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岁是曾国藩人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正是在这一年，曾国藩确立了“学作圣人”的目标。
早期的曾国藩原则性很强，做事刚直不阿，眼里容不得一点沙子，因此得罪了很多人。然而到了后期，曾国藩突然变得圆滑起来，做事不再一味坚持原则，以至于后人用“老奸巨猾”来形容他。
那么曾国藩是如何从刚直不阿变得“老奸巨猾”起来的呢？
曾国藩画像
一道光二十年（1840年），曾国藩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开启了自己的京官生涯。这一年曾国藩29岁，一入京便入职翰林院，此时的曾国藩意气风发，想着如何在官场上大展拳脚，“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然而没过几年，曾国藩在诗词中就流露出一种颓丧的情绪，比如这首：
我虽置身霄汉上，器小仅济瓶与罍。
立朝本非汲黯节，媚世又无张禹才。
似驴非驴马非马，自增形影良可咍。
意思是说，别看我现在身居庙堂之高，其实只是庙堂之上一个没用的小摆设。我既无法像汉代大臣汲黯那样不顾性命直言进谏，也无法像张禹那样，甘言媚世，谋取高位。天天这样不上不下、非驴非马地混日子，只觉得自己面目可憎而已。
再看另一首：
微官冷似支床石，去国情如失乳儿。
…………
径求名酒一千斛，轰醉王城百不知。
意思是说，我现在做这么一个小官，每天的工作如同支床石一样，疲倦麻木。我天天想念家乡，如同离了娘的小孩。愁闷极了，不如干脆找几瓶好酒，喝得大醉，什么都不知道好了。
在他的家信中甚至透露出想辞官归隐的念头：
吾近于宦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计民生。惟势之所处，求退不能。但愿得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即思决志归养，以行吾素。
也就是说，生在宦场中的他已经厌烦了自己的所作所为于国计民生无补。如果几个弟弟有谁能够出来做官，家里生计不至于困窘，他就打算辞官回家，侍奉堂上老人，不再混迹于官场了。
这样的文字还有很多，在写给家人朋友的信中，他多次表达了想辞官归隐的想法。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的他还不到四十岁，便已经是礼部右侍郎了，搁现在已经是副部长级了。如此高的职务他为何还是如此郁郁寡欢呢？
二是道光晚年的政治低气压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道光帝画像
清朝的由盛转衰是从乾隆后期开始的，到了道光后期，腐败已经像病毒一样感染了帝国机体的每一个细胞。
曾国藩迫切地想要改变这一现状，然而帝国上层多是些“多磕头，少说话”的庸碌之辈，道光帝也只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修修抹抹，苟且偷安，曾国藩想凭他的一己之力将这辆驶向悬崖的马车勒住，并且改弦易辙根本是无法做到的。也正因为如此，一种巨大的无力感笼罩着他，纵使身居高位，纵使没日没夜不停地工作，做的也只是些“等因奉此”之类的公事，想要推动帝国机器进行深层次的改革，根本没有可能。
道光帝薨逝，咸丰帝继位，罢黜穆彰阿，下诏“求言”，官场氛围看似为之一振，曾国藩也被这表面的现象所迷惑，一年的时间内，他满怀赤诚，尽忠竭智，先后上了《应诏陈言疏》《条陈日讲事宜疏》《议汰兵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多道奏疏，全面深入地指出了大清面临的种种危机、官僚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呼吁皇帝大刀阔斧，加以彻底改革。
这些折子是曾国藩披肝沥胆殚精竭虑的产物。他满怀期待地以为，新皇帝年轻有为，一定会采纳他的建议。然而没过多久，现实证明他是何其的天真。咸丰帝心中根本没有治理国家的宏伟蓝图，也没有推动改革的魄力，相反他心胸狭窄，气质庸弱，所谓的“求言”不过是为自己博得一个虚心纳谏的美名，对于下面官员呕心沥血想出来的改革措施，好的话他会夸奖两句，更多的是以“毋庸议”三字了之，然后便弃若敝履，扔进了废纸篓。
曾国藩很快便认清了现实，在强烈的责任感的支配下，他效仿海瑞，冒死向咸丰呈上了《敬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在这篇奏疏中，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新皇帝的三个缺点，希望这封奏疏能起到当头棒喝的作用，使新皇帝幡然醒悟，从此改弦易辙。
这封奏疏和海瑞的奏疏一样，没能让皇帝幡然醒悟，却深深地伤害了皇帝的自尊心。史载：“疏上，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寯藻、季芝昌等大学士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死罪难免，活罪难逃，在此后的日子里，虽说因为太平军咸丰帝不得不依仗曾国藩，但他从没有真正信任过曾国藩，还经常给他穿小鞋，这也是曾国藩性格转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咸丰二年，曾国藩得到了江西乡试正考官的外差，在赴任的途中接到了母亲去世的消息，当即结束行程回乡奔丧，结束了自己十四年的令他厌烦的京官生涯。
哪知渔阳鼙鼓动地来，太平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攻陷各省市。咸丰一道紧急命令传到曾国藩的家乡，命令他以守孝之身协助地方官员兴办团练，保卫乡里。
曾国藩没有推辞，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兴办团练的工作中。在这过程中遇到很多困难，曾国藩都一一克服。而令他怎么也没想到的是，最大的困难竟大多数都来自他的同事。
曾国藩勇于任事，恢复了社会秩序，不但没有得到湖南政界的感激，相反却招致了重重怨怼。在兴办团练的过程中，曾国藩按自己的方式行事，忽略了某些人的感受，动了某些人的奶酪，他们变着法子阻碍曾国藩的步伐，曾国藩迫不得已搬到衡阳兴办湘军。
湘军从无到有，逐渐增长成为一只拥有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在这过程中曾国藩动辄得咎，皇帝的不信任和同事的嫉妒心令他步履维艰，好在他都一一克服，练兵也初见成效，在咸丰四年的湘潭之战中，湘军十战十捷，以少胜多，歼灭太平军万余人。这是太平军军兴以来，清军取得的唯一一次重大胜利。咸丰帝大喜过望，出一系列上谕，嘉奖湘军，还特命曾国藩单衔奏事，湖南省文武百官，除巡抚一人之外，曾国藩皆有权调遣。
这封上谕并没有让曾国藩的日子好过到哪里去，兴办军务的过程中,他照样受到多方掣肘，唯一的区别是对方更加客气了，事情答应得好好的，但大多都没有兑现，这让曾国藩很是窝气。
咸丰帝画像
地方官吏不听他的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咸丰帝。咸丰虽让他帮办团练，但并没有给他实权，继位之初的奏疏事件让他如鲠在喉。他不信任曾国藩，这个人胆子太大了，没掌权的时候就敢骂自己，几年时间就组建了一支所向披靡的劲旅，如果再让他掌握地方实权，一旦消灭了太平军，振臂一呼反戈朝廷，到时候还有谁能阻止他？再者，即便他不反戈，作为一个汉人他拯救了满族的政权，那让满洲的八旗子弟颜面何存？
正当曾国藩万分痛苦的时候，父亲去世的消息传来。他以为他的机会来了。他立刻上疏请求丁忧，并不等皇帝回复，把军队抛在江西，回到了湖南老家。
皇帝当然不会让他回去守孝三年，下旨催他快回军中。借此机会，曾国藩上了一道奏折，一股脑儿地把自己压抑已久的愁苦愤懑都说了出来。说在没有实权的情况下，筹饷如何之难，地方官员如何不配合，并且告诉皇帝，如果没有总督实权的话，自己只能在籍终制”，不复出山。
话说得如此直白了，本以为能等来总督的任命，没想到咸丰跟他较上劲了。此时正值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内讧，势力大衰，咸丰以为太平军指日可平，便顺水推舟，批准了曾国藩在家守孝三年，剥夺了他的军权。
四这个消息对曾国藩无异于晴天霹雳，冷静下来，他重读老庄的著作，开始反思自己的言行。他发现，自己之所以在官场上一再碰壁，不光是因为皇帝小心眼，大臣多私心，自己的个性、脾气也有很多的缺陷。在为人处世上，他总是怀着强烈的道德优越感，高己卑人，说话太冲，办事太直，很容易引起别人的反感。
不光是对同事，对待自己的家人他也总是一副盛气凌人的神气，没事总是以长辈的语气批评教育他们，弄得当年国荃、国华到北京投奔他，结果都待不了多久就返乡了。
总结下来，他发现了自己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自傲了，一味蛮干，行事过于方刚。殊不知，中国社会的潜规则是几千年来慢慢形成的，要想做成大事，你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圆滑柔软，和光同尘。
曾国藩在这里把家居的两年称为“大悔大悟”之年，经过一年多的乡居，曾国藩的思维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后来他回忆自己的这一变化说：
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前迥不相同。
于是当两年后太平天国势力再次强大，咸丰不得不再次启用曾国藩时，曾国藩没提任何条件。立刻出山。
不仅如此，对待同事方面，他变得和气谦虚了，做事不再直来直去，而是和普通官员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他不再抱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态度， 开始包容那些官场的丑陋行为。
对待皇帝，他不再那么直言不讳，而是学会了打太极，皇帝给他的命令，他不愿执行，便以种种理由拖延，而不是像之前那样直接拒绝，丝毫不给皇帝面子。这样，两年以后，他终于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两江总督职务。
五总的来说，后期的曾国藩虽然在一些事上不再那么讲究原则，但是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从来都没有含糊。在晚清的封疆大吏中，曾国藩是最忠诚的，在涉及国家根本利益的大事上，他也能做到不计自身利益，舍身许国。他是变得圆滑了，但这种圆滑是以内心的质朴刚直为基础的，和世俗的取巧圆滑本质上是不同。他的圆滑只是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的一种妥协，一种为了达到他的目的的一种手段。而他的目的，一直都是高尚而明确的，那就是所谓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