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广播协会8日报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当天在奈良市遭枪击后在医院不治身亡。
▲安倍晋三 图源新华社
在2020年9月因身体原因告别政坛的安倍，在辞职之前已经任首相职位达8年（2012年12月26日—2020年9月16日），如果算上安倍在2006年9月至2007年9月首次担任首相的1年时间，那么在平成时代这30年里，有9年时间都是安倍晋三担任首相，是平成时代担任首相时间最长的政治家。
对于安倍任首相达9年的平成时代，也可以视为“安倍时代”。安倍退出政坛，也意味着平成时代的正式终结，以及以安倍为代表的日本老一代政治家的集体退场，在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的政治家，开始走上历史舞台。
安倍晋三在2012年开始担任第96任首相期间，为了解决日本的通货紧缩问题，提出了著名的“三支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安倍经济学”，最终使日本从“失落的二十年”中缓慢地恢复了过来。
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经济1989—2019》一书中，对安倍经济学和他的“三支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可以令人一窥安倍晋三作为首相的日本内阁，对提振日本经济作出了哪些努力，从中也可见安倍晋三是如何成为日本政坛不可忽视的一名政治家。
“三支箭”和长期景气扩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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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安倍经济学前夕安倍政权始于2012年12月，但是安倍经济学早在11月的众议院选举运动时就已开始。选举战打响时，自民党党首安倍就选举焦点的经济政策反复发表大胆言论。因为“还不是首相”，他的发言所受制约较少，所以相对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
来看一看2012年众议院选举时自民党的公约。公约上写着“优先摆脱通货紧缩、日元升值，实现名义GDP3%以上的经济增长”，“重新修复陷入危机的经济”，“通过五年的集中改革，建成‘全世界企业灵活性最高的国家’”。与标榜“比起经济更重视生活”“比起企业更重视家庭”的民主党相比，更明确地体现了重视经济和企业的态度。
特别是在通货紧缩、日元升值对策中，设定了“明确的物价目标(2%)”，为了达成这一目标，考虑修改《日本银行法》。创造政府与日本银行的合作强化机制，推行大胆的量化宽松政策。另外，在“灵活的国家财政政策”一项中写道：“推进能够应对今后2—3年国内经济衰退和国际危机(欧洲危机、新兴国家的经济衰退)的更灵活的经济财政运营”，“新政权上台后，迅速实行‘第一轮紧急经济对策’，合并正式的大型补正预算和新年度预算，实行不间断的经济对策。”
同时在“增长战略的推进”项中，“在日本经济再生本部设立‘产业竞争力会议’，推进培养成长产业的目标政策”。在“日本产业复兴计划”项中，配合日元升值、通货紧缩对策，强化革新基础，大幅降低法人税。
之后实施的安倍经济学“三支箭”，便是由这个公约的精髓提炼出来的。
选举期间，自民党总裁安倍在各地巡回演讲，并不断进行深入发言。例如，他于2012年11月15日在东京都内就金融政策进行演讲时说道，“与日本银行切实做好政策协调，基本上设定2%—3%的通货膨胀目标，实行无限制的量化宽松政策。我承诺会推进摆脱通货紧缩，并给外汇及股票市场带来重大影响的宽松政策。
日本银行向政府存款，0.1%的利率太高了，倒不如定为零或负利率”。受此发言影响，市场发生转变，日元贬值，股价上涨。
关于财政政策，安倍于11月17日在熊本的演讲中说道，“尽可能让日本银行全数买进建设国债。将更多的货币强行推向市场”。
通货膨胀目标另当别论，无限制宽松、影响汇率的宽松、负利率、日本银行承担建设国债，此中无论哪一条都是当时的首相(野田佳彦)无法言及的。因为谈到日本银行金融政策的具体内容就会侵犯日本银行的独立性；从国际角度来看，提及汇率是缺乏常识的行为；而让日本银行承担国债则是财政法所禁止的。
当时安倍总裁的发言，可以说是因为处于“在野党党首”这个较为轻松的立场，所以才能说出口。实际上，这些发言的精髓在安倍经济学中都得到了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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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箭”的出台2012年12月上台的安倍内阁，将克服通货紧缩作为最高使命，并为实现这个目标推出了“三支箭”。这是第一阶段的安倍经济学。
第一支箭是大胆的金融政策。关于其具体的内容和发展趋势将在本书第十四章叙述。按照选举时的承诺，政府、日本银行共同提出2%的物价目标(通货膨胀目标)，并且齐心协力实现此目标。另外，2013年4月就任的日本银行行长黑田东彦，刚一上任就大幅增加日本银行向金融机构的资金投入，大幅扩大长期国债的购入规模，出台了超越以往框架的大胆的金融政策。
第二支箭是灵活的国家财政政策，简而言之就是增加公共投资。在2012年度补充预算、2013年度正式预算上谋求增加公共投资。最终，2013年度物价水平上的公共固定资本形成增加了8.6%。
第三支箭是增长战略。可以说第一、二支箭主要是从需求方面短期刺激经济，与之相比，增长战略旨在从供给方面促进经济长期活性化发展。2013年6月出台了新增长战略“日本复兴战略”。其主要内容有：一是通过规制改革、减免法人税等促进投资；二是通过提高女性在企业中的参与度等活跃人才；三是通过TPP等增强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四是在农业、医疗等领域创造新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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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感的长期景气扩大在安倍经济学下，经济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景气扩大期间较长，安倍政权执政后的整个时期都处于景气扩大期。
从2012年12月开始到2019年1月长达74个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景气扩大期，在此之前是从2002年1月到2008年2月的73个月。政府早在2018年1月提交至月例经济报告阁僚会议的参考资料中就提到“此次景气复苏期到本月共计74个月，可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长的一次”。
另一个特征是，像这样创纪录的长期景气扩大，却被很多人指出“没有实感”。并对此给出了一些理由——“因为工资上涨率或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低”，“因为物价上涨率状态一直持续，名义上看景气并未扩大”，“无论家庭还是企业都无法对未来抱有乐观的期望”。但是笔者想指出的是，中间出现过两次停滞不前以及走下坡路的形势变化的时期。政府的景气判断是上升和下降的二分法。在此基础上我们试着增加“停滞不前”和“走下坡路的形势变化”这两种状态。
以每个时期的景气动向指数判断为基准。前文已说过景气动向指数判断是自动生成的，所以客观性较高。安倍经济学的景气中，被判断为“停滞不前”或者“走下坡路的形势变化”的时期，是从2014年4月到2016年9月这一时期（除去其间的5个月），以及2018年9月以后（到2019年1月）这两次。74个月的景气扩大期中有30个月并没有“扩大”。
特别是在2014年4月上调消费税率经济陷入萧条期后，“这无疑是景气衰退”的讨论甚嚣尘上。前文提到的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ESP预测调查中有这样一个问题：“下一个景气节点已经过去了吗？”当时判断的景气节点是2012年11月到达谷底，对此持肯定回答的人认为景气高峰已过，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现在是经济衰退局面。在2014年12月时，对于这个问题持肯定回答的人甚至增加到22人。参与调查的经济学家大概有40名，即大约一半的民间经济学家认为，2014年景气处于衰退状态。
但是关于这一点，官方的判断为“景气并未衰退”，并于2016年6月召开的内阁府经济社会综合研究所的景气动向指数研究会上未将2014年3月设为景气高峰，也就是说，不能说2014年4月以后的状况是“景气衰退”。经济处于上升局面还是下降局面，必须满足“持久度”“深度”“广度（波及程度）”这三个条件。2014年以后的经济虽然满足持久度和深度条件，但是广度（以复合指标在整体指标中所占的比例来衡量）比之前的下降幅度小，没有满足条件，所以无法认定为衰退局面。虽不能说是景气衰退，但也不能说是持续扩大，所以“停滞不前”才是恰当的说法。
之后，自2016年10月以来，在全球景气复苏带来的出口增长的带动下，景气状况向好，但是到2018年下半年，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保护主义给世界蒙上了阴影，经济再次陷入原地踏步状态。图13-3显示了景气整体动向的复合指数变化与过去两次长期景气扩大时的变化比较的情况。安倍经济学下的景气扩大中，有一段停滞不前的时期，所以经济的上升幅度要小很多。也就是说，安倍经济学的景气当中，上升然后原地踏步，再上升再原地踏步，如此反复。即使景气停滞不前，如果之后上升局面再次出现，停滞不前的时期也会被列为景气上升期。因此，安倍经济学下的景气虽然时间长，但经济水平却并没有提高。这也是让大家没有景气实感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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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经济学的特征迄今为止推行的一系列安倍政权下的经济政策(广义上的安倍经济学)，其特点如下。
第一，其视野是短期的。当初“三支箭”中的第一支箭——大胆的金融政策，第二支箭——灵活的国家财政政策，基本都是以短期的需求创造为目标。消费税率的上调经过两次延期，以及在原计划2019年将8%的税率上调到10%时，采取过度防止景气下滑对策也是因为重视短期景气。金融政策也有相似之处。黑田行长的异次元宽松政策，其目的也是“短期决战”——采取果断的宽松政策使物价在两年内上涨2%。
第二，有很强的由国家意志主导经济的姿态。例如，首相在“春斗”a的涨薪谈判之前，从2013年到2018年，连续6年反复要求企业提高工资。2017年的发言中说到“希望能实现3%的加薪”，明确了具体数值。众所周知，工人工资提不上去是日本经济面临的重大课题。话虽如此，首相亲自言及以劳资协商为原则的工资上涨率不合常理。在其他政策课题上，也要求企业自主实行3年育儿假和聘用女性职员的策略。
另外，作为增长战略提出了“新目标政策”，在制定延伸国家健康寿命等目标的基础上，圈定有利于解决课题的产业和市场。增长战略的核心——“国家战略特区”，也在国家提出一定规制框架的基础上实行附加税制等方面的优惠措施。过去的结构改革特区以地区积累为中心，没有税收、财政措施，此次的措施中，国家的介入程度相当高。
比起企业和市场，国家更能准确地判断企业应有的姿态和将来的主导产业，这些政策都是基于此而提出的，如果使用温和的表达方式，就是“家长制”，稍微强硬的表达则是“国家管理制”。
第三，拖延成本。金融政策可能在出口方面产生巨大成本，通过扩大财政赤字增加的公共投资，将成为未来一代的负担。并且，为了重建财政，必须结合削减社会保障支出和进一步增加税收，但是这一方向性完全没有显示出来。与增加国民负担相关的政策也同样被推迟。
以上三个特征相互关联。重视短期性景气扩大，暂时使经济变得明朗起来。另一方面，由于国民负担被推迟，所以深受大家欢迎。因为景气好转，产业界也对来自国家的家长式指导表现出配合的姿态。这样，广义的安倍经济学就顺利运转起来了。
但是，被推迟的负担终究还是负担，而国家主导色彩浓厚的增长战略反而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今后，当短期目标带来的经济成果“油尽灯枯”之时，安倍经济学的真正价值就将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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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激荡三十年：平成政治、平成经济、平成企业1989-2019》 作者 / 御厨贵、芹川洋一 、伊丹敬之、小峰隆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