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说之不以道，不说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也。说之虽不以道，说也；及其使人也，求备焉。”
孔子说，君子容易侍候却难以取悦，小人难以侍候却容易取悦。讨好君子不容易，因为要讨好君子，必须得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讨好小人就容易多了，不管你人品行为如何，只要投其所好就可以了。君子宽容，懂得量才用人，所以在他手下做事比较容易，只要有才能就可以得到发挥；小人狭隘，用人全凭个人喜好，且只顾利益，出了成绩是他的，犯了错误是你的，所以在他手下做事很难。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
在孔子看来，出仕做官是有条件的，就是“邦有道”，国家政治清明，出来做官，是在辅佐君王治理天下。如果国家政治黑暗，还出来做官，那就不仅是贪图俸禄，而且是在助纣为虐，所以“邦无道，谷，耻也”。这和孔子说过的“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泰伯篇》）道理是一样的。
克服了好胜、自夸、怨恨、贪欲四种毛病的人，孔子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但还不能称得上“仁”。在外面看来，能够克服这四种毛病的人，已经是极其不容易的了，应该近乎圣人了，可见孔子心目中“仁”的境界之高。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危言危行”，就是正言正行，言语正直，行为正直。“孙”同“逊”，谦顺的意思，“言孙”说话要随和谨慎。
在政治清明的时代，君子可以言行正直，无所顾忌。但生逢乱世，君子也应该谦退自保，所以要“言孙”。当然，做人做事的原则不能变，也就是“危行”。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有德者必有言”，有道德的人一定有言论，却也不一定。道德高尚的人不一定就能说会道，或者能著书立说，留下不朽的言论。
南宫适问于孔子曰：“羿善射，奡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善于射箭的羿，善于水战的奡，最后都不得好死，亲自种植庄稼禹和稷，却得到了天下。这体现了儒家崇尚道德反对武力的政治思想，也就是后世所说的“恃德者昌，恃力者亡”。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中没有仁德的人是有的，而小人中有仁德的人是没有的。这里的“君子”“小人”如果是指道德高尚的人和品格低下的人，似乎不通。没有仁德的人怎么还算“君子”，“小人”当然没有仁德了，又何必要说。所以杨伯峻先生认为这一则的“君子”“小人”是指上位者和老百姓。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
事实证明，富而无骄，也不容易。孟子笔下的“齐人”，靠乞讨吃点饭菜，还要回家“骄其妻妾”，何况是真正的有钱人呢？
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优，不可以为滕薛大夫。”
“老”，这里指古代大夫的家臣，也叫室老。孔子说，孟公绰这个人，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是才力有余的，但不能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为什么呢？孔安国批注说：“公绰性寡欲，赵、魏贪贤，家老无职，故优；滕、薛小国，大夫职烦，故不可为也。”就是说，孟公绰这个人没有贪欲，赵魏两家比较喜欢贤才，而且他们家里的家臣比较多，没有太多事情要做，因此孟公绰适合做这个职位。而滕、薛虽然是小国，但大夫的事务并不少，麻雀虽小，孟公绰就不能称职了。
能做好这件事情的人，不一定就能做好那件事情；能胜任这个职位的人，不一定就能胜任那个职位。所以用人一定要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可惜上位者懂得这个道理的很少。
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人无完人，“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还要“文之以礼乐”，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孔子又说，面对财利的时候能想到义的要求，遇到危险能够不惜生命，长久处于穷困还不忘平日的诺言，也可以说是一位完美的人。而我等芸芸众生，只怕大多是“临财苟得”“临难苟免”，若是处在长久的贫困之中，平日的志向早已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孔子再次评价管仲他不为公子纠殉死，辅佐齐桓公，匡正了天下，老百姓到了今天还享受到他的好处，这是他的大义大节。若是像普通百姓那样自*在小山沟里，那只是在恪守小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