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汉玉/文
一九三一年东北“九一八”事变，我当时任东北军张学良部独立第一旅第七九团第二营少校营长(旅长王以哲、旅附兼七九团团长何立中)，驻防沈阳北大营，日军自行炸毁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后，就马上进攻驻北大营的第一旅，我营是首先被攻击的，奉不抵抗命令退出了北大营，拱手让给日本侵略者，于是日军就得寸进尺地占领了沈阳，继而占领了东三省全部，致东北沦亡了十四年。因此，我把这次事变我所听到的和亲身经历的不抵抗实际情况写出来，做为史料的点滴补充。
左为中村
“九一八”的前夕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者借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到处向我寻衅，进我沈阳北大营内施行战斗演习，南满铁路线不准我武装部队通过。并决定九月十五日用武力向我驻沈阳部队进攻，企图侵略我整个东北。这些阴谋，不仅东北当局早有所知，而且已奉到蒋介石决不抵抗的指示，如驻沈阳城内的张学良卫队第六一团(团长刘多荃)在九月十五日前,既假演习为名全团开到沈阳西新民附近,避免于日军发生冲突。又第一旅旅长王以哲于九月初旬即召集该旅驻沈阳北大营的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会议，到会的有旅参谋长赵阵藩，各处主任，第十七团团长张士贤，中校团附黄万贵，第三十七团团长王铁汉，中校团附朱芝荣，第七十九团旅附兼团长何立中，中校团附王志军，以及各营营长等。这时旅长王以哲传达张学良的指示说：“日寇可能于本月十五日用武力向我寻衅，张副司令(指张学良)已奉蒋总司令的指示，如日军向我进攻时，绝对不准抵抗，免为借口。否则，因此发生事故，要负祸首责任。本旅如遭到日军攻击时要绝对服从命令不准抵抗，而撤离北大营。至于如何撤法大家发表意见。”讨论结果，决定是以营为单位自行撤到东二台子东北蔺家坟(在北大营的东北约五公里)集结，听命再做行动。
“九一八”之夜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二十二时许，我正在防地北大营营部与少校团附马德元闲谈，忽闻西南方向发生很大的爆炸声，继之又有炮声，炮弹落在北大营内爆炸。我即令各连官兵赶快起床领枪作准备。未几又闻西北方有枪声，同时接第三营营长朱辉的电话说：“日寇已由北大营的西北角攻进我大营院内，现已接近我营的北门。(北大营营房是每一个营有一个独立的营院)我忙令第八连连长董宝轩率全连在营院内四周警戒，其余各连到营院中集结。这时接团部中校团附王志军的电话：“要绝对遵守命令，无论敌人怎样攻击，绝对不准还一枪，可按预定计划撤退。”我又将这命令传达于各连。
约于二十二时半，敌已通过我第三营院中到达我营的北门(第三营已撤出)，用步枪和掷弹筒向我营院射击。我即率全营由营南门撤出，到大营的南卡子门内，用南卡门电话向团部联络，团部电话不通，又向旅部联络，接旅上校参谋长赵镇藩的电话说：“日寇不仅由西北面攻击第七十九团，而且现在已由东北方进攻我第三十七团，看来不是小的扰乱，而是大规模的进攻。你可按照原计划，不准还击免日寇借口。”同时敌人的枪炮声很猛烈，炮火的射程渐向东延伸。我才率部由南卡门撤出，到营南约三公里的老鸦堡子附近。
十九日一时许，北大营内的枪声沉寂，并闻有日军在大营周围的喊叫声，同时枪炮声也向东移。我判断敌已将北大营全部占领，我们没有回去的希望，才又率部队到东山嘴子(在沈阳城东北约五公里)东北讲武堂附近，用电话向旅部联络已不通，又向沈阳城内联络，将旅长王以哲的电话接通，这时王以哲正在无线电台同北平张学良联络，我报告北大营受袭击的情况后，王以哲说：“我已用无线电请示了，张副司令指示奉蒋委员长的命令，无论日本对我如何攻击而我仍然绝对不准抵抗，因此你可先到东陵(我团的平射炮、迫击炮、机关枪、各特种连均驻此地)与本旅其他各部队联络。”
约五时许，我率部到东陵，又利用东陵的电话与城内旅长联络，我报告情况后，王以哲说：“日军已进城内，你赶快与本旅各部队联络，命令他们都把枪械交到东陵库房锁起，徒手撤离沈阳，与日寇远离，这样日寇就无法借口诬赖我们打他了。”我接电话后，即联络本旅各部队，这时到东陵附近的约有六、七个营，并三个团部和旅部。于八时许都联络上了。当即由旅参谋长赵镇藩召集会议，到会的有旅部参谋处主任朱惠荣、各团团长和中校团附及有我在内的六、七个营长。经我传达了旅长电话命令后，大家开始讨论，首先是收枪问题，大家一致认为旅长让我们收枪，是怕我们拿枪和日军抵抗违背中央的意志，但是我们军人不能离开武器，虽然暂时不打，将来总会打的，那时没有武器用什么打呢？并且这些徒手部队走到哪里连饭都吃不上了。议决，还是携带武器，保证不打就是了。其次是向哪里撤退的问题？有的认为南满沿线日军已数里一个帐篷分兵把守，并且还通了高压电流，不能通过南满线向西撤退，那末只有向东北山里地区撤退，暂时躲避。我主张东北山里是一个死角，不能与关内联络，如被日军围剿，孤立无援，不如通过南满线向西撤退为佳，至于南满线日军分兵把守，也不会全线都是这样，它也没有这么多的兵。如说日军在铁路上通有高压电流，阻挡我们通过，为什么火车还在通行呢？但讨论结果多数恐怕南满线不好通过，最重要还是怕同日军冲突，那就违背上级的意图了。遂决定向东北山里撤退。于明天(二十日)各部队到灰山(在东陵北约四十华里)迤东地区集结，遂散会，各自行动。
不抵抗的窜逃
九月十九日，我营撤到灰山附近，宿营时，得到我派去侦察南满线情况的士兵回来报告说，并没看见南满线有日军的帐篷，横过铁路的道口也没有日兵把守，并且有人自由通过。我即集合全营官兵开会，研究本营撤退的方向，是向东山里撤，还是通过铁道向西撤？研究结果，全营一致认为既然铁路好过，还是西撤是活路。遂决定于夜间通过南满线西撤。
当日二十时许，接到团部传来笔记通知说，旅长王以哲也由沈阳城来到旅部，召集各团长、营长即时到旅部会议。到旅部开会时，参加的有旅长王以哲、参谋长赵镇藩，旅部各处主任和三个团长，营长连我只有五个(因有一个营在别处担任警卫不在北大营，有三个营未遵守东陵会议决定，未在灰山集结，他们向东北山里先跑了)。旅长说：“沈阳城已完全被日军占领，本旅今后行动如何？大家发表意见。多数人认为向东北山里撤退是死路，不能向关内联络，向西撤退而南满线又不好通过。这时我就把我派人侦察结果报告出来。大家认为既是这样就可向西撤，旅长也同意。但后来因为三个营已自行先向东北山里走了，如不管他们，就少了差不多一半的兵力。于是决定还是暂向东北撤退，把三个营赶上再说，遂散会。因此我营就不能单独行动过铁道西撤了。于是赶了两天到鸡冠山大甸子，才赶上这三个营。这时因为离南满线远了，情况恐有变化，不好通过，遂更改计划，到清源县乘沈吉铁路火车绕道吉林再行西撤，好与关内联络，以免通过南满线同日军发生冲突。
二十二日全旅到达清源车站，乘沈吉路火车于当晚到达海龙县山城镇。这时旅长会见了驻在该镇的东边镇守使于藏山。当时于藏出的意见为了保持东山地区民众的安全，不遭战争的危害，要我们第一旅远远离开，免得日军来找麻烦。只好又用电话向吉林方面联络，说明第一旅绕道吉林向西撤退，接吉林省军署参谋长熙洽的电话说：“日本正在和我们交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如果你们第一旅来吉林恐惹起日本的误会，你们不必来此。”
这时首先被于藏山拒绝留在东北山里，又被熙洽拒绝开进吉林，王以哲进退两难。问谁有吉林省地图或谁知道吉林城是在松花江的那岸？因为我有一份分省地图，于是我拿地图到旅长的车上(这时部队均未下车，先头部队第十七团乘火车已到梅河口)。见有旅长和参谋长及各处主任和七十九团中校团附王志军，少校团附高福源(因十七团和三十七团均不在山城镇)都在车上，大家看见了地图，了解到吉林城是在松花江的西岸，火车不经过松花江可直达吉林省城。此时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熙洽既然拒绝，我们去也是麻烦，恐不能得到协助，还怕发生误会，有的说我们在此地暂避一下再说。这时我说：“这两方面都不愿意我们靠近他们，恐日本来找麻烦而受牵连。若是在此地或去吉林都没有什么好处，还是不如横过南满线向关内联系是比较稳当。至于南满线是否好通过，因为我已派人侦察过，是好通过的。并且我是沈阳北的当地人，地形熟悉，如果横过南满线，我愿作先头部队的响导。大家研究了好久，最后旅长决定横过南满线向西撤退。旅部人员愿随各团行动也可，愿换便衣乘火车绕道吉林到锦州集合也可，各团各自行动，通过南满线到锦州集合。于是旅长率旅部大部人员换便衣乘火车绕道吉林撤退锦州。三个团即单独行动。各团先后由南杂木车站下车，于是二十四日我第七十九团在懿路街(沈阳城北六十华里)迤东地区集结，并派出侦察人员先到南满线侦察。
二十四日十九时开始行动，由我营为先导，经过懿路街由铁岭南新台子和新城子两车站中间于二十五日早一时全团通过了南满铁路线。当时日军并没有发觉。其他第三十七团和第十七团也分别于二十四日和二十五日两夜间横过了铁路。但当第十七团通过时因为迟了一天(这团是由梅河口最后到南杂木下车的，因而迟了一天)，曾受日军的拦截，稍受损失。各团自通过南满线后，每天受日军飞机十余架轮流不断地空袭，但因有庄稼隐蔽尚无多大的损失。遂于二十七日分别到障武，搭打通铁路火车经打虎山到锦州，与旅长王以哲取得联系。旅长命第七十九团继续乘火车开到察哈尔的怀本县驻防。旅部及其他两个团均驻昌平和清河镇等地。就这样的不抵抗将祖国东北大好河山拱手让给了日本侵略者。这就是蒋介石幻想消灭共产党的所谓“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对日军侵略东北采取了不抵抗主义，东北当局张学良和我第一旅的官兵，也不明大义盲目地听从蒋介石的卖国乱命的结果。
国际联盟的调查
东三省失掉后，蒋介石为了掩饰他的卖国罪行，缓和国人的指责，把日军侵我东北的事件控诉于国际联盟。国联派了个李顿调查团前来我国实地调查。该团在北平找第一旅的人谈话。旅部派参谋长赵镇藩和我两个人到北京饭店与李顿谈话。他询问“九一八”当时的情况，我们两人将当时的实况——什么时候日本自己炸毁柳条沟附近的南满铁路，什么时候开始由什么地方进攻我北大营，我们怎样奉命未放一枪而退出，一直到后来始终也未与日军抵抗过，都是日本有计划地侵占我东北等等，作了详细的陈述。由李顿问话中知道他是注意在南满铁路破坏的时间和日本进攻北大营的时间，好证明这铁路究竟是谁破坏的？这时，我将当时的情况作了具体说明：“破坏铁路的爆炸声，同开始进攻北大营的枪炮声相隔不到十分钟。如果说日本因我破坏他的南满铁路后，因此才进攻北大营，而攻击时间绝对不会有这么快，只十分钟的时间军队就能派出而进攻吗？可想而知，这纯是日本的抵赖，他们是预先准备好的，一面自行破坏铁路作为诬赖的借口，同时，又进攻北大营的我军。可是他们未想到这两个行动同时进行，而同他的借口就自相矛盾了。这是铁一般的证据。”我说完后，他没有作任何表示，这次谈话就这样结束了。
后来李顿(英国人)调查后报告了国际联盟，结果，不是日本侵略者退还中国的领土，而是他们承认了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已造成的事实。这说明了帝国主义者都是一个鼻孔出气的，也说明了国联完全是为帝国主义的利益服务的。
一九六二年十月十八日
《陕西文史资料》（第十八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