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
对不速之客，一般都不会欢迎。鲁迅同样如此，甚至更为反感，这在鲁迅的日记中有特别强烈的表示。从中可以看出鲁迅的性格和处世待人的风格。
1913年1月25日：“晨忽有人突入室中，自称姓吕，余姚人，意在乞资，严词拒之。”这时鲁迅住在北京南半截胡同的绍兴县馆，一般外人很少进来。这天是星期六，一大早突然闯进个陌生人，素不相识，自称是余姚人，意思是与鲁迅同乡，开口要钱，其实余姚与绍兴相隔数十公里。时值冬日早上，外面正在下雪，鲁迅晚睡，早上起得晚，让他这样直接冲进房间扰嚷，当然很不悦。
1914年2月7日：“有一不知谁何者突来寓中，坚乞保结，告以印在教育部，不甚信，久久方去。”巧得很，这天也是星期六，也是下大雪，不过是晚上。这位不速之客更加冒失，撞进来非让鲁迅替他作保。当时很多人到北京考文官，需要有北京人士作保，鲁迅是教育部官员，所以经常为人作保。就在这天前后，鲁迅多次为人作保。但作保是要承担经济法律责任的，如果被保人出了任何涉及法条的事，保人是要受牵连的。当然，为人作保尤其是为熟人作保的事是很常见的。有时鲁迅作保的人自己并不熟悉，但有可靠人士带来，自然不成问题。这位不速之客，与鲁迅并不熟悉，强行要求鲁迅为他作保，当然为鲁迅所峻拒。鲁迅不能明说拒绝，就借口说印章在教育部，没法盖章。可那人还是不相信，纠缠了很久才走。
有时是熟人带来陌生人，对此，鲁迅的脾气是开始一般不对陌生人示好，不会表现得很客气、很热络。可一旦谈得投机，以后就会非常健谈。1913年1月27日：“晚阮和孙来访，并偕一客姓曾，是寿洙邻亲戚云。”阮和孙是鲁迅大姨母的儿子，也即鲁迅的表兄，比鲁迅大一岁。他当时在山西做幕友，来北京时顺道拜访鲁迅。但他偕来一人鲁迅不认识，阮只介绍说是鲁迅塾师寿洙邻的亲戚。鲁迅没有问其名字，显然与他没有多交谈。这里充分显示了鲁迅的待人接物风格。
即便是熟人，如果是在早上，也有吃闭门羹的可能。有的人不知道鲁迅的生活习惯，就会感到被冷落了。1923年9月23日，“晨和森来，尚卧未晤。”还是那个表兄阮和孙，早上突然造访，但鲁迅还睡着，便吃了闭门羹。从鲁迅的《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可以知道，早上九点半鲁迅还没有起床。
还有一个例子也很说明问题。1924年2月17日，星期天，下午：“蔡察字省三者来，不晤。”这个人鲁迅应该是知道的，虽然并不熟悉。但他来得也不是时候。这天是星期天，鲁迅不上班，这时恰好有客人在。这天下午接连有弟子宋琳、许钦文来，还有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的弟弟羽太重久来访。这些人并不是多么重要的人物，也不会有多么重要的事情在谈，再增加一位来客也不是不可能，但这位不速之客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因为事先没有约定。
另一位没有约定的熟人来访，鲁迅也不予接待，1924年2月18日：“晚空三来，不晤。夜成小说一篇。”陈空三是北京世界语学校的创办者之一，曾经聘鲁迅在该校任教。这天晚上，鲁迅正在写小说《幸福的家庭》，需要一气呵成，大约因此不接待来客。
最使鲁迅反感的一个不速之客，就是所谓“杨树达君袭来”事件。1924年11月13日日记：“上午有一少年约二十余岁，操山东音，托名闯入索钱，似狂似犷，意似在侮辱恫吓，使我不敢作文，良久察出其狂乃伪作，遂去，时约十时半。”这里鲁迅没有提到来者的名字，只说“托名”，事实上来人自称杨树达，似乎精神不太正常，来意是向鲁迅要钱。鲁迅也知道他不是杨树达——鲁迅原就认识杨树达。但鲁迅怀疑来人是装疯，因而更加厌恶。当晚鲁迅写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作为声明。后来鲁迅了解到，这位学生真名杨鄂生，确实精神不正常，正在发病时。鲁迅听后非常抱憾，因而又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两则予以澄清。三天后，鲁迅还得到过真正的杨树达即杨遇夫的来信，信的内容不得而知，或许与这事有关。但无论如何，这件事对鲁迅的影响是加重了“多疑”的倾向。凡是突兀的、临时的、匆忙的人和事，都会加重鲁迅的多疑。
还有些时候，虽然既不是休息时间，也不是素不相识，甚至是经常见面的老朋友，在突然来访的情况下，虽然鲁迅也会接待，但是心里却未必舒服。例如1928年7月2日：“午赵景深、徐霞村突来索稿。”鲁迅没有拒绝接待，甚至也没有婉拒的意思，但在日记中记下了一笔，虽然没有指责、批评，可仔细玩味其措辞，一个“突”字还是很明显表露了不满之意的。
这种情况，一直到老也没有改变。1936年8月29日有“上午得自称雷宁者信。”虽然没有更多的褒贬，但是“自称雷宁者”的提法就传达了这样几个信息：第一，鲁迅不认识他；第二，鲁迅也不相信他真叫雷宁，因为这姓名只是“自称”的。第三，鲁迅对这封信满腹怀疑。所以，虽然只是短短的九个字，却反映了鲁迅的交友观。越到后来，这种情况越多。鲁迅晚年碰到不速之客时，由于政治环境险恶，更多是拒绝见面，时常声称不在家。1930年1月9日：“午有杨姓者来，不见。”这人显然也是突兀来访，鲁迅连对方的姓名都没有记下来。
最令鲁迅气愤的是诗人林庚白的来访。林庚白是南社社员，曾经担任中国大学和俄文专修馆法学教授，众议院及非常国会秘书长，1929年时，他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12月24日鲁迅日记：“林庚白来，不见。”到26日，就有“晚林庚白来信谩骂。”这封谩骂信历经近八十年的沧桑，现在还完好地保存在鲁迅的收藏品里。我们不妨来见识见识：
鲁迅先生：
前天去看你，一半是因为我向来喜欢找生人闲谈，一半是我对于你有不少的怀疑，所以要谈谈。并非什么“慕名”，更说不上别的啊！可是你明明在家，却先要投个名片，结果是以不认识我的原因，推说上街了。真使我联想到吴稚晖自己对人家喊说“吴稚晖不在家”一样的高明！敬佩之余，得了一首旧体诗，写给你笑笑！末了我又感着四个疑问，一，鲁迅居然也会“挡驾”吗？二，鲁迅毕竟是段政府底下的教育部佥事不是？三，鲁迅或者是新式名士？因为名士不愿意随便见人，好象成了原则似的。四，象吴稚晖一流的鲁迅是否革命前途的障碍物；要得要不得？这几个疑问，请你来复吧！
讽鲁迅 有引
余初不识鲁迅，顾以夙喜无介诣人，又每疑鲁迅近于吴稚晖一流，造访果尔，诗以讽之，鲁迅其知返乎？
鲁迅文章久自雄，痴聋如许殆成翁？
婢知通谒先求刺，客待应声俨候虫。
毕竟犹存官长气，寻常只道幕僚风。
景云里畔飘檐滴，一笑先生技未穷！
鲁迅先生以为如何？婢字也许太唐突，说不定是妻，女，妾，随便用那一个字吧！
庚白
十二，二十六，上海
如果说，前面的内容还只是无聊，最后一句却是十足的“谩骂”了，难怪鲁迅不屑一顾。林庚白写了一封信，还不肯罢休，过了两天，又来一信，又写了一首诗：
刀笔儒酸浪得名，略谙日语果何成？
挟持译本欺年少，垄断书坊是学氓！
垂老终为吴蔡续，失官遂与段章争。
曾闻艺苑呈供状，醉眼镰锤梦亦惊。
这样的诗，未免太失格。林诗人虽然名闻诗坛，其为人格调却如此低下，难怪鲁迅的态度冷淡，令人想起鲁迅的名言，“最大的轻蔑是连眼珠也不转过去”！但当初林来访，鲁迅没有见他，恐怕还是因为是“不速之客”的缘故。看来鲁迅真要庆幸自己没有接见这个不速之客。不过鲁迅还是把这两首歪诗保存下来了，恐怕也是“立此存照”的意思吧。1933年，林庚白还给鲁迅来过一封信，鲁迅也没有回，而且连来信也没有保留。我们有理由相信，鲁迅对他的胡搅蛮缠，已经轻蔑到觉得连“立此存照”的价值都没有了。
本文摘自《日记的鲁迅》，王锡荣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11月出版。
作者：王锡荣
编辑：朱自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