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记者 明鹊 实习生 何沛芸
63岁的张桂梅穿黑布衣，胸前戴着一枚红色的党徽，守在学校门口、食堂、宿舍。她用小喇叭催促学生：“姑娘们，快一点，跑快点……”
张桂梅拿着她的小喇叭在操场。
时间退回24年前，年轻的张桂梅穿紫色的皮鞋、蓝色的裤子、火红的上衣，经常进舞厅跳舞。这种生活在丈夫过世后“戛然而止”。1996年，张桂梅39岁，历经丧偶之痛的她，独自一人从云南大理喜洲到金沙江畔的丽江华坪县工作。
在这里，她深刻体会到贫困与落后：山里的女孩，前一天还在读书，后一天就嫁人了；有的父母离异后，双方都不要女儿；有父母让女儿辍学打工，供弟弟读书……她希望办一所女子高中，阻断贫穷的代际传播。
2008年，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简称华坪女高）建立，张桂梅任校长，它是全国第一所全免费的公办女子高中。当年秋天，尘土飞杨的校园迎来了第一届学生，95个大山女孩噼里啪啦地跑了进来。
一晃12年过去了，华坪女高送走了一届又一届的毕业生。2020年，159名学生参加高考，理科最高651分，文科最高619分。本科上线率达94.3%。至此，这所学校把近1800名大山女孩送进了大学校园。
从喜洲到华坪县
1957年6月，张桂梅在黑龙江省牡丹江边出生，她的母亲那时48岁了。
张桂梅印象中，母亲是小脚，常年瘫痪在床，一脸的麻子，只看得清两只眼睛。父亲脾气暴躁，是村里的主事，谁家有事都找他，但后来他不愿意干了。
张桂梅那时还未到学龄，听见父亲说，“不干了，怎么样都不干了”。她突然*一句嘴：“你不干算了，长大了我干。”满屋子人笑歪了，说要等着她长大。
家里有六个兄弟姐妹，他们都很惧怕父母。张桂梅记得，有一次，她顶了一句嘴，一个晚上没敢回家。那时候，哥哥是哈尔滨跑莫斯科的列车员，经常戴大高帽，穿大皮鞋，但做错了事，照样跪在父母面前认错。
上小学后，每到清明节前夕，张桂梅约上小伙伴到山上采花，编织成花环。第二天，她们穿上白衣白鞋，系上红领巾，到八女投江的地方献花环。那个火热的年代，张桂梅在宣传队里主演江姐，喜欢唱《红梅赞》、《东方红》等。
1975年，张桂梅18岁，跟着姐姐南下云南支援边疆建设。彼时，母亲已经过世。她到大理喜洲后，很长时间不适应，直到认识了后来的丈夫。
那是一段美好的时光，丈夫在学校当老师，她在另一家单位上班。张桂梅记得结婚当天，她在学校跟两个小姑娘玩，结果，迎亲的队伍落下了她。他们再次来接她时，张桂梅生气了，让他们直接把新郎送回来。那天，他们有五对新人集体结婚，张桂梅去得最晚。她们都穿着平常的衣服、裤子，工会买了一些喜糖，领导说了一番祝福语，新人代表发了言。她如今回想起来，这种有时代烙印的婚礼非常有意思。
不久，丈夫考上了大学，毕业后又考上研究生。张桂梅也不甘落后，考入丽江师范学院。毕业后，两人进入同一所学校教书。
张桂梅说，丈夫是校长，每月工资六七百块，偶尔还会去外面上课，一节课30块钱。她那时花钱大手大脚，每天下馆子吃饭，喜欢去繁华的三月街玩，也经常进舞厅跳舞。有一次，她请假去成都玩，一个人把一家部队招待所包了下来。
潇洒快乐的日子在丈夫生病过世后戛然而止。因为结婚晚，加上两人忙于学习、工作，婚后一直没有要孩子。丈夫离世，她深感孤独，每天浑浑噩噩，对任何事提不起兴趣。
1996年，张桂梅离开大理喜洲，来到了华坪县。一开始，她在华坪中心学校任教，很快又调入华坪民族中学（简称华坪民中）。她去家访，发现很多家庭重男轻女，不重视女孩的教育问题。
第二年春天，张桂梅带着四个毕业班，同时查出了患子宫肌瘤。很快，县里知道了她的情况，为她发起了捐款，教育局用唯一一台车送她去医院。张桂梅的记忆里，学生摘了野核桃送给她，说吃了对身体好；有人走几个小时路，为了把省下来的路费钱捐给她；有人把本来给孩子买衣服的钱捐给她；还有的借钱捐给她……
自此之后，张桂梅对华坪县的情感便生下了根。
华坪县城，被大山围绕。
“我有一个梦想”
2001年，张桂梅在华坪民中任教，兼任县儿童福利院“儿童之家”院长。福利院收了36个孩子，最小的2岁，最大的12岁。张桂梅成为了他们的“妈妈”，为保证他们的吃穿行住，四处奔波。
她利用寒暑假到处筹集资金，有人可怜她，给她一点钱。很多人认为她是骗子，驱赶她，甚至放狗咬她，撕破了她的裤腿。她也不泄气，累了就在路边歇会儿，渴了就讨一口水喝。但几年下来，她只筹到一两万块钱。
每个傍晚，张桂梅会从学校回到“儿童之家”，看看孤儿院的孩子们。
那几年，张桂梅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师德标兵，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与此同时，她慢慢发现，福利院孤儿们的不幸大多与母亲遭受的苦难有关——有*死家暴丈夫而获刑的母亲；有因为重男轻女陋习导致分娩死亡的母亲；有与丈夫感情不和离家出走的母亲。
她产生了办免费女高的想法。时任县教育局副局长杨文华记得，2004年9月，他陪同张桂梅去北京录制央视教育频道的节目。在路上，张桂梅跟他提起想办免费女子高中，杨文华当场提出了反对，“什么年代了，你还建女高？”
杨文华劝张桂梅，建女子高中需要不少资金投入，比如至少需要生物、物理、化学三个实验室。
张桂梅当时心里盘算：两万建一个实验室，五六十万建一所免费高中。
“她太天真了，五六十万建一个实验室都不够。”杨文华说。即便如此，他们从北京回来后，华坪县政府还是对此组织了讨论，但无人支持张桂梅。
2007年，张桂梅成为党的十七大代表。去北京前夕，华坪县委见她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给了她几千块钱，让她去买一套新衣服。张桂梅舍不得花钱买衣服，她把这笔钱攒下来，打算用在孩子身上。
她上北京时就穿着平常的衣服，有记者把她叫到一边，让她摸一摸自己的裤子，她才发现，裤子上破了两个洞。那一夜，记者跟她聊到深夜，谈论她关于创办免费女高的梦想。
第二年初，张桂梅到北京录制节目，碰巧在哈尔滨的哥哥生病了，打电话来说想见她。张桂梅想着，等录制完节目再回去看哥哥。却没想到，哥哥很快过世，她没能见上最后一面。
不久，张桂梅的访谈报道《我有一个梦想》广泛传播，引起了各级领导的重视。那时候，华坪县有两所高中，一所公办高中，一所民办高中。2008年4月，华坪第三所高中——丽江华坪女子高中（简称华坪女高）正式建校，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政府先后投入了近6000万元。
这年，杨文华任华坪县教育局局长，他记得女高建设初期遇到各种问题，张桂梅很操心。教室开裂了，学校的维修等，她都第一时间赶到。
华坪电视台记者王秀丽说，有一天，张桂梅突然打电话给她，一边哭一边问：“你在哪里？我都要死了，你还不来看我？”她立即从镇上赶去福利院，张桂梅哭了一个下午，她陪着哭了一个下午。
后来，杨文华告诉张桂梅：“你集中精力抓教育教学，其他的我们去管。”
当年秋天，95个女孩报名华坪女高，除个别上了高中分数线外，其他都在分数线以下，她们全部来自大山。
2008年9月1日，华坪女高正式开学了。周云丽是首批入学的学生，在她印象中，开学那天下着小雨，教室楼外一片凌乱，学校还在紧张建设中。张桂梅守在门口，看着女学生们三五成群，拖拖拉拉地走动，生气地说：“你们做事情太慢，高中不是这样读的。”
投奔女校的人
周云丽1岁时，母亲就过世了，她和姐姐周云翠由父亲拉扯大。
父亲有残疾，经常早出晚归，家里的收入主要靠他种西瓜、芒果，养猪，以及帮别人除草。一家人生活拮据，在居住的那间土木结构的老屋子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彩电。
大约七八岁起，姐妹俩开始做家务，后来又帮忙干农活，去集镇上卖菜。
因为家里没有儿子，又是单亲家庭，他们家在村里没少受人欺负。父亲希望她们能走出大山，砸锅卖铁也要供她们读书。2007年，姐妹俩同时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父亲到处筹钱，很是忧愁。周云丽眼见父亲站在猪圈门口、院坝边上、关毛驴的地方，一根烟接着一根抽，一语不发。
中考前夕，周云丽听初中班主任说，隔壁在建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由华坪民中的一位教师过去管理。那里不用交学费，只要花一些生活费，那时候，一般高中每学期一千多元学费，另外还有学杂、住宿费等。周云丽听后兴奋地跑去看，一栋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
后来，姐妹俩都报了华坪女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