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聚变工程验证堆CFETR造价的一种测算结果）
新世纪以来的第三波核聚变研究热潮，由于中国日益凸显的领导力，完全有可能一鼓作气实现工程突破，造福全人类，对其实际价值的种种质疑也将如同拿破仑战争老兵对马克沁机枪的不屑，在技术的飞速发展中被打碎，但也存在着另一种切实的可能，或许正如精致的知识分子所调侃的那样，可控核聚变已经超过了人类现有基础物理理论和应用技术的能力边界，最终将被证实是一个“永远五十年后”的虚幻应许。
如果是这样的话，核聚变研究就没有意义了么？
19世纪大英帝国的鼎盛时期，查尔斯·巴贝奇这位发明家提出了分析机（ Analytical Engine）的天才概念，几乎具备了输入，输出，处理器，内存，缓存等现代计算机的所有架构特征，所不同的是，这是一台蒸汽机驱动的机械装置。
巴贝奇的分析机研究超出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所能提供的技术空间，最终这位已经走火入魔的发明家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人世，分析机的研究无果而终，然而巴贝奇的著作和活动，却仍然在英国科技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痕，并在其后催生出了技术目标更为节制，也更有里程碑意义的计算科学、信息科学成果，如开尔文爵士的潮汐预测仪及其对海底电缆通信带宽概念的早期摸索。
1937年，美国发明家霍华德·艾肯（Howard Aiken）受到了查尔斯·巴贝奇分析机理念的极大影响，立志将其实现，在他的游说下，IBM公司为其提供了经费支持，最终，巴贝奇的理念没有通过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蒸汽蛮力，而是通过20世纪全新的机电技术得到了巧妙而又彻底的实现。
霍华德·艾肯研制的这台大型机电计算机获得MARK I代号，是美国历史上第一台可编程通用计算机，为运行这台机器，也诞生了美国历史上最早的一批程序员，这台机电计算机运算时机械作用夹住的一只飞蛾，为其后的计算机文化贡献了BUG这个永恒的术语。
（现代计算机中的第一个BUG以及DEBUG记录）
中国人对于科技发展的这一辩证规律有着深刻的洞察，我们愿意苦干，但也同样注重巧干。中国受控核聚变的投入，同样并不只瞄准遥远的未来空想，而是已经产生了丰厚的现实回报。
例如为参与ITER项目发包而成立的西部超导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但已经拿下了ITER低温超导材料的大部分全球订单份额，相关技术能力还辐射到了其他细分领域，打入了核磁共振（MRI）低温超导材料这一市场，突破了国外竞争对手的垄断。
西部超导公司的聚变业务，还带动了其钛合金加工技术的发展，成为我军新一代作战飞机钛合金棒材的独家供应商。
中国托卡马克聚变装置的先驱者，传奇人物陈春先于2004年不幸病逝，他下海后的创业远没有达到柳传志等中关村后辈的高度，但是可堪告慰的是，他开启的中国托卡马克事业，在今天已经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或许更有意义的是，陈春先在美国国势巅峰期所亲眼目睹，并且终其一生试图实现的那种产业与科研、市场与行政有机结合，良性循环，生机勃勃的科技进步环境，已经在今天的中国实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