨，回国后在当地的报纸上加以批判。
释奠礼所要表达的主题，是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敬意，具有鲜明的提倡文教的意义。有人或许会说，祭孔只是汉族的事，少数民族恐怕没有兴趣。但是从“二十四史”可以看到，中国历史上不论哪个民族掌权，都一定要祭孔。无论民族的语言差距多大、民族文化如何不同，在尊重孔子这一点上、在认同孔子所提倡的道德理想上，都是相同的。比如《辽史·宗室传》讲，辽太祖建国时，问下面的人：“作为受命之君，应当事天敬神，我想祭祀有大功德者，应该首先祭谁？”侍臣都说应该祭佛。太祖说：“佛教不是中国之教。”皇太子说：“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应该首先祭祀。”太祖大悦，决定立即建孔子庙，命皇太子春秋行释奠礼。
另据《金史·熙宗本纪》记载，金熙宗到孔庙行拜，发现在孔庙祭的都是有文化的人，都是对中国文化留下贡献的。他无限感慨地对侍臣说：“朕幼年游佚，不知志学。岁月逾迈，深以为悔。孔子虽无位，其道可尊，使万世景仰。”金熙宗幡然改过，刻苦学习《尚书》、《论语》及《五代史》、《辽史》等书，“或以夜继焉”。
释奠礼在古代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它总是与学术活动不可分。从“二十四史”可以看到，魏晋的时候，皇帝、皇太子为了学习治国之道，都要诵读儒家经典，且有专人给他们讲课，每通一经，为了感谢孔子，都要行释奠礼。比如魏正始二年（241）二月，齐王讲《论语》通，五年（244）五月讲《尚书》通，七年（246）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辟雍”，即明堂外环绕的圆形水沟，环水为雍，意为圆满无缺，圆形像璧。地方一级不允许用这个规格，只能用半个圈，叫作泮水，地方上很多孔庙都是如此。“辟雍”，在北京国子监还保留着。在国子监，还可以看到当年皇帝读书的资料介绍，或者是皇帝亲自讲“四书”，当时谁坐哪里，都有资料和图片记载。特别优秀的学者，都会被请去讲经。《隋书·礼仪志》记载，后齐为皇帝讲经，先在孔庙选定经书，并确定讲经人选。讲经之日，皇帝戴通天冠，穿玄纱袍，乘“象辂”，即用象牙装饰的车子，到国子学，在庙堂上听讲。讲毕，行释奠礼。《旧唐书·礼仪志》记载，贞观十四年（640）二月丁丑，太宗亲临国子学，观看释奠礼，然后由祭酒孔颖达为之讲《孝经》。《十三经注疏》里有好几部都是孔颖达写的。类似的记载很多，各地州县学也是如此。
到孔庙就会发现，孔庙乃一部浓缩的中国学术史。从孔子开始，哪四位弟子是最好的，哪十二位是很优秀的，哪七十多位是传播儒学、做注做得最好的，在那都能看到。不仅是历朝历代学问做得好的精英，还包括像诸葛亮、韩琦、李纲、文天祥、陆秀夫、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有名节、有卓行的人物。
站在这样一群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名人面前，你不能不受到激励和教育，这是祭孔的正面意义之所在。有资料记载，文天祥，今江西吉安人。他在书院学习。书院里祭孔，当地一些非常优秀的人物要陪祭，借此重温他们的贡献，学习他们的事迹。文天祥看后，就发誓要像他们一样。后来，文天祥中过状元，在国破家亡的危急存亡之秋，他很有气节，他的名言“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传诵千秋。现在有些孔庙，把先贤先儒的介绍都撤掉了，把钟、乐器等摆在那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