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道产业研究院特邀专家常修泽发表）在改革开放40周年时，笔者曾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发表了《中国改革40年若干规律性问题认识》一文。现在，笔者结合自己的学术探讨实践，再谈几点有关中国对外开放特性的体会。
一、国内开放地域的“协调性”
我国陆地面积约960万平方公里，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各有特色，而且我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一直致力于构建多民族命运共同体。在对外开放中，怎么协调地区之间的关系？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而且还要有政治方面对国家安全稳定的考量。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率先实行“沿海开放”战略，包括创办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这是正确的战略抉择，笔者也参与了其中的研究过程。1983年春，笔者到深圳调研期间，在对蛇口工业区的考察中发现：蛇口在政治上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运行模式上，则采取类似于香港的市场经济模式，是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模式相结合的一个试验。随后，笔者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蛇口工业区开发建设的基本经验及其启示》，被《经济日报》选为1984年“莫干山会议”重点刊发的论文之一。也正是在1984年这次“莫干山会议”上，笔者和“对外开放组”的朋友一起，提出了“沿海开放先导论”和“开放倒逼改革论”。总之，沿海开放无疑是开放的重点，也是开放的必然的过程。
但此后在对西部地区的调查中，笔者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复杂性在哪里？源于在调查研究中得出的新看法：如果单纯实行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战略，有可能形成外向型的沿海经济和内向型的内地经济不协调的局面。这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地域上会产生不良后果。为了避免由于东西部发展的不平衡而可能使中国陷入新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境地，笔者和戈晓宇在1988年提出了“四沿（沿海、沿江、沿边、沿线）——渗透型”开放战略。1988年5月，新华社《瞭望》周刊对这一战略的要点进行了报道，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四沿开放战略，“对中央的沿海开放战略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补充和修正意见”。当年《改革与战略》杂志也刊发了反映这一战略构想的文章《论“四沿——渗透型”开放战略》。而后，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报告正式写入了“东部沿海地区要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扩大开放沿边地区”“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的战略，并一直施行。
2018年12月，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40年来，我们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试、勇敢地改，……从兴办深圳等经济特区、沿海沿边沿江沿线和内陆中心城市对外开放到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共建‘一带一路’、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谋划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成功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使改革开放成为当代中国最显著的特征、最壮丽的气象”。
**在讲话中谈到“四沿”时，为什么把“沿边”放在“沿江”前面？笔者思考，这里的战略考虑，一则与国内政治形势有关。“沿边”，主要聚焦于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主要问题是，东西之间、南北之间的地区发展分化有所凸显。沿海沿江地区创新要素快速聚集，而西北、西南和东北的“沿边”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甚至其部分地区面临较大困难。而这些地区又是少数民族聚集地区，“稳边”问题突出，需要有相应的“治边”方略。
二是与国际大战略也有关系。中国陆地边界线2.28万公里，毗邻14个国家，包括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与这些国家的关系极其重要。中国的外交战略格局——“周边是首要”一语，点出了问题的关键。
再说，为什么把“沿江”放在“沿边”后面？有什么战略考虑？沿江地区这一带有什么新情况？其实，在沿江经济带中，除上游云南、贵州等地之外，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本身就属于发达地区，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长江经济带，下一步还要继续推进其高质量发展。
总之，中央新提的“四沿”战略，涉及地域的“协调性”问题，值得大家一起深悟。
二、对外开放对象的“全球性”
中国对外开放的基调是全球化和多边主义。笔者在2015年出版的《人本型结构论》一书中指出：“一带一路”实质是“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
同时，在书中特别写道，“对‘一带一路’的理解，笔者有‘四个不只’：第一，从历史渊源来说，‘一带一路’不只是中国人的创造，而是亚欧人民共同的创造；第二，从路线来说，‘一带一路’不只是一条线，而是多条线，往北、往南、往西、往东；第三，从目的地来说，不光是亚洲，还到非洲、欧洲、澳洲；第四，从活动内容来说，不只是做贸易，而且包括人文社会的交流。总之，它不是中国一国的‘独唱’”。
很有意思的是，这里讲了“往北、往南、往西、往东”全方位开放，涉及中国对外开放对象的“全球性”问题。从中国东西南北四个对外开放范围来说，既是全方位的，也是有针对性的。
向东——主要对着日本主导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CPTPP)成员国，以及美国这样的太平洋沿岸国家，还包括其他“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向西——主要对着“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上海合作组织成员），进而推进到西亚和欧洲。
向南——主要针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特别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RCEP）成员国以及非洲国家等。
向北——2023年9月7日，中央领导在黑龙江召开的东北振兴座谈会上，提出了“向北开放”。这是国家基于国内外形势新变化而作出的新的战略部署。
如何抓住有利时机推动向北开放？在“2018东北振兴论坛——改革开放40周年与东北振兴”会议上，笔者针对东北提出过几条建议。2023年9月25日，在“2023中国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上，笔者又提出了《关于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向北开放的八条建议》。这里一并作出总结：
（1）在新的形势下，东北可提出建设“中国向北开放的新高地”的战略。其中，东北四个大城市——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可定位为“中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的先行区”。
（2）完善东北“三横三纵”的骨架通道，与“三横三纵”衔接，还应重点拓展沿边口岸。
（3）研究建设绥芬河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同轨铁路”，以便更好发挥后者的内贸转口基地作用。
（4）建议吉林向国家申请并经国际磋商，打通图们江“出海口”。根据历史上的条约，中国是具有“图们江口出海权”的，现在是争取利用这个出海口的时机了。
（5）欲打造东北向北开放新高地，必须同时打造东北“要素流动新洼地”。这两者是一体的。首先在国内，进而在国际上，形成资本、土地（包括地上下资源）、劳动力、技术、管理、数据等各种要素向东北流动的“新洼地”，或者说成为要素流动的“枢纽地”。
三、开放对改革的“倒逼性”
（一）基于中国改革动力系统的研究：中国改革的两种方式
一种是“内源性改革”。比如1978年安徽小岗村的“大包干”，是谁发起了这一改革？不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是18户农民于1978年11月24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一个月）私下开会决定的结果。再如，20世纪70年代末，浙江温州人冒着所谓“搞资本主义活动”的风险，“走街串巷经商”，奔向“市场”，是谁组织的？也是群众自发组织起来的。这些都是人民的创造。所以，笔者曾写道：“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改革的总发动机”。领导改革的高明之处，在于“从群众中来，集中智慧，再到群众中去”。笔者把这种改革称为“内源性改革”。中国改革要靠“内源性”，这是改革的第一动力。
另外一种是“外源性改革”。改革开放45年以来，我们实际上已有过四次大的倒逼性改革。
第一波：20世纪80年代初期，成立深圳等经济特区。1984年春节前，*在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办深圳经济特区不只是创造深圳一市的辉煌，而是试图“*出一条血路来”，以开放倒逼整个国家改革。
第二波：20世纪90年代初期，浦东开发开放。标志着倒逼性改革已经推进到长江三角洲地区和长江一线。
第三波：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实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运行规则。按照加入WTO的承诺及其规则，中国修改了3000多条法律法规，连带出台了一系列有力度的改革举措，形成了改革开放以来最大的一波开放倒逼改革的浪潮。
第四波：2018年中央提出“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同时提出更深刻的“制度型开放”。这应该是中国更高水平的开放。对于下一步“制度型开放”倒逼对象问题，笔者建议分成两个层次来研究：在人民群众（包括基层干部）当中，迄今仍然蕴藏着很大的改革主动性，他们是有“内源性”改革积极性的，对他们来讲不好说“倒逼改革”的问题；但是，对于某些不思改革的利益相关方来讲，确实有个“倒逼”的问题。
总之，笔者认为，在中国，内源性改革与倒逼性改革是同时存在的，我们应学会发挥这两种改革动力的作用。
（二）加入CPTPP：开放倒逼改革的新机遇
2021年9月，中国政府已正式提出申请加入CPTPP。CPTPP的规则是一个国际经济贸易的“黄金规则”“黄金标准”，从根本上来说，CPTPP的规则导向与中国改革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正因为CPTPP的规则标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具有一致性，所以中国政府才提出加入的申请。遗憾的是，2023年7月16日，在CPTPP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中国未能被批准加入。
现在的问题是，在提出申请但未能“入群”后，是心灰气馁，还是振作精神、积极努力？笔者建议，应该采取后者的态度，现在应提前模拟、推演加入CPTPP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及相应的改革步骤，以切实推进上文所述的倒逼性改革。
（三）倒逼改革的几大方面
CPTPP的文本，共30章，涉及投资等六大领域，它在一些新的领域和议题上制定了新的规则。分析其中条款，结合CPTPP委员会第七次会议的情况及中国的现实，建议突出抓这样几个问题：
1.关于国企改革，特别是某些补贴问题
为什么应重视这个呢？因为CPTPP对国有企业制定了一些新的规则，如：加强信息透明度，提供对企业非商业援助程度的信息；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的非商业援助，不得损害其他成员及其产业的利益。所谓“非商业援助”主要指针对国有企业的补贴。CPTPP这方面的规则与WTO的《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Agreement on Subsidies and Countervailing Measures）相比，约束的范围更大（其第七次会议特别提到“某些行业补贴”问题），这就需要加快现有的国有企业改革。
2.关于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的隐性壁垒问题
CPTPP要求规范竞争条件和手段，减少市场壁垒，使成员企业处于平等竞争地位。对外资来说，中国现在仍存在比较复杂的行政审批流程，反映了营商环境存在的问题。在这个方面我国改革尚需加快进程，按照“竞争中性”的原则，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包括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3.保护知识产权问题
CPTPP对知识产权的规定大幅超越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的范围和水平。如：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延长知识产权保护期。应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特别是对国内国外要一视同仁。
此外，还有劳工权益问题、环境保护等企业社会责任问题存在改革的空间。我们要学会利用对外开放的倒逼性推进改革进程。
四、对外开放的“递进性”
中国的体制改革，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没有采取国际上所说的“激进主义的大爆炸”模式，而是采取一种“渐进式”方式。这样做，虽然在推进过程中两种体制博弈的时间比较长，而且潜藏着“复归”的可能性，但是，总的来说，“渐进式”改革是值得肯定的。那么，中国的对外开放如何呢？这里笔者提出一个“递进性”命题。
（一）由“五个流”的政策性开放，向“制度型开放”递进
前些年，我们国家主要进行的是“五个流开放”，即商品流、资金流、人才流、技术流、信息流的开放。45年来，在商品流通、资金流动、人才交流、技术交流和信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了很大成绩。“五个流”除人才以外，都有物质承担者，人才也有实体承担者。但从机制角度研究，前些年这“五个流”开放的层面，尚属于“政策性开放”。
现在需要研究的是，这“五个流”的“政策性开放”潜力挖尽了没有？笔者认为，潜力仍未挖尽，还要继续“挖”。与此同时，“边挖边升”，由“政策性开放”向“制度型开放”提升。这是新阶段对外开放的主要着力点。
（二）制度型开放，本身也有一个递进的过程
“制度型开放”的内涵是什么？实际涉及的是当今世界在国际经济贸易活动中一系列“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这是当代人类的共同文明、“黄金规范”。而对于我国来说，能将开放“一步到位”吗？客观说，不能，必然有个“递进性”的过程。
这种“递进性”，一方面表现在“横向”上，在相关领域的广度方面，“逐步扩大”；另一方面表现在“纵向”上，在瞄准国际通行的“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的高度方面，“逐步提升”。
有个现实的例子：现在海南正在建设自由贸易港，笔者总的观点是，视野要开阔，不应仅仅着眼于海南岛这个小格局，应该从整个中国乃至于全世界这个大格局来把握。撇开政治层面，仅从经济角度而言，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应该借鉴香港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和经验，实行类似香港自贸港的管理模式。拿海南2025年“封关运作”一事来说，是要“一线放开、二线管住”的，问题是“二线”应设在哪里？现在似乎“二线”要在海南岛本身，而且据悉已经或即将在海南建设若干“二线”监管大楼，即把“岛”封起来。理想格局应该是这样的吗？当然，“一线放开、二线管住”是新生事物，在内地实施没有经验，可以试。但是从学习香港自由贸易的管理模式来说，“二线”问题需要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南自贸港学香港，是否也有个“递进性”过程，逐步提升呢？
中国的对外开放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内容极其丰富，上文仅仅是结合自己的学术实践，谈了个人的几点体会。望与学术界研究改革开放的同仁切磋、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