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后，李四光从未停止过为中国地质学的发展而努力，1922年时，他就联合几位同僚发起创建了一个名为“中国地质学会”的组织，是中国建立最早的学术团体之一，而这个机构也一直存留到今天，成为了中国地质学的权威机构。
由于李四光等人的多方努力，国民政府方面也逐渐意识到地质学的重要性，终于在1928年任命李四光为前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并批准他筹备建立国立武汉大学（今武汉大学前身）。
后来抗日战争不幸爆发，李四光失去了频繁奔走活动的机会，便一心扑在了自己的学术研究上，陆续出版了如《中国北部之科》、《中国地质学》等多部著作。
这些书不仅仅是在国内有名气，甚至在国际学术界也得到了强烈的赞誉和认同，李四光在国外八所著名的高校展开了一系列演讲，既提高了中国科研的声誉，也向世界呈现了中国地质的样貌。
从1937年开始，李四光便开始长期在中央大学地质研究院工作，时不时会去国外参加会议或演讲，但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他偶然地结实到了一个人，此人是一名老共产党员，正在国民党统治地区内负责联合抗日的工作。
此人名叫*。
从最早年轻时加入同盟会开始，李四光就从没改变过爱国者的初衷，他是个无党派人士，只专注于国家的建设发展，关心、但不介入政治上的事，可在遇到*以后，两人一见如故，长谈了许久，简直令他茅塞顿开，心里也对共产党产生了相当的认同。
再往后，随着解放战争的开打和解放军部队的节节胜利，国民党的生存空间被不断压缩，逐渐失去了很多地区的掌控权，所以李四光也接到了将研究所迁往重庆的命令。
而到了重庆以后，他进入了重庆大学任教，并在那里开设了中国第一个石油专业，这将对未来新中国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过了不久，由于全国解放的势头已经越来越大，周总理通过秘密方式联系到了李四光，希望他能为即将建立的新的中国效力，发挥他在科研领域的天赋，李四光毫不犹豫便答应了，他从来都是只想报效国家、报效民族的人，而此时他也早已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知道中共的领导可以让全国获得真正的太平。
但当时国民党对这些人员的管控都很严格，就是为了防止他们叛逃，李四光等待了很久，终于在1948年2月，正好第十八届国际地质大会举办了，他自然也受邀参加，于是便立刻赶往了英国伦敦，也借此摆脱了国民党的掌控。
在国外时，李四光也一刻没有停歇，他时时关注着解放战争的进程，给南京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的同事们写信，让他们坚决反对南迁广州，为新中国保留了不少机构和人才。
到了1949年，解放战争的胜利已经不可阻挡，同时以郭沫若为首的代表团刚好出国参加世界维护和平大会，周总理便委托他给李四光带去了一封亲笔信，信中诚恳地请他归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工作。
李四光准备马上启程，可是当时正处于二战期间，从英国往远东的渡轮要提前一年时间预定，他只能无奈地等待。
可是国民党方面仍然是不死心的，他们还有反攻的打算，自然不会放过李四光这种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就在新中国即将成立之前，李四光再次收到周总理密电，让他回国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李四光此时已经拿到了船票，迫不及待就要登船，可是却被拦了下来。
拦住他的是他在伦敦的几位朋友，他们人脉较广，听说了国民政府那边的风声：国民党驻英大使馆也已经接到命令，务必让李四光拒绝中共政协委员的委任，否则就将直接扣留并送至台湾。
李四光当下已经归国心切，而且聪明如他怎么会想不出办法？于是他直接和妻子分开前往法国，然后在法国一同乘船从意大利再前往香港，经历了无数波折之后，终于从香港成功回到北京。
在首都，*与李四光这对好友久别重逢，两人再次酣畅地交谈了许久，话里话外更多的都是对未来国家发展建设的规划。
此时的中国虽然步入了和平，但在科研、教育等方面简直凋敝破落，一切甚至都无从下手，不知道该怎么来办才好，这也是*诚邀李四光回国的原因，因为像他这样的科学家，简直就是最宝贵的财富。
从1950年出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开始，李四光便迈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建设祖国之路，他同时奔波在科研和教育的前线，一边搞研究，一边办学。
在学术上，他凭借自己渊博和从西方学习到的先进知识，帮助国内的地质学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甚至在之前的20年代，他就已经自己创立了地质力学这个新的理论体系，可以说是对全世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的。
但在以前，李四光专心研究科学基础，而到了这个时候，他完全依照国家的需要来集中钻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