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以前，我就是我。
在野地里奔跑，身子弓成九十度地瞪着老式载重自行车，歪歪扭扭地第一次推着独轮土车，以及父亲恶狠狠的巴掌和母亲善意的叹息，都是那么实实在在。还有，像猴一样挤出教室的木栅栏窗子，几个小伙伴将老师辛勤栽种的、刚刚成熟的黄瓜洗劫一空，偷看后排那个高个子女同学，等等，仿佛就在眼前。
后来，我慢慢远离了我。
我成了一枚邮票，贴在信封的右上角，郑重地寄向远方。
更多的时候，故乡成了我信使的唯一的方向。我才知道，书写能有这么多的好处，能让你歪歪斜斜写出的一行行字迹，能让一个土得掉渣的乡下地名，成为你对邮递员的托付。而他，某个骑着绿色专用自行车的陌生的邮递员，总能将你的信札送达你指定的坐标。当然，不是送达你的家里，而是村头某处低矮的小卖铺的玻璃台面上。那玻璃台面总有着擦不去的油渍感和被利器打磨的模糊感，但在花花绿绿的商品成列的衬托下，它俨然村里的一个缩小的广场。我寄给家里的信札，就静静地躺在一堆略显凌乱的信札之间。父亲的名字，那么庄重地被村人提起，“你崽写信来啦，你崽写信来啦”。
那时，我总在信封上父亲的名字后面加上“大人”二字。听说许多人也是这么写的。
在漫漫的邮路旅程中，生活的喜怒哀乐、点点滴滴，都慢了好几个节拍。
二
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一张皱皱巴巴的车票。
长途汽车站是一个类似于菜市场的嘈杂场所。夹裹在一帮奔袭的人群中，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向购票窗口。那小小的票根，远胜小小的邮票，它能使我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抵达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地方——故乡。
等车，是坐立不安的仪式。长条木凳上是夸张的大包小包，男人抱着小孩尿尿在水泥地上划着优美的弧线，奶孩子的母亲则毫无顾忌地让孩子玩弄着乳头。厕所成了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尿槽大得像运河，浊黄的尿液浩浩荡荡。车站广播里响着似乎永远不会标准的南方普通话——那位女士的声音总能在恹恹欲睡中刺激我的神经，使我努力保持着一个游子应有的清醒和冲向长途汽车时应有的起跑速度。
在“进站上车”的声音第一时间响起，我就靠近了车门，但没有最快只有更快，车门口早已里三层外三层。在校园里练就的爬窗技术终于派上了用场，略施轻功，轻点双脚，跃上了窗沿，再一个泥鳅钻洞，钻进了车厢。
满车的汗臭和叫喊，则是颠簸中的悬念。
三
电话开始席卷我们的生活，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为了经常听到儿女们的声音，父亲砸锅卖铁也弄回了一台电话机。电线杆列队进村是村子里的大喜事，先是照明线，后是电话线。电线杆修长的身影在山野田畴间像挺拔的仪仗兵，而那细细的电线则像蓝天里的五线谱。父亲接电话的动作比较夸张，声音如雷贯耳，光是一个“喂——”字就拖腔拖调，仿佛要让整个村子都听见。
后来，将幼子丢在乡下成为留守儿童，那时才懂得电话的重要了。我在这端，儿子在那一端，电话成了亲情的纽带。小孩不解思乡苦，只在电话那端或嚷或笑或叫或闹，应付几句就喊“拜拜”。但对于远方的父母，这已是莫大的满足。
四
咬牙买下一部手机，曾是我平生最奢侈的物质消费之一。
那时，我不由自主地成了一串数字，成了夜空中的电波和概念。
父母打我手机时，总要想了又想、郑重其事，他们知道电波里的每一句话都是金钱，很贵。他们总是以发电报般的简洁唠叨着他们以为是大事的琐事，比如儿子吃几碗饭了、母鸡孵出几只小鸡了、竹笋长多高了。
那时，我的真实想法是，能随时听到儿子奶声奶气的叫唤。我甚至在晚上睡觉时将手机搁在枕头下面并保持开机状态，以致完全忽视了手机可能造成的严重辐射。
在众人鄙夷的愤怒声讨中，我最终还是弄了一个QQ，算是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此时，我已彻底蜕变为一个符号，蜕变为网上的一只飞蛾。
我知道，我已无法遏制我的脚步，我正在逐渐远离原来的我。
至于微信，也顺理成章地弄了一个，慢慢堕落为低头族。
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无数次的叩问和诘问，都无疾而终。那样深奥的哲学命题，总被俏皮的QQ表情和无所不能的段子弄得一笑而过。
生活到底是白开水还是烈性酒，到底是一地鸡毛还是一身慷慨，都无所谓。除了瞌睡，一切的烦恼，终究雨打风吹去。
五
我，有时是一个名字，有时是一个声音，有时是一个背影。
闹铃是真实的，床板是真实的，一个鲤鱼打挺跃起，是真实的。早上好，地球。
我打理好胡须，清洗好脸颊，装模作样地夹起包包，混进了真实的人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