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 李沛
平凡人的世纪
1942年5月8日，美国副总统亨利·华莱士发表了其一生中最伟大的演说：《平凡人的世纪》。
在这篇演说中，华莱士描绘了一个与"美国世纪"大异其趣的“平凡人世纪”图景，提出在挫败轴心国之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应该真心实意地分享科学技术成果，带动印度、中国等落后国家走上工业化道路，释放出现代人类文明成果的全部潜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普遍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华莱士半开玩笑地回忆起与苏联大使夫人李维诺夫的一次谈话，两人一致同意，“这场战争的目的是确保世界上每个人每天能喝到一夸脱的牛奶。”
这篇演说在二战军事斗争的至暗时刻，被翻译成20多国语言广为流传，极大鼓舞了盟国阵营民众的士气，而这位罗斯福的亲密助手和接班人，则因其“亲共”嫌疑在罗斯福第四任期被杜鲁门意外顶替，与总统宝座失之交臂，随后又因反对对社会主义阵营的遏制战略，逐步被排挤出华盛顿政坛。
《平凡人的世纪》直指人心的鼓动力，既来自免于匮乏、共同富裕的道德感召，也建基于美国国势上升期对科学技术改造自然伟力的信仰。
(美共党员、插画家雨果·盖勒特受华莱士讲话启迪创作的版画)
原子能，小小原子中蕴藏着取之不竭的磅礴能量，这一意象完美契合了1920到1950年代美国技术乐观主义思潮。
二战结束后，战争所催熟的种种科学技术成果，开始大规模转化为普通人能够享受到的新奇产品，走入美国中产阶级千家万户，如同今天“万物互联”愿景下，学界与商界对5G\6G技术及其应用场景的热情探索，原子能的商业应用也出现了许多“脑洞大开”的想法，从给孩子的放射能启蒙玩具，家用放射能花肥，到无限续航里程的核动力汽车。。。
1952年11月，在名为常春藤行动的实验中，美国人成功引爆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热核试验装置，验证了氢弹泰勒-乌兰构型的正确性，这一装置的爆炸当量约合1000万吨TNT，威力相当于700颗二战中摧毁广岛的“小男孩”原子弹，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所有热兵器威力总和，直接从地图上抹掉了名为伊鲁吉拉伯礁的试验地。
氢弹试验的成功，证明人类踏入了神灵的殿堂，能够触碰到核聚变这一恒星级能量来源，这既加深了公众对核武器可能威胁人类文明存亡的忧虑，也引发了和平利用核聚变能量的第一个研究高潮。
（福特核动力汽车）
作为武器的氢弹，通常以核裂变链式反应，瞬时制造出两种轻核发生聚变所需的高温高压条件，而着眼于和平利用的受控核聚变，显然需要用核爆炸之外的其他方式来满足这一“点火”条件。
1953年起，在原子能委员会第二任主席，刘易斯·斯特劳斯的热情支持下，美国开始了代号舍伍德（sherwood）的核聚变反应堆工程研究，基于从原子弹到商用核裂变反应堆的发展经验，斯特劳斯自信满满地预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最晚十年之后，总之到1970年代，核聚变发电站将使能源变得过于廉价，以至于失去了核算意义（too cheap to meter）。
另一位高水平的战略家，哈德逊研究所创始人赫尔曼·卡恩则相信，可控核聚变带来的过剩能源，将使资本主义阵营的物质生活达到极大丰富，每一个普通人都将在未来享有今天百万富翁的生活水平，彻底“消灭”无产阶级，从而使美国在与社会主义阵营的冷战竞赛中最终胜出。
（美国早期受控核聚变研究的重要庇护者刘易斯·斯特劳斯）
舍伍德计划明确了可控核聚变的基本路径，即将轻元素“燃料”加热至恒星级的超高温度和压力并保持足够长时间，使轻原子核之间出现足够强度的聚变反应，以至于释放的巨大能量可使这一过程自我维持下去，维持平衡之外的过剩能量可为人类所利用。
要实现这个看似简单明了的设想，最大的难点很快浮现，那就是如何将加热至上亿摄氏度，处于等离子体状态的“燃料”容纳起来，约束在一个高压状态下，然而，地球上任何材料直接接触这一高温等离子团，都将瞬间气化，只有基于电磁力的强磁场约束具备工程实现可能。
在舍伍德计划中，同时铺开了仿星器、磁镜、箍缩等多种不同形式的磁约束技术路线研究，然而率先“突破”的却不是美国人。
1957年8月，英国大型箍缩装置ZETA启动，在其后的试验中测得大量中子，英国人据此认为该装置内的高温等离子体已经发生了聚变反应，次年1月，这一成果被广泛公布，作为应对苏联发射卫星震撼性影响的反宣传，被鼓吹为迈向无限能源的第一步，西方阵营在和平利用原子能上的领导力体现，不过仅仅四个月后，这一结果就被证实是高能等离子体不稳定运动所致，与核聚变无关。
ZETA丑闻对Z箍缩这一当时最主流技术路线声望的打击，以及同时期核聚变研究的热心倡导者，刘易斯·斯特劳斯卸任原子能委员会主席，使第一次可控核聚变研究的热潮悄然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