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新华社半世纪的情缘
何 涌 泉
我第一次“接触”新华社，是1960年上高中时，在学校收发室看到收发员给党总支送《参考消息》报，报纸用包装纸包成一个密封卷，上面印有“秘密”二字，当时我觉得新华社很神秘。
文革中派系林立，听一位《解放军报》的记者说新华社记者“通天”，能向上面客观反映情况，于是对新华社产生了敬畏感。
真正接触活生生的新华社，是参加工作以后。1968年“堆积”了好几届的大学生呼啦一下子“决堤”——毕业分配。我被分配到绥芬河军政委员会。这个机关是统管、协调绥芬河口岸的驻军、边防、海关、动植物检疫、卫生检疫、商品检验、外运、铁路联运等涉外部门，比起上山下乡的分配去向，能从事外事工作就像登天一样幸运，我急不可耐地去报到。到了绥芬河才知道军政委员会文革当中被造反派砸烂了，成立了绥芬河区革命委员会，这机构是一个文革怪胎，区革委除了把军政委员会的大权一手在握之外，还把当地行政权揽入怀中，工农商学兵一把抓。结果分散了抓外事工作的精力和职能，要知道那时候是以阶级斗争和反修斗争为纲，成立区革委的初衷据说是某些人为了揽权。到了70年代初期，上上下下都在酝酿机构改革。好像是1972年来了一位新华社记者调研，1973年撤销区的行政建制，成立了黑龙江省绥芬河外事委员会，恢复了原军政委员会的职能。在区革委工作时我是宣传组的通讯报道干事，新华社记者来调研我只是跑跑腿打打杂，调研的内容一无所知。后来听领导说撤区成立外事委员会，新华社记者起了很大作用。到新华社工作之后认识了当年去调研的那位记者康伟中，后来他担任了黑龙江分社副社长。1974年我在外事委员会外事科工作，兼任通讯报道员。初夏我接待了两位新华社女记者，是两位老大姐，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资深记者，一位姓顾另一位忘了姓名。她俩住在绥芬河国际旅行社宾馆，我负责生活接待。两位老大姐非常平易近人，和蔼可亲。采访之余闲谈中得知她们都患有神经衰弱睡眠不好。我向她们推荐了绥芬河山上的一种特产——五加参，治疗神经衰弱改善睡眠效果不错。她们回北京之后，我和单位的司机上山挖了一些五加参树根，给她们寄去。不久顾大姐把包装用的一条枕巾寄了回来，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约我去北京时候到她家做客。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把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外事委员会的体制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口岸外事工作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还要有经济和社会发展作为依托，于是新的一轮机构改革开始酝酿和设计。在这未雨绸缪之际，一位新华社记者恰巧来调研，后来我听领导说是黑龙江分社的记者张持坚，国务院批准绥芬河成立副地市级的城市建制，他助了一臂之力。张持坚后来担任了分社副社长。由这两件事我感到新华社记者“神通广大”。1979年我担任绥芬河市委宣传部长，有幸接待了黑龙江分社摄影记者范惠琛，他是受总社对外部委托，拍一组对苏口岸绥芬河风貌的摄影报道。我尽我所能给老范提供各种方便，他登山拍摄绥芬河全景，为了安全我给他当向导并跟他学习摄影。他给我讲了一位记者去林区采访，一部高级相机放在地上，被林业局的汽车倒车时碾碎的故事，似乎是提醒，我便更加小心地帮他看管设备。老范非常敬业，爬山越岭不辞辛苦，这一组照片拍了十多天，成片后老范约我配了说明文字，这是我第一次和新华社合作。老范以后也担任了分社副社长。
1982年我调回哈尔滨，在一家杂志社工作，经常去北京采访、组稿。前面提到的那位顾大姐给我介绍了好几位文字和摄影记者，他们经常给我们杂志供稿。顾大姐还给我介绍了北影女导演董克娜，董导帮我联系采访了刘晓庆、潘虹（当时在北影拍片）、于洋、许还山、刘世龙、张平等影星。后来又通过新华社的关系，采访了李贞将军、罗荣桓夫人林月琴、肖华夫人王新兰、谢觉哉夫人王定国和王光美、王光美的妹妹王光中等名人，为杂志添彩。
在组稿的过程中，新华社国际部驻加拿大的一位记者成为我们杂志的专栏作者，介绍了很多国外见闻，自然风光、人文风貌。上世纪80年代，我国刚刚改革开放，这个专栏成为读者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受到好评。《瞭望》杂志的一位摄影记者给我们杂志提供了很多新闻摄影和摄影艺术作品，我至今还珍藏着。
也许是冥冥中的缘分，1992年突然机会从天降，我被正式调到黑龙江分社，1992年3月12日报到，踏进了我心仪已久却从来没敢想过的新华社，真得感谢当时分社的老领导。
我已经进入古稀之年，一生经历的事渐渐都淡忘了，但往事并不如烟，我和新华社的情缘与经历点点滴滴都历历在目，如同经历大浪淘沙留在沙滩上的只只贝壳，我一一拾起并珍藏着。
2016-3-15成稿12月14日修改
新华社《老年生活》杂志征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