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于地理限制和历史原因，中华文化产生早期的环境几乎是完全孤立的，与其他几种古老文化系统难以交流。三千多年前，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较为完备的独立文化系统，在经历千年未间断传承后。整个文化系统已是内容厚重、层次丰富、结构复杂。了解，认知这样的系统，也同了解认知其他系统一样，首先要对系统进行分类。曾经见过一些振兴国学“专业人士”的高论说：西方文化是通过分类来看问题，而中国文化是从总体上看问题，不要求分类。这种“独树一帜”的高明观点或是无知，或是为哗众取宠。分类乃是人类认识问题的最基本要素，不能进行分类，就不能与其他东西进行比较，不能鉴别与其他认识对象的相同、相似或相异。认知从何谈起？文化系统能够形成，分类也是核心基础。今天的知识分为数学、物理、化学、哲学、文学等等，形成各自的学术领域，各个领域内又对认知对象进行再次分类，从而构成知识文化体系。这种分类与认识的关系，已现在代科学发展中被公认（相关论述请参考奥什特瓦尔茨《自然哲学概论》，沃克迈斯特《科学的哲学》等）。没有科学有效分类，建立系统知识和文化结构是不可想象的。
基本认识规律，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同样不可能超越。二千多年前西汉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钦命对国家藏书进行整理，由刘向、刘歆父子负责其事。每整理完一部书，就写一个关于这部书的题解，包括此书的书名、作者情况、内容介绍；价值、真伪、评价等，此题解被称为“叙录”，又将“叙录”汇编在一起，成为单独一书，名之为《别录》。刘向亡故时整理藏书之事未完，刘歆子承父业，最后总括群书，以《别录》为基础写成《七略》。将图书分为六个部类，称为六个“略”。分别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计略。略下又分“种”，六略之下共分了三十八种，“种”下再分“家”，共分了五百九十六家，全书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这是对整个文化系统资料的第一次全面，系统的分类整理。此前虽有《庄子 天下篇》对诸子的分类评述，《墨子》对逻辑条件因数的分类等等，只是对个别门类或科目而言。此后，对文化系统分类、整理、评价的工作就没间断过，并随着整个文化系统的发展不断演化，最终发展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即“目录之学”。《七略》已经失传，但在《汉书》中大量引用，以后不少典籍中也都有引用，由此亦可见分类对认知的意义。
刘氏父子之后，目录之学的发展一直持续。魏时的《中经新薄》，将书籍分为四类，以甲、乙、丙、丁冠名，是见到的最早四分法。南北朝时期宋代王俭所撰《七志》，梁代阮孝绪《七录》等。魏晋五代期间，分类以七分法为多，也出现了四分法。到了唐初，编修《随书》采用四部分类法，弃用甲、乙、丙、丁作为部次标称的方法，直接采用经、史、子、集作为四部标称。从此确立了以经、史、子、集四部作为主导的图书分类方式，直到清朝末年，期间虽有一些其他分类方式，但其影响都不可与之相比。
将不同时代的分类列出做一些简单的比较，可了解到一些文化传承中的观念变迁。将《随书》的分类法同《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法做一个粗略比较，再与现代的分类观念简单对比，对于国学的认知是很有意义的。
《随书 经籍志》“经部”分类：
分为十类：（1）易。（2）书。（3）诗。（4）礼。（5）乐。（6）春秋。（7）孝经。（8）论语（附《尔雅》、《五经总义》）。（9）纬书。（10）小学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所用分类：
分为十类，九子目（在“部”下设“类”，类下设“子目”）：（1）易。（2）书。（3）诗。（4）礼，六子目。（5）春秋。（6）孝经。（7）五经总义。（8）四书。（9）乐。（10）小学，三子目。
《随书》“经部”中有《尔雅》，《纬书》，当时还没有《四书》一说，经中的内容只有《论语》，《大学》、《中庸》、《孟子》都还没入“经”。《随书》“经部”中的《纬书》，清代考证确认是伪书，不再收入。清时《孟子》被列入“经”中，《中庸》、《大学》也一并收入“经”部。可见程朱理学观念对经学的改变。
按照现在对认识对象分类标准看，古时列入“经”的东西可说是综合而混杂，不应混为一类。“《礼记》、《谷梁》、《公羊》、《左传》均传记也。”（章太炎《国学演讲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应划归历史、传记一类；《周易》、《尚书》可作为古代资料看；《四书》归入社会学或政治学论述；《孝经》应属伦理学；“小学”属于基础教育范围；《尔雅》是一部工具书。这么一大堆东西一锅烩，搞个大杂烩，名之为“经”，确实有些啼笑皆非。进入二十世纪后，很多国学大师都认为应该“化经入子”（章太炎语，参考《国学演讲录》），就是要重新进行分类，将“经部”的内容“划到”其他部类中去。不仅是章太炎先生，胡适、吕思勉、梁启超等人的著述中，都可看到这样的观点。
古人对什么样的文献可以列入“经部”，是如何确定标准的。最普遍的观点是：古代先圣大哲亲手所写；所修订；所编撰的东西，才可以成为“经”。唐以后目录学列入“经部”的典籍，也大致符合这个标准。但也不尽然，“小学”属于基础知识和能力，学习任何一个“部”都必不可少，学完基础课之后，主要学习“经部”的内容，其他部分的内容相比之下要少很多，也许是归入“经部”的原因之一。《孝经》在清时已经确认是伪作（参考吕思勉《经子题解》等书），其思想价值也较为有限，但当时的社会体制有政治需要，故一直被列为“经”。正因为这些综合因素，所以现在人看来，“经部”的内容十分混杂。但不能将这种情况视为古人的无知，这是居于时代认知能力和水平的一种信仰认同，就好比，如果一个人坚信宇宙是由一个神创造的，那么他也就会相信地球是宇宙的中心，相信“末日审判”，相信“永恒真理”。一个时代，社会的认知能力和水平所及，必有共同的信仰认同，对文化系统分类的标准，会与其相符。如果用现在的思想来作为其理解、对错、好坏的评价标准，那是将古人当今人。因此，对古代典籍的理解、评价，只能以当时社会认知水平和能力作为依据。
《随书》“史部”，分十三类：
（1）正史。（2）古史。（3）杂史。（4）霸史。（5）起居注。（6）旧事。（7）职官。（8）仪注。（9）刑法。（10）杂传。（11）地理。（12）谱系。（13）薄录。
《四库总目》“史部”，分十五类，二十七子目
（1）正史。（2）编年。（3）纪事本末。（4）别史。（5）杂史。（6）诏令奏议。（7）传记。（8）史钞。（9）载记。（10）时令。（11）地理。（12）官职。（13）政书。（14）目录。（15）史评。
比较两个分类，《四库》显然更接近今天的分类观念。联系一些历史的状况，能给我们提供更多帮助。古代“史书”只能由官修，史官是吃皇家俸禄的官吏。对记录的事件做选择性记录在所难免。汉武帝推行“独尊儒术”后，编撰史书学者清一色是儒家学派传人，在诸子百家中，以儒家最重历史，其著述中史料最为丰富，对历史事件选择，基本是偏向于记录那些能表达儒家“大义”的事件，加上儒家从来就有“春秋笔法”的嫡传，不符合儒家价值观的东西，更是在评述、历史观点上大加讨伐。同时，对帝王“尽忠”，确保符合自己理念的王朝能够“永续”，儒家一直视为己任。因而，今天看来只能用作历史资料的一些东西，被认为对当时或以后的王朝“永续”很重要的东西，有些就会被列为单独一个“类”，如：刑法、谱系、官职、政书等，对这种分类确实不必过于在意。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对文化系统进行分类中，为什么会出现“经”这么个无法归类的，不伦不类的“类”。居于同样的原因，一些历史事件，虽历时千年，评价却高度一致，也就不足为怪了。
《随书》中“子部”，分为十四类：
（1）儒家。（2）道家。（3）法家。（4）名家。（5）墨家。（6）纵横家。（8）农家。（9）小说家。（10）兵家。（11）天文。（12）历数。（13）五行。（14）医方。
《四库总目》“子部”，分为十四类，二十五子目
（1）儒家。（2）兵家。（3）法家。（4）农家。（5）医家。（6）天文算法。（7）术数。（8）艺术。（9）普录类。（10）杂家。（11）类书类。（12）小说。（13）释家。（14）道家。
以上二个分类基本相同，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各种不同的观念、思想、方式，能相对自成系统者，或被认为由独立观点者，都归入“子部”。这些观念、思想和方式包含哲学的、军事的、数学的、艺术的、政治的等等，是完全的无所不包。用现在的观点看，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应属于不同的“部”，但在此同属“子”部。说明对哲学和科学基本思想的认知还处于相对肤浅的阶段，从《随书》到《四库总目》，其间相隔时间超过千年，这方面的认知却变化不大，由此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到传统文化发展变迁的状况。
《随书》“集部”分为三类
（1）楚辞。（2）别集。（4）总集
《四库总目》“集部”分为五类
（1）楚辞。（2）别集。（3）总集。（4）诗文评。（5）词曲
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分类所依据的思想标准没有太大变化。
能在一定程度上了解，熟悉古代的典籍分类，能知道传统文化的基本构架，以及构架中各部分内容的大致关系。也能从一个侧面体现传统文化发展的情况。对于学习传统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清代学者王鸣盛在谈治学时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中华书局出版）。
文中所用《随书》、《四库全书总目》资料主要参考张衍田先生《国学教程》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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