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影像方志
央视《中国影像方志》：扬子之北，龙眠之南，当大别山的雾气开始消散，一座皖中古城，正在湖光山色中苏醒一件青铜方彝，见证了枞阳县古往今来的时代变迁；三位枞阳文人，开创了主宰清代文坛200余年的桐城派；百万雄师过大江，为解放南方各省创造了有利条件，也在枞阳大地上谱写了一曲军民鱼水情深的赞歌。
上下两千年，纵横二百里，崇文尚武的皖中百姓，把古老文化和当下生活融会贯通，用款款深情守护着这方土地——安徽枞阳。
“桐城派”，也称“桐城古文派”，是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桐城派”以文统的源远流长，文论的博大精深，著述的丰厚清正，风靡全国，享誉海外，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赫地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座丰碑。“桐城派”还是枞阳、桐城地方文化上升至国家层面的一个经典，也是地方文学的一个巅峰。
一、“桐城派”的旗帜
“桐城派”从出现到正式命名，期间经历了百年之久。先就是桐城文章出现于前，“桐城派”的说法出现于后，并非一开始就叫“桐城派”。文化只讲认同，一群志同道合者共同创造了“桐城派”。
正式打出“桐城派”旗号的，是清道光、咸丰年间的曾国藩。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称道方苞、刘大櫆、姚鼐善为古文辞后说：“历城周永年书昌为之语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学者多归向桐城，号桐城派。”
《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作于清咸丰九年（1859），此时距方苞去世已有110年，也就是说桐城文流行百年之后，才有这个文学流派的正式命名。曾国藩在《欧阳生文集序》中，前半段便简述了桐城派的传承，后半段方转而写欧阳生。文章对桐城派百余年的发展，特别是对姚鼐以下的发展情况，作了系统的论列，对姚鼐表示了特别的推崇，强调了姚氏“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的理论。曾国藩是举足轻重的政治家，曾国藩的推崇对“桐城派”的复兴至关重要。
二、“桐城派”的发展
咸丰九年，曾国藩正率湘军主力围攻安徽省城安庆，多隆阿、鲍超部进攻桐城。曾国藩对桐城文章与桐城人士都比较了解，也看中桐城文的价值所在，从而将桐城文以地域命名，“桐城派”从而声誉鹊起。
文派以地域而命名，主要因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为江南安庆府桐城人。桐城派前期的代表性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都是桐城人，但他们从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引用了程晋芳、周永年一句话夸方苞、刘大櫆的话：“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但姚鼐也没有提出“桐城派”。在桐城派发展早期，没有旗帜鲜明的使用“桐城派”这一名称。
明、清时期的桐城，“文章甲天下，冠盖满京华”，文人多，当官的多，是一个文化发达之区。桐城派在清代的出现，有客观的文化积淀。桐城派理论体系完善，创作特色鲜明，作家众多，作品丰富，称雄清代文坛长达200多年，在国内外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首先它是有必然性的。
在桐城派的发展过程中，后来的作家并不都是桐城人，如梅曾亮、管同、曾国藩、张裕钊、林纾等，但桐城籍作家仍占很大比重，如方东树、戴钧衡、刘开、姚莹及方宗诚、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等，也都是桐城人，这是地方文化实力的表现。
桐城派从他的产生到衰落，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初创时期时间，为清康熙、乾隆年间，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刘大櫆。明代中叶以后，桐城学术兴起，“能振笔为古文者，代有传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钱澄之等人致力于古文振兴，开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过程的继往开来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辞立其诚”的见解，实为桐城派义法理论的先驱。然后，就是桐城派的鼎盛与中兴。
“桐城派”，产生于明清易代之后，这也是中国主流文化变化的结果，与中国思想史的变化也是一致的。满清入主中原，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就是俗话说的“胡萝卜加大棒”：
其一是打压。据不完全统计，清初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文字狱”约为160余起，涉及3000余人，被*的在200人以上。我们知道，宋朝是不*文士的，清朝则大开*戒，很多汉族文人，是作为满清征服汉人的标本而进入“文字狱”的，并非自身存在多么严重的违法犯罪行为。满清统治者，是想通过“文字狱”，极力消除社会存在的反清复明意识，一些阶层的不合作态度，从而杜绝不同声音，以恐怖迫使反抗情绪降温。
其二是笼络。清廷立国之初，便立即实行科举，这与元朝是不一样的，用这个办法打通社会下层至上层的通道，让社会精英读书做官，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单纯的压制，社会就会成为一个“高压锅”，压到一定的程度势必会爆炸，所以笼络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但科举这条路毕竟很窄，所以清朝统治者给了基层文化精英另一条道路，让他们有个体面身份和职业。清代秀才的待遇，私塾的普及，是文化笼络政策的具体体现。笼络了整个精英层，整个社会就变得稳定、和谐。清朝后期出现了洪秀全造反，直接原因，就是洪秀全考秀才，三次到广州参加院试，都没有通过，此路不通，洪秀全就造反了。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科举对稳定社会的影响。
桐城派的文学主张，由于暗合了清朝统治者的文化策略与文化主张，从而有一个相应的勃兴，为社会所接受。
1644年，清王朝入关，为巩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学，方苞是皇帝身边的人，是了解皇帝思想动态的，方苞领导的古文流派应运而生。方苞“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在韩欧之间”，提出了“义法”主张。后来从《南山集》案中解脱后，方苞又将“义法”作了进一步完备。
义法，是一种规范，包括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是“桐城派”的核心理论。义，就是言有物；法，就是言有序。文道合一，文以载道，这种主张符合官方倡导的主流价值。
1733年，方苞编成《古文约选》，“义法”说既有理论，又有范本，自此“义法”受到重视。方苞授徒数十年，成为推动桐城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
刘大櫆，主要在乾隆时期，在继承方苞“义法”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神气”说。神气，文章要有生动的灵魂，鲜活的生命，有文气，有神韵，这样的文章才是好文章，才有读者。“桐城派”主要是文艺性散文，需要强调文章生动的一面。
刘大櫆的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县吴定、程晋芳、常州钱鲁斯等最为著名。还有阳湖陆补孙、武进董士锡、无锡秦小岘、山阴王绍文、钱塘戴熙等数十人，自成“阳湖派”。“阳湖派”实为桐城派初创期的别支。
乾隆年间至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桐城派”进入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是姚鼐，以及其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刘开。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方苞的义法，刘大櫆的神气，都在姚鼐这里体现了。姚鼐中、晚年主讲江南各大书院四十余年，传授古文法，培养写作人才。这些书院，可以认为是当时的超一流大学，影响非常大。姚鼐为文提倡“义理、考据、辞章”兼备，方苞编了一部“教科书”，姚鼐也编了一部，这就是《古文辞类纂》，这是一个重大文化事件，后面将详细讲到。
姚鼐门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东树、姚莹影响较大，世称“姚门四杰”。其次桐城刘开、新城陈用光、娄县姚椿、宝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弟子再传弟子，不断地传递、影响，以致南北诸省，皆有桐城派传人，形成了一个声势颇大的古文流派。
1840年鸦片战争后，“桐城派”本已进入末流时期。曾国藩及“曾门四大弟子”张裕钊、黎庶昌、薛福成、吴汝纶，再度中兴了“桐城派”。
继曾国藩“四大弟子”之后，马其昶声誉最高，有桐城派“殿军”之称。但此时中国，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尖锐复杂，坚持程、朱道统的桐城派已远远落后于时代潮流，有悖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以致于逐渐消沉衰亡，这是历史的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