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是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王朝时期最古老的一种成熟文字。
甲骨文，又称"契文"、"甲骨卜辞"、殷墟文字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记录和反映了商朝的政治和经济情况，主要指中国商朝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吉凶记事而在龟甲或兽骨上契刻的文字，内容一般是占卜所问之事或者是所得结果。殷商灭亡周朝兴起之后，甲骨文还使用了一段时期，是研究商周时期社会历史的重要资料。甲骨文其形体结构已有独立体趋向合体，而且出现了大量的形声字，已经是一种相当成熟的文字，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体系的文字形式。它上承原始刻绘符号，下启青铜铭文，是汉字发展的关键形态，被称为"最早的汉字"。现代汉字即由甲骨文演变而来。以现有考古资料发现，甲骨文并非商代特有，早在商朝之前就有经存在。(西安市西郊斗门乡花园村原始社会遗址)
古汉字一种书体的名称。刻在甲、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殷代（商朝）人用龟甲、兽骨（主要是牛肩胛骨）占卜。在占卜后把占卜日期、占卜者的名字、所占卜的事情用刀刻在卜兆的旁边，有的还把过若干日后的吉凶应验也刻上去,最详细的一条将近100字。学者称这种记录为卜辞，这种文字为甲骨文。是中国商代后期（前14～前11世纪）王室用于占卜记事而刻（或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的文字。它是中国已发现的古代文字中时代最早、体系较为完整的文字。甲骨文发现于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一带，是商王般庚迁殷以后到纣王亡国时的遗物（公元前14世纪中期～前11世纪中期），距今已3000多年。
历史发展：甲骨文因镌刻于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为殷商流传之书迹；内容为记载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二百七十年之卜辞，为最早之书迹。殷商有三大特色，即信史、饮酒及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诸多事情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文字重要的资料。
商代已有较为成熟的笔墨，书体因经契刻，风格瘦劲锋利，具有刀锋的趣味。受到文风盛衰之影响，其大至可分为五期：
一、雄伟期：自盘庚至武丁，约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响，书法风格宏放雄伟，为甲骨书法之极致。大体而言，起笔多圆，收笔多尖，且曲直相错，富有变化，不论肥瘦，皆极雄劲。
二、谨饬期：自祖庚至祖甲，约四十年。两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贤君，这一时期的书法仅饬，大抵承袭前期之风，恪守成规，新创极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劲豪放之气。
三、颓靡期：自廪辛至康丁，约十四年。此期可说是殷代文风凋敝之秋，虽然还有不少工整的书体，但篇段的错落参差，已不那么守规律，而有些幼稚、错乱，再加上错字数见不鲜。
四、劲峭期：自武乙至文武丁，约十七年。文武丁锐意复古，力图恢复武丁时代之雄伟，书法风格转为劲峭有力，呈现中兴之气象。在较纤细的的笔画中，带有十分刚劲的风格。
五、严整期：自帝乙至帝辛，约八十九年。书法风格趋于严谨，与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长，谨严过之，无颓废之病，亦乏雄劲之姿。
甲骨上细瘦的笔迹，也受到刀刻的影响。占卜时常用“是”或“否”刻于龟甲中央纵线两侧，自此中线向左右书写，故两旁对称和谐，具有行款对称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别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艺术之意味，堪称书史奇迹。
主要内容：甲骨文的内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纪录。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问，有些占卜的内容是天气晴雨，有些是农作收成，也有问病痛、求子的，而打猎、作战、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问了！所以甲骨文的内容可以隐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历史发展的状况。 甲骨文的发现最早时间，是在清末光绪二十五年以前。发现地点，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的洹河南岸田庄。村人于耕种时，在土层中掘出一些龟甲兽骨碎片，其中大部刻有奥难辨的文句。当时，村人当作龙骨转售药店为药村。直至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经考古学家王懿荣发现，确定了它在研究历史资料上具有珍贵的价值后，就开始被介绍到了学术界。复经刘鹗、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诸家的先后搜集考究，其中罗振玉更瘁全力以为提倡，始奠定了甲骨学的地位。甲骨学的著述，最早问世的是刘鹗的《铁云藏龟》，时在清光绪二十九年（一九○二）出版，续有孙诒让的《契文举例》、罗振玉的《商卜文字考》、《殷墟书契考释》、《待问编》。商承祚的《殷墟文字类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王襄的《簠室殷契类纂》、叶玉森的《殷契钩沉》、《说契》、《研契谭枝》、朱芳圃的《甲骨文字编》、孙海波的《甲骨文编》、董作宾的《甲骨文断代研究例》、《甲骨文字集释》、金恒祥的《续甲骨文编》、严一萍的《殷商编》、《甲骨文断代研究新例》、绕宗颐的《甲骨文续编》、《殷墟文字甲乙编》。更有欧美传教人士及日本学者等，亦先后于民国十七年中央研究院继续发掘时，在我国搜购甲骨甚丰，并多有专著发表。近三十年来，对甲骨学最有贡献的，应推董作宾先生。董氏曾亲自参与发掘甲骨出土工作，他据殷代卜辞，将过去甲骨学的研究阶段，分成前后两期，前期从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到民国十六年丁卯（一八九九到一九二七），共为二十八年，后期自民国十七年戊辰，到民国三十八年己丑（一九二八到一九四九），共二十二年。
重要价值:甲骨文是中国的一种古代文字，被认为是现代汉字的早期形式，有时候也被认为是汉字的书体之一，也是现存中国最古的一种成熟文字。甲骨文又称契文、龟甲文或龟甲兽骨文。甲骨文是一种很重要的古汉字资料。绝大部分甲骨文发现于殷墟。殷墟是著名的殷商时代遗址，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小屯村、花园庄、侯家庄等地。这里曾经是殷商时代后期中央王朝都城的所在地，所以称为殷墟。这些甲骨基本上都是商王朝统治者的占卜纪录。商代统治者非常迷信，例如十天之内会不会有灾祸，天会不会下雨，农作物是不是有好收成，打仗能不能胜利，应该对哪些鬼神进行哪些祭祀，以至于生育、疾病、做梦等等事情都要进行占卜，以了解鬼神的意志和事情的吉凶。占卜所用的材料主要是乌龟的腹甲、背甲和牛的肩胛骨。通常先在准备用来占卜的甲骨的背面挖出或钻出一些小坑，这种小坑甲骨学家称之为“钻凿”。占卜的时候就在这些小坑上加热是甲骨表面产生裂痕。这种裂痕叫做“兆”。甲骨文里占卜的“卜”字，就像兆的样子。从事占卜的人就根据卜兆的各种形状来判断吉凶。从殷商的甲骨文看来，当时的汉字已经发展成为能够完整及在汉语的文字体系了。在已发现的殷墟甲骨文里，出现的单字数量已达4000左右。其中既有大量指事字、象形字、会意字，也有很多形声字。这些文字和我们现在使用的文字，在外形上有巨大的区别。但是从构字方法来看，二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甲古文是现存中国最古的文字，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大约有4500个单字，可识者约1/3。它的基本词汇、基本语法、基本字形结构跟后代汉语言文字是一致的。用许慎六书来检查,在字形结构方面指事、象形、形声、会意皆已齐备；在文义使用上转注（互训,即义近通用）、假借（音近通用）也都很清楚。甲骨文可以断代，早晚分明，从某些常用字的变化可以领会许多中国文字发展的知识。例如：①简化，形体复杂的字，日趋简单，笔画减少。②形声化，象形字增加声符，假借字增加形符，变成形声字。这些甲骨文所记载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到商代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不仅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社会习俗等内容，而且涉及天文、历法、医药等科学技术。从甲骨文已识别的约1500个单字来看，它已具备了“象形、会意、形声、指事、转注、假借”的造字方法，展现了中国文字的独特魅力。中国商代和西周早期(约公元前16～前10世纪)以龟甲、兽骨为载体的文献。是已知汉语文献的最早形态。刻在甲、 骨上的文字早先曾称为契文、 甲骨刻辞、卜辞、龟版文、殷墟文字等，现通称甲骨文。商周帝王由于迷信，凡事都要用龟甲(以龟腹甲为常见)或兽骨 (以牛肩胛骨为常见)进行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有关事情(如占卜时间、占卜者、占问内容、视兆结果、验证情况等) 刻在甲骨上，并作为档案材料由王室史官保存 (见甲骨档案)。除占卜刻辞外，甲骨文献中还有少数记事刻辞。甲骨文献的内容涉及当时天文、历法、气象、地理、方国、世系、家族、人物、职官、征伐、刑狱、 农业、 畜牧、田猎、交通、宗教、祭祀、疾病、生育、灾祸等，是研究中国古代特别是商代社会历史、文化、语言文字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主要特点:从字体的数量和结构方式来看，甲骨文已经是发展到了有较严密系统的文字了。汉字的“六书”原则，在甲骨文中都有所体现。但是原始图画文字的痕迹还是比较明显。其主要特点：
（1）在字的构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实物的特征，而笔画多少、正反向背却不统一。
（2）甲骨文的一些会意字，只要求偏旁会合起来含义明确，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异体字非常多，有的一个字可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写法。
（3）甲骨文的形体，往往是以所表示实物的繁简决定大小，有的一个字可以占上几个字的位置，也可有长、有短。
（4）因为字是用刀刻在较硬的兽骨上，所以笔画较细，方笔居多。
由于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锐有钝，骨质有细有粗，有硬有软，所以刻出的笔画粗细不一，甚至有的纤细如发，笔画的连接处又有剥落，浑厚粗重。结构上，长短大小均无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参差错综；或是密密层层十分严整庄重，故能显出古朴多姿的无限情趣。甲骨文，结体上虽然大小不一，错综变化，但已具有对称、稳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认为，中国的书法，严格讲是由甲骨文开始，因为甲骨文已备书法的三个要素，即用笔、结字、章法。
发现历史: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以前，当地的农民在采收花生时，偶然捡到一些龟甲和兽骨，被当成中药卖给药铺，清末金石学家王懿荣和学生赵军偶然在中药材的“龙骨”片上发现有古文字，于是开始了对此的搜集和研究，其他尚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端方、胡石查等人，都是最早的购藏研究者。最初，在古物中获利的人为垄断甲骨文，故意把出土地点说成是汤阴或卫辉，学者多受其误导。1903年，刘鹗《铁云藏龟》出版，是为第一步甲骨文著录。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决定发掘殷墟，第一次由董作宾领导，至1937年，前后共进行十五次；发掘地点，除了洹水南岸的小屯村以外，更扩大到后冈、和洹水北岸的侯家庄西北冈、高井台子、大司空村等地。一共出土龟甲、兽骨有二万四千九百多片。抗战期间，工作被迫停止，有大量的甲骨随同众多文物等被运往日本，达一万二千多片。
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4805片甲骨文。
1991年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中出土甲骨文689片。
1899年，金石学家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中药店中所售龙骨上刻有一些很古老的文字（即甲骨文），意识到这是很珍贵的文物，于是开始重金收购。1900年，王懿荣的甲骨转归了刘鹗所有，他的亲家罗振玉得知这些甲骨来自于河南安阳的小屯村，于是多次派人去那里收购甲骨，并对其上文字作了一些考释，认为小屯就是文献上所说的殷墟。其后，王国维对这些甲骨文上的资料进行了考据，进一步证实这里就是盘庚迁都的都城。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甲骨文首次被金石学家王懿荣认识并高价购藏。此后十年间先后搜购甲骨的有王襄、孟定生、刘鹗、罗振玉及美国人方法敛，英国人库寿龄、金璋，日本人林泰辅，加拿大人明义士等，共得甲骨数万片。1928～1937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有计划地进行殷墟发掘，先后发掘十五次，共得甲骨约二万五千片。以后殷墟仍不断有甲骨出土，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河南安阳小屯南地发掘甲骨四千余片。除殷墟外，1953、1954年在郑州商代中期遗址中还检到有字甲骨两片；自1954年始，又先后在山西洪洞，北京昌平，陕西丰镐、周原遗址、岐山凤雏出土西周时期有字甲骨约三百片。
殷墟遗址发掘:商代甲骨文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献纪录，如今甲骨学已成为一门蔚为壮观的世界性学科，从事研究的中外学者有500多人，发表的专著、论文达3000多种。它对历史学、文字学、考古学等方面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司马迁在<史记>中有一篇《殷本纪》，详细记载了商王朝的世系和历史。过去史学界许多人对这些记载将信将疑，因为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和留存的实物资料可作印证。 本世纪初，罗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发现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证实了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记》中所说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此后，学者王国维对甲骨卜辞中所见的商代诸先王、先公，对照《史记》记载作了详细的考证，证实了《史记》中《殷本纪》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盘庚于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从奄(今山东曲阜附近)迁到殷(小屯村一带)，从此历经至8代12王，在此建都达273年之久。这些研究成果，把中国有考据可信的历史提早了一千年。
从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发现和认定，由此发展到肯定了一个距今3000多年、长达600多年的朝代，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发现！这样就把本世纪20年代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可信历史始于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彻底的否定。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风之盛。王室贵族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气候、收成、征伐、田猎、病患、生育、出门，等等，无不求神问卜，以得知吉凶祸福决定行止。于是，占卜成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设置了专门的机构和卜官。有刻辞的甲骨，都作为国家档案保存起来，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辞成为研究商代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从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从1899年甲骨文首次发现到现在，据学者胡厚宣统计，共计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陆收藏97600多片，台湾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总计我国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国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为止这些甲骨上刻有的单字约4500个，迄今已释读出的字约有2000个左右。中国的文字萌芽较早，在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发现了各种刻划符号，成为中国文字的雏形，经过二三千年的孕育、发展，到了商代，我国的文字达到基本成熟阶段。甲骨文具有一定体系并有比较严密的规律，刻划精湛，内容丰富，对中国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过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据是商周青铜器上的铭文，如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甲骨文比<说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来源于直接发掘出来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对研究汉字的起源和发展，纠正《说文解字》的疏失，解决青铜器铭文中悬而未决的问题，都有极大价值。
从甲骨上的文字看，它们已具备了中国书法的用笔、结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笔线条严整瘦劲，曲直粗细均备，笔画多方折，对后世篆刻的用笔用刀产生了影响。从结字上看，文字有变化，虽大小不一，但比较均衡对称，显示了稳定的格局。从章法上看，虽受骨片大小和形状的影响，仍表现了镌刻的技巧和书写的艺术特色。“甲骨书法”现今已在一些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中流行，就证明了它的魅力。由于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点，从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在著名考古学家董作宾、李济、梁思永等人先后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带进行了长达10年的15次考古发掘，不仅先后发现了总计24900多片甲骨，而且发现了商代后期的宫殿、宗庙遗址和王陵区，出土了大量珍贵的铜器、玉器、陶器，从物质文化上提供了殷墟为商代王都的证据。殷墟成为世界闻名的古文化遗址，又一次震动了中外学术界。
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进行了多次调查、发掘，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位于安阳市区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为中心，东西约6公里，南北约5公里，总面积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带是殷王居住的宫殿区，发掘出宫殿基址数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积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区，先后发掘出十几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宫殿附近发现了两座甲骨文档案库和铸铜、制玉、制骨、烧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殷墟发掘延续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收获之丰，是中国考古史上罕见的。
为了纪念殷墟考古的伟大发现，1987年秋，安阳市在宫殿遗址区东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复原和再现了3000年前殷王宫和一些建筑的风貌。1976年春，在宫殿区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处，发掘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将军妇好的墓。甲骨文记载，妇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边境发生战争，双方相持不下，妇好自告奋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犹豫不决，占卜后才决定派妇好起兵，结果大胜。此后，武丁让她担任统帅，从此，她东征西讨，打败了周围20多个方国(独立的小国)。有一片甲骨卜辞上说，妇好在征战羌方时，统帅了13万人的庞大队伍，这是迄今已知商代对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妇好墓是殷墟发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铭文，是唯一能与甲骨文、历史文献相印证，从而能确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对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别要提出来的是对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证与发现：
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宫殿区发掘出一个甲骨坑，保存着带字甲骨17096片，记录着商王武丁时期的许多活动，看来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档案库，这批甲骨片的出土，对考证武丁时期的社会政治、文化、生活有极宝贵的价值。发掘时坑中还发现埋有一个身体蜷曲、侧卧的尸骨，其身躯大部分压在甲骨上，专家认为可能是档案库的看守人。
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发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与这批甲骨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制品，这种甲骨与陶器共存的现象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宝贵资料。
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园庄东地发掘出一个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叠压厚度却达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记载内容丰富，而且问卜者都是武丁时期的王族成员和高级贵族。说明这个时期，占卜活动已不限于最高统治者国王，王室贵胄都可以利用占卜来预测吉凶了。
甲骨文的发现以及由此引发的殷墟发掘，对中国考古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此之前的学者，只是在书斋中研究碑文和铜器铭文，从不去田野里考察和发掘。中国的田野考古，最早是1921年对河南渑池县仰韶村遗址的发掘，然后是1927年开始在北京周口店猿人遗址的早期发掘。但当时对这两处的发掘，不是由我国学术部门独自承当的，而是由当时政府聘请外国学者主持，或由中外学术单位合作进行。真正由中国学术机关独立进行的田野考古，是从192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对殷墟的首次发掘开始的。它对中国田野考古学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奠基的作用。中国老一代的考古工作者，绝大部分是在殷墟考古工地上成长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又基本上是由他们培训出来的。因此称殷墟是中国田野考古学的诞生地，确属当之无愧。
重要新解:由于时代和研究者的局限性，甲骨文一直被当作“卜辞”。而事实上，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以及更宏观更全面的认识，甲骨文发现100年后，学术界对甲骨文有了全新的的理解，这种理解作为一个新的流派，很可能对彻底解开甲骨文之谜，甚至对商史、上古史的研究产生深刻影响。
这个新的学派由璩效武先生在其《甲骨文字辨释》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一版）中所创立，其基本学术观点如下：
1，尽管现存甲骨有钻凿灼烧的占卜痕迹，但无法确认上面所契刻的文字与占卜有关；
2，通过对甲骨文字的逻辑和系统释读，甲骨文主要是殷商朝庭（包括贵族、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记事文字，而并不是对占卜过程和结果的记录或者至少不仅仅是卜辞；
3，由于摆脱了占卜的语境，新释读的甲骨文更广泛地展示了殷商王朝的社会生活，使得甲骨文有可能成为更重要的商史第一手资料；
4，上述三点与传统学术体系大相径庭，但没有推翻对甲骨文释读的全部知识，仍有相当一部分的文字释读是可信的、符合逻辑与典籍记载的。
甲骨研究:龟甲5521、5538、5518、6019：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祖庚、祖甲时祭祀祖先之卜辞。共四片。
兽骨5402、5403：刻有商代(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殷王武丁时旬卜王事之卜辞。共二片。
甲骨文是写或刻在龟的腹部、背甲，以及牛肩胛骨上的文字。时间大约在盘庚至帝辛之间(分元前1401年至前1122年)，内容大都是殷王祭祀、田猎、求雨、卜吉凶等占卜的记事文字。殷商人崇尚鬼神，凡事必用甲骨占卜。他们采用龟甲兽骨写刻卜辞，占卜有关的事件，再契刻记事文字。甲骨的出土地点在河南省安阳小屯村之殷墟，初为当地农民翻耕土地时发现的。由于不知是何物，因此被当作龙骨卖给药铺，用以治疗虚弱和破伤。清光诸二十五年(1899)，当时在北京做官的王懿荣生病后，在抓来的中药中认出了甲骨。二十九年(1903)，刘鹗著《铁云藏龟》，第一次把甲骨以拓片的形式出版。三十年(1904)，孙诒让著的<契文举例>对甲骨文始加考释。其后开始了连续不断的发掘。
文字学家认为，一种文字从发现到成熟至少要经过2000年的发展，而3500年前的甲骨文已经出现一批形声字，表明它是较成熟的文字。按此类推，最早的汉字应出现在夏或更早的时代。甲骨文的发现及研究，为中国文明史已逾5000年这一事实，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文字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载体。中国的甲骨文和古埃及纸草文字、巴比伦泥版文字和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字具有同等的地位，号称世界四大古文字。但其他三种文字的发展都中断了。惟有甲骨文发展下来。在已发现的的近5000个甲骨文单字中，能够释读的约1500字；余下的3000多字多属地名、人名、族名，可知其意，但不可读其音；其中也有不少字因后世不再沿用，给正确考释、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有专家认为，由于甲骨文属卜人应用文字范围，并不等于社会的用字量，所以商代实际存在的字可能还要更多。殷墟甲骨文发现百年以来，出土数量已达15万片。它虽然是殷王室进行占卜的记事文字，而且存在形式呆板，字名简单，识读困难等局限，但对“文献不足征”的商代历史研究仍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而且与考古学、语言文字学和古代科学技术研究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国家图书馆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单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赠和从私人、市肆收购而来。其中以刘体智先生的庋藏数量最多，装在150个盒内，共28000余片。国家图书馆所藏甲骨还曾著录于罗振玉《殷墟书契》、胡厚宣《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编》、郭若愚《殷契拾掇》中。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甲骨拓片也很丰富，除正在传拓中的《馆藏甲骨集拓》外，还有《善斋书契丛编甲骨拓本》十八册四函，共28000余张。在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合集》中还收录有该馆所藏甲骨拓本十余种之多。
甲骨流失: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经历了太多的坎坷和磨难。没落的王朝，动荡的局势，战火的硝烟，使这些国宝未能得到应有的保护。据《甲骨年表》记载，清末民初，小屯村村民得知甲骨有利可图后，便开始了无数次的狂挖滥掘。他们搭席棚，起炉灶，争地盘，还经常为此大打出手，直挖得小屯村“千疮百孔，沟壑纵横”，而结果是“所得者一，所损失千矣”。挖出的甲骨，不是为国家所有，而是被坐地收购的商人和洋人卷去，大量遗落或流失海外。据不完全统计，旧中国甲骨文流失到的海外国家和地区有１２个，共计２６０００余片，其中仅日本就有１万多片，其他主要流失在加拿大、美国、德国等。
甲骨学者
早期：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王襄、内藤湖南、唐兰、杨树达、郭沫若、容庚、于省吾、金祥恒、岛邦男、松丸道雄、张秉权、姚孝遂、陈梦家、刘渊临、董作宾、胡厚宣、李孝定等等。
现今：裘锡圭（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李学勤（大陆清华大学）、林沄（吉林大学）、黄天树（首都师范大学）、蔡哲茂（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李宗焜（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李家浩（北京大学）、刘钊（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宋镇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饶宗颐（香港中文大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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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卜方法:甲骨文占卜的方法是将处理后的龟甲或兽骨，在背面加以钻洞到即将穿透又尚未穿透的程度，再用火烘灼，龟甲的正面就会在钻洞的四周围出现裂纹，这些纹路称为“兆”。负责观察纹路的人，也就是负责占卜的人，叫做“卜官”，在判断吉凶之后，才将卜问的内容书写、刻画在甲骨上。除了卜吉凶之外，有部分甲骨文是用来记事的。记事的甲骨文字多用刀子契刻，有的先用笔写，然后刻画出来，也有的是直接刻画出来的。甲骨文多数由上而下直行书刻，这种方式仍是今日中文常用的格式。事实上，甲骨文并不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国文字的产生其实远在甲骨文之前，例如一些刻画在陶器上的文字陶文，在六千多年前已经产生。如果文字代表文明的开始，可知甲骨文之前中国文明的脚步早就启动了。
与古代文字:汉字与古代埃及的圣书字、古代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并称为古老的表意文字。汉字本身的发展，从字体看可以分为古文字阶段和隶楷阶段。古文字阶段起自商代（以甲骨文为代表），止于秦代，历时一千余年。从时间顺序上分，有商代文字、西周春秋文字、六国文字、秦系文字等；从文字载体上分，有甲骨文、金文、陶文、印章封泥文字、简帛文字、石刻文字等。甲骨文作为最早的系统文字，对其他古文字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既然甲骨文已经是成系统的比较成熟的文字，在此之前必然还有其他更古老、原始的文字。<周易>上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但结绳记事的作用只是以实物来唤起人们的记忆，因此绝无演化为文字的可能，原始的文字应该是从绘画中产生的。在远古居民遗留下来的岩画、石刻符号、族徽等大量带有图案的信息中，又如何去判断哪一种仅仅是图画，哪一种是文字呢？以前曾有学者认为，可视图案复杂与否来决定，越古老，越偏于画的本意；而符号化成分越多，结构相对概括而简单的则偏于文字的本意。但是后来发现，在不同的文字中很难以这个标准衡量。所以后来有语言学家将图画到文字的定义改为：一旦图画与语言形式之间出现了约定俗成的固定联系时，它就完成了向文字的过渡。比如看见以一个正面人形的“大”字和一只鹿形的“鹿”字，立刻使人想到这是指“大鹿”，而不是指人饲养鹿、猎鹿等其他意思，这样大字便从图画中脱胎出来了。但这个过程非常之漫长。
汉字是一种表意字，又称方块字，有别于拉丁字母一类的表音字（如英语）。但实际上汉字也有大量的表音成分。对于汉字形成和发展的基本脉络与特征，传统的汉文字学有过较为全面、正确的归纳，这就是著名的“六书”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在汉字发展早期阶段（主要是西周以前），其象形程度较高，多使用意符和音符，甲骨文、金文均是如此。而随着汉字字形的演化，书写的规范，到隶书形成时，许多原先的表意字已看不出其表之“意”，变成了记号。所以汉字发展到后来，成为意符——音符——记号文字体系。在甲骨文和原始文字符号间，尚未通过考古手段发现中间类型的古代文字遗物。然而通过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现状的调查，已经发现了两种古文字里的活化石：尔苏沙巴文和纳西东巴文。尔苏沙巴文是四川西部自称“尔苏”人的文字，现在能收集到的尔苏沙巴文书籍四种，分别是黄历、算命、抽签、说鬼等内容的经书。尔苏沙巴文有近二百个独体字，象形程度很高，有不少是照实物描绘下来的简单图画，出现了少量的会意字。另一种较尔苏沙巴文成熟些的化石文字是著名的云南纳西族东巴文。东巴文现存经卷二万多册，在造字方法上，东巴文与其他汉古文字相似，有表意也有表音，但两者所处的发展阶段不同。如“日”字的甲骨文为圆圈中加一点（或一横、一小圆圈），东巴文则在圆圈内多加了表示光线四射的“十”状笔画。还有一种造字法，如东巴文中借“绿松石”来记“绿色”；借“火”表示“红色”，这种“义借”在甲骨文中也有。由于尔苏沙巴文、东巴文的原始性比甲骨文更强，所以反过来，也可以看出甲骨文的成熟性与系统性。
与书法艺术:殷墟甲骨文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的系统文字，也是比较成熟的文字。而上古文字的点横撇捺、疏密结构，用今天的眼光去看，确实初具用笔、结体、章法等书法要旨，孕育着书法艺术的美，很值得欣赏与品味。以甲骨文而言，郭沫若在1937年出版的《殷契粹编》的序言中，就对其书法体现非常赞赏：“卜辞契于龟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辈数千载后人神往。文字作风且因人因世而异，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浑，帝乙之世，文咸秀丽。而行之疏密，字之结构，回环照应，井井有条……足知现存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也。”
“钟王颜柳”指的是古代的四位大书法家。殷代的“钟王颜柳”们，就是那些书刻卜辞的史官卜人。正是他们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史料，也留下了一份份珍贵的上古书法作品。若就甲骨文书契形式作粗略的一瞥，会发现早期字体较大，像罗振玉编<殷虚书契菁华>所收录的许多武丁时期的卜辞，非常大气、醒目；而到商末帝乙、帝辛时代，字变得细小委琐；至于西周甲骨文则更是细若粟发。
甲骨文风格类型：一是劲健雄浑型；二是秀丽轻巧型；三是工整规矩型；四是疏朗清秀型；五是丰腴古拙型。总之尽管甲骨文是契刻出来的文字，但笔意充盈，百体杂陈，或骨格开张，有放逸之趣；或细密绢秀，具簪花之格，字里行间，多有书法之美。
所谓“甲骨文书法”，大抵有两层意思。一是指以商周甲骨文字体结构、书法特征为宗，加以工整地摹写而成的书法作品。这类作品可以按照需要集古字以组合为新句子。内容是新的，字却如同三千年前殷人的入笔文字一般饶富雅趣。但是甲骨文总共才二千多字，其中还有不少尚未释出的怪字（特别是人名、地名），真正派上用场的不是很多。因此一旦遇到甲骨文中没有的字，而所书写的对联、题词中又无法代替，就只好进行偏旁拆零，自己拼接了；再拼不出，就要到金文等其他古文字里去讨救兵。进行这项创作的首要人物是罗振玉。1921年他在研究之余，将甲骨文用毛笔书写成楹联，出版了《集殷墟文字楹帖》。继之有章钰、高德馨、王季烈等人，也仿效集字创作。一些古文字学前辈如董作宾、商承祚、唐兰、于省吾等也擅长甲骨文书法，这是本真意义上的甲骨文书法作品。另一层意思是指借鉴甲骨文特征加以自行创作的现代书法作品。他们将甲骨文视作一种灵感，仅仅是艺术创作中的一点启示，而并不在于追求“形似”。因此，他们并不严格按甲骨文的书法特征去写，可能是综合了甲骨文、金文、战国文字等多种古文字的特点而创作。这样的书法艺术与古文字学虽有关系，但不是亦步亦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