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6年冬季上的小学，到1977年7月高中毕业，上了6年半小学、2年初中、2年高中，共读了差不多11年书。
而且说来也巧，这11年读书期间，全部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即我上了小学，“文革”已经开始，到我中学毕业的时候，“文革”也结束了。
1966年12月，我清楚的记得刚刚下了大雪，我来到“城关中心小学”报到，当天新入学小学生很多，学校到处乱哄哄的。
那时候跟本没有家长陪着，小学生们来到学校，感觉一切都是新鲜的，就到处跑，到处看。
后来，在老师们的组织下，在学校的操场上集合起来。当时应该是校长站在台上读名字，开始分班，小学生们就按着名字排在一起，跟着自己的班主任老师回到教室。
新生一共4个班，我被分在了一年二班。班主任老师是个中年女士，稍胖，她自我介绍说姓任，大家就喊我任老任！
任老师随后提了一些要求之类的，就开始发新书了，就这样，我的小学生时期开始了。
转眼到了1967年秋季，学校又招生了两个班的学生，而我们四个一年班并没有升入二年级，虽然多读了半年书，仍是一年级，被称为“老一年”，而新入学的二个班被称为“新一年”。
1968年秋季，我们的“老一年”和“新一年”一起升入了二年级。
这一年，学校的老师们开始“集体学习”去了，应该是“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去了，后来有的老师被打倒了，不再给学生上课了，有些老师我们看不到了。
这时候，就由学校高年级的学生领着我们上课，但学的不是课本，而是人手一册的“*语录”和“老三篇”。
学校里开始给老师写“大字报”，贴得到处都是，但我们低年级学生不会写，就有人组织我们去看。
后来，学习的教材也改革了，好象是一些县里编的“乡土教材”。
1969年秋季，我们升入小学三年级，大部分老师又都回到了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也慢慢恢复起来。
1970年秋季开学，我们四年级了，学校召开了全校运动会。这是我上学以来第一次参加运动会，竞然意外的获得了“四年级组”的200米第一名和100米第2名，还得到了奖品。
1972年夏季，我们就要小学毕业了，即将升入初中。
这一年“小升初”是要考试的，考不好是升不了初中的。学校非常重视，组织我们毕业班的学生上晚自习，老师们也不辞辛苦的整天领着我们上课复习。
我现在回忆起来，似乎我的小学全部知识，都是在这一年获得的。我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初中。
1973年秋季，我升入县第一初级中学，并担任一年一班的学习委员。
记得正规的学习开始不久，学校就组织开展了“学黄帅，反潮流”，批判“师道尊严”活动。后来还批判什么“教育回潮”等。
1974年，我们初中二年级了。又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学习小荆庄，开展赛诗会”等活动，学校也经常组织学生去工厂、农村、军营，参加一些学工、学农、学军活动，还有“忆苦思甜”、参观“阶级教育展览”等等活动。
那时县里正规高中撤消了，中学称为“初中带帽”，初中和高中都是两年制，与五年小学制一起，叫做“九年一贯制”。
1975年，我考入高中，我们班只有一半学生考上了，其余的就初中毕业了，他们大部分开始“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
高中这两年，都是提倡“开门办事”，参加劳动是经常的事。学校还组织成立了“木工班”、“瓦工班”、“机电班”、“机床班”等，有的学生进工厂学习去了，就不上文化课了。
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考大学一说，都是“推荐”上大学，被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所以，对我们来说，学不学习、学习好与坏不是太重要，就想着毕业能有一门好技术、有个好工作就是最理想的了。
1976年，我们中学生和全国人民一样，经历了三大伟人逝世的极其悲痛过程。
不久，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传到了县城。我们也在学校的组织下开展了揭批四人帮活动。
1977年7月，我毕业了，我的11年学习生涯结束，下乡进了“青年点”，开始走入社会。
